[ 陳光中 ]——(2000-12-19) / 已閱28687次
堅持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立足國情與借鑒外國相結
陳光中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我國１９７９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正。這次修正使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朝科學化、民主化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成為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發展的新的里程碑，并得到了國內外的普遍好評。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定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作為一名參與了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全過程的學者，筆者擬就修改工作中涉及的幾個帶有一般經驗性的問題，談一下個人的體會，以期對我國刑事法律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點滴有益經驗，并有助于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的貫徹實施。
一、堅持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的指導思想
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是刑事訴訟目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違背刑事訴訟法的根本宗旨。
犯罪是一種對國家和社會危害最大的違法行為，它侵犯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權利，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安全，破壞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嚴重損害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有罪不究，有罪不罰，任憑罪犯猖狂，禍國殃民，必將使民無寧日，國無安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可能順利進行。為了有效地追究犯罪，懲罰犯罪，國家不僅要制定刑事實體法——刑法，對定罪量刑作出明確規定；而且必須制定刑事程序法——刑事訴訟法，為如何追究犯罪、懲治犯罪設置專門的機構，規定活動的原則和具體的程式步驟，以保證正確而有效地懲治犯罪。正因為如此，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在開宗明義第１條中規定：“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在當前社會治安形勢還比較嚴峻的情況下，如何保證有力地打擊犯罪，這是修改刑事訴訟法所十分關注的問題。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采取一系列舉措進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機制，強化了打擊犯罪的力度。主要有：１．新規定，對公安機關應立案而不立案的，人民檢察院有權通知公安機關應當立案（第８７條）。２．擴大了拘留對象的范圍，而把原第４１條第６項即“身份不明有流竄作案重大嫌疑的”改為第６１條第６、７項即“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重大嫌疑的。”而且對于后三種人，拘留期限可以延長至３０日（第６９條）。３．放寬了逮捕條件、羈押期限，將逮捕條件中“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改為“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６０條）。新規定的羈押期限較原規定放寬之處有四：一是將規定包括拘留期限的偵查羈押期限，改為僅指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拘留期限另算（第１２４條），這一條增加了１０—１４天的羈押期。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第１２８條）。三是，對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經批準可延二個月（１２７條）。四是，對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刑訴法延長期屆滿仍不能偵查終結的，經批準仍可延長二個月（１２８條）。４．擴大自訴案件范圍，加強被害人追訴犯罪的權利。根據修正后的刑訴法第１７０條規定，自訴案件不僅包括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還包括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而且第１４４條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被害人可以不經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以上規定不僅加強了對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的制約，而且有力地強化了對犯罪的追訴，對防漏防縱起重要作用。
但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還必須認真考慮，如何加強對公民人權的保障。因為刑事訴訟法不僅是追究犯罪的有力工具，而且還是保障公民人權、抑止國家濫用刑罰權的重要法寶。公民的人身、財產乃至生命等權利除了要受到犯罪行為的侵犯以外，也可能因為國家權力的濫用而遭受損害。因此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內涵十分豐富，它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對犯罪人的及時懲處，保護一般公民的人身、財產、生命等合法權利，使其不受犯罪行為的侵犯；二是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三是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在內的所有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得到充分行使；四是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懲罰，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實準確、定罪正確、量刑適當。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從根本上說是完全一致，沒有矛盾的。但在具體運作中有時會發生直接的沖突，因此對這兩者應加以協調，使之最終統一于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達到刑事訴訟的最佳社會效果。
這里有必要指出，訴訟程序上的人權保障，即西方所說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保證實體處理的正確性，而且具有獨立的內在價值。馬克思早就說過，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內部生命的表現”。［①］程序法的自身價值就在于體現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民主、法治，給訴訟參與者及有關的人以公正、人權、法治的感受和教育。例如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不僅會造成冤假錯案，而且給人以野蠻、落后、殘暴的感受，并通過司法這個窗口對社會公正發生懷疑，對現實社會失去信心，甚至產生對抗。因此，一個案件，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便實體結果是正確的，也不會真正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至少不會產生最佳的社會效果，因為正效應被負效應全部或部分抵消了。
這次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促進民主、保障人權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加強人權保障成為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一項突出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１．確立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不得定罪的原則（第１２條），受刑事追訴者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定以前，不能認為是有罪的人；而只具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這為對其訴訟權利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２．取消了收容審查這種缺少監督制約機制、容易侵犯人權的行政強制手段，把其中與犯罪作斗爭所需要的內容納入法定的拘留、逮捕軌道上來。３．允許律師、辯護人提前參加訴訟。根據修正后的刑訴法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即有權委托辯護人。這樣就使律師、辯護人參與刑事訴訟的時間大大提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能得到切實的保障。４．改革審判方式，公訴人有舉證責任，調動控辯雙方的積極性，這有助于保證實現司法公正，有利于人權的保障。５．確立“疑罪從無”的規則。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法院在開庭審理后，如果認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或應當作出無罪判決。這是人權保障上的重大進步。
是否有必要加強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對此問題的認識不盡一致，有人深存疑惑，害怕這樣做會削弱對犯罪的打擊力度。但是，筆者認為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結合我國國情適度加強人權保障，是形勢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首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上層建筑應當適應經濟基礎并為之服務，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１９７９年刑事訴訟法頒布時，改革開放尚未起步，計劃經濟尚未改制。十七年后的今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初步形成。市場經濟是一種交換經濟或契約經濟，它正常運轉的前提是市場經濟主體——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使其無后顧之憂地積極投入市場競爭。修正后的刑訴法加強人權保障，使公民權利在刑事訴訟中盡量不受或少受專門機關的非法侵犯，這是與提高市場經濟主體地位、加強公民主體的觀念相適應的。
其次，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要求。依法治國，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這是黨中央確定的重要方針，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現代法治社會要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均納入法律的軌道，接受法律的規范。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益的關系上要求國家對公民權益的任何剝奪均應具備正當的法律根據和法律程序，在刑事訴訟中則要求從程序上賦予被追訴者與國家追訴機構相抗衡的能力和機會，使其有效抵御國家權力的非法侵犯。正因為如此，美國的一位大法官說，“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②］修正后的我國刑訴法通過擴大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的權利保障，以防止國家專門機構在追訴、懲治犯罪活動中濫用權力。這顯然符合現代法治原則，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所必須的。
再次，是進行國際人權斗爭的需要。近幾年來，少數西方國家推行所謂的“人權外交”，以人權狀況為由對我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內政橫加干涉。在這場國際人權斗爭中，我們一方面應當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客觀而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在保障公民人權特別是刑事人權保障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決的問題。１９９１年我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即指出，中國雖然在維護和促進人權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著有待完善的地方；繼續促進人權的發展，努力達到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所要求的實現充分人權的崇高目標，仍是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實務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有時還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對于刑事司法人權方面的不足和問題，如果不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加以糾正和改變，那么它們很可能繼續成為少數國家攻擊我國人權狀況的借口或“憑證”，使我國在國際人權斗爭處于被動的境地。修正后的我國刑訴法系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刑事司法人權保障，解決了不少長期阻礙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進一步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問題。這種改革得到了國際有識之士的贊譽，有利于我國在國際人權斗爭中掌握主動權。
二、堅持立足中國國情，借鑒外國有益經驗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當今的中國也越來越開放。法制建設包括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當與之相適應。西方國家的法制除了反映資本主義本質以外，還有不少內容反映了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動的共同規律，對此應當認真加以借鑒和吸收。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中表明，中國封建刑事司法制度向現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轉變，是從清末改制開始，并經過借鑒、移植外國刑事司法制度，主要是德、法、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刑事司法制度而完成的。１９７９年刑事訴訟法的制定，也吸收和借鑒一些外國的制度和經驗。從“二戰”結束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世界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刑事訴訟制度方面有不少變革和發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訴訟活動的一般規律和近期發展趨向。這些規律和趨向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
借鑒和吸收外國的有益經驗，還應當包括采納一些國際公認的刑事司法標準。我國近年來參加了一些與刑事司法有關的國際會議，有的國際會議通過的國際公約和文件得到了我們的確認或為全國人大所批準。如聯合國大會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公約》，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９日通過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準則》（北京規則）等等。按照國際慣例，一國通過簽字、批準、加入或接受等方式締結、參加的國際條約對該國具有法律約束力，條約一旦生效，在該國就具有執行力；該國的法律如果與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發生沖突，應當優先適用該國際條約的規定，但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有鑒于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注意到了與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相協調，并注意吸收那些國際公約所規定并為各國普遍確認的刑事司法最低標準，例如司法獨立、被追訴者在任何法治階段有權請律師、有罪的證明標準等。
但是，一國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充分考慮到本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狀況，尤其要適當注意本國長期形成的法律傳統及社會公眾的承受力和適應力。即使是對外國法的必要移植和吸收，也必須同本國國情相結合，否則，一個國家即使從外國移植過來一些所謂“優秀”的法律制度或程序，也難以使其得到切實的貫徹和實施。在這方面，不少國家的刑事司法改革都有過深刻的經驗和教訓。
立足本國國情與借鑒外國經驗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這次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注意對這兩個方面加以結合，并以解決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為出發點。對一些不適合我國國情的外國制度和作法即便是好的，也暫不予吸收和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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