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敏 ]——(2021-11-25) / 已閱5255次
淺談“綠色原則”在海商法領域的適用
福建建達律師事務所 林敏
[內容提要]：2021年元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首次以法典的形式確立了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綠色原則”。我國在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同時，也必然給海洋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如何預防和降低海上運輸過程中船舶等可能給海洋環境帶來的污染損害的風險，實現綠色航運，把“綠色原則”引入調整海上運輸關系和船舶關系的海商法領域，顯得尤為必要。本文首先介紹了現有的海商法領域中關于體現綠色原則的相關規定，其次，從三個方面闡述了“綠色原則”對我國正在修訂中的《海商法》的影響及建議。最后，在本文的結語部分，基于“綠色原則”，提出了有進一步探討空間的對《海商法》修訂的一些想法。
關鍵詞：綠色原則 海商法領域 適用
隨著社會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國已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治理體系中越來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全球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資源過度開發利用造成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我國也不例外。黨中央、國務院充分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以期扭轉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如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2015年10月，增強生態文明建設首度被寫入國家五年規劃，等等。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不僅關系著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而且關乎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事關“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2021年元月1日剛施行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九條，承繼了已失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九條的規定，即“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首次在民商事領域以法典的形式將環境與資源保護確立為基本原則之一，即所謂的“綠色原則”。同時，為了協調生態價值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在《民法典》的物權編、合同編中都有規定體現綠色原則的具體條款，特別是在侵權責任編中設專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更是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民事法律責任作了詳細規定。
一、我國海商法領域體現綠色原則的規定
船舶作為海洋運輸和從事其他航運經濟活動的工具，是造成海洋環境受損的主要污染源之一1 ，被戲稱為“流動的垃圾箱”。船舶污染主要是指船舶在海上航行、停泊港口、裝卸貨物的過程中對周圍海洋環境和大氣環境造成的污染，主要的污染物有三類：船舶垃圾、含油污水和生活污水。另外，船舶因意外原因如碰撞、擱淺、觸礁、爆炸或者火災等引起的海難事故，也會造成海洋環境的污染。如1976年“南洋”輪在汕尾附近海域與他船發生碰撞，導致8000噸貨油全部溢出的嚴重海洋污染事故；2018 年 “桑吉”輪與 “長峰水晶” 輪在我國專屬經濟區發生碰撞引起燃燒爆炸并最終沉沒，造成了“桑吉”輪載運的凝析油貨物和船用燃油污染海域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海商法》制訂之初，我國缺乏海事司法的實踐經驗，當時的起草工作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鑒于海商海事領域所具有的較強涉外性，必然要求規范該領域的法律規定與國際接軌，我國《海商法》作為調整海上運輸關系與船舶關系的一部基本法，同樣也不例外，在其起草過程中必定需要借鑒相關的國際公約。
“綠色原則”是我國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體現，同時符合當代航運法律的發展方向。當初在《海商法》起草過程中，也有考慮到環境保護對于航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性。 因此，《海商法》借鑒了《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所確立的針對船舶或船載貨物造成的環境損害威脅的特別補償制度。如《海商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救助方對構成環境污染損害危險的船舶或者船上貨物進行的救助，即使沒有取得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的效果，若救助方獲得的救助報酬少于可以得到的特別補償的，救助方有權從船舶所有人處獲得相當于救助費用的特別補償；若取得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效果的，救助方有權要求船舶所有人另行增加支付特別補償，增加的數額可以達到救助費用的百分之三十。海難救助的特別補償制度規定的“無效果，有報酬”，不同于傳統海難救助法所遵循的“無效果，無報酬”( no cure，no pay) 原則，體現了海洋環境保護的價值取向。
另外，《海商法》在海難救助這一章的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八條分別規定了救助方、被救助方在救助作業過程中應承擔的“以應有的謹慎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的義務，及在第一百八十條中將“救助方在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作為確定救助報酬所考慮的因素之一。這些條款同樣體現了保護海洋環境的價值理念。
此外，《海商法》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除載運2000噸以上的散裝貨油的船舶，持有有效的證書，證明已經進行油污損害民事責任保險或具有相應的財務保證的，對其造成的油污損害的賠償請求外，船舶在營運中因侵權行為產生的財產賠償請求（如因船舶運輸有毒有害物質造成的環境損害引發的財產賠償請求）具有船舶優先權，此規定有益于維護受海洋環境損害的被侵權人合法權益，在某種意義上也起到了保護海洋環境的作用。
除上所述，與《海商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也有體現“綠色原則”的相關規定。如《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國務院出臺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交通運輸部出臺的《舶污染海洋環境應急防備和應急處置管理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司法解釋《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審理海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等。這些有關海洋環境保護的規定，對于彌補《海商法》關于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及船舶污染損害賠償，特別是船舶油污損害賠償規定的不足和欠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有益補充作用。
二、“綠色原則”對我國正在修訂中的《海商法》的影響及建議
我國現行的《海商法》于1992年11月7日公布，自1993年7月1日施行至今已近三十年。在這近三十年期間，隨著改革開發的不斷推進，我國的社會狀況、經濟實力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經濟總量躍居世界前列。就如前所述，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帶來對于環境的不良影響。隨著我國對外貿易活動頻繁進行，特別是我國石油進口量的增長，參與國際海上運輸化學化工品等有毒有害物質的活動也日益增多，這都增加了海洋環境污染的風險。
當代海商法日益呈現服務海洋環境保護的趨勢，海洋環境安全也逐漸成為海商法的價值取向之一2。 在習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才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下，我國在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的同時，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也提到了戰略地位。在前述經濟大環境下，現行《海商法》在海洋環境保護方面的規定還有所欠缺。環境法專家呂忠梅教授曾強調“綠色原則是民法社會化的要求，對所有民事法律都適用”，當然作為民商事領域特別法的《海商法》也不應例外。我國《海商法》恰逢修訂之際，《民法典》中的綠色原則作為民商事領域中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應該對《海商法》的修訂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綠色原則引入《海商法》，將有望強化航運活動中對海洋環境的保護，就此提出以下幾點關于《海商法》修訂的建議：
（一） 將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確立為《海商法》的立法目的之一；
《海商法》雖然是源自航運貿易習慣而產生，其是區別于一般民商事法律的特別法，但仍然有很多海商法理論問題需要從民商事一般法中汲取養分，例如物權關系、合同關系及侵權責任等。特別是作為民商事基本法的《民法典》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同樣也應適用于《海商法》。就此，建議《海商法》修訂時將體現綠色原則的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確立為立法目的之一。即，將規定立法目的的第一條修改為“為了調整海上運輸關系、船舶關系，維護當事人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海上運輸和經濟貿易的發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制定本法。”以將海洋生態文明的價值理念融入到《海商法》具體制度的構建之中。
（二） 增設“船舶污染損害賠償”一章，將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的損害賠償納入調整范圍；
現行的《海商法》缺失系統的船舶污染損害賠償制度，雖有些零散規定，但比較原則、
可操作性不強，而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畢竟僅在司法解釋的層面，不僅不夠具體完善，且有些規定與那些零散的規定存在分歧，造成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混亂。因此，在《海商法》中增設“船舶污染損害賠償”一章，不僅有利于船舶污染損害賠償制度的體系化，統一司法領域的裁判尺度，而且體現了綠色原則。
此前的《海商法（修訂征求意見稿）》中增設了第十三章“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但不知立法者基于哪方面的考慮，目前的 《海商法（修改送審稿）》中將原增設的“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一章改為“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從章名也可以看出，該章規定的船舶污染損害僅包括船載持久性油類污染損害、船用燃油污染損害，而不涉及船舶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損害。
《海商法》具有較強的涉外性，其修訂需要不斷借鑒吸收國際公約、國際慣例、外國法律的相關內容。國際上關于船舶污染損害責任的三個公約：《1992 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2001 年國際船舶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以及 《2010 年國際海上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損害責任和賠償公約》（尚未生效），分別適用于船載持久性油類損害賠償、船用燃油損害賠償、船舶運輸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損害賠償。上述三個公約再加上《1992年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國際公約》，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船舶污染損害賠償制度體系。此次《海商法》的修訂，若將船舶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損害賠償排除在外，不僅造成船舶污染損害賠償制度體系的不完整，也不利于預防和遏制有毒有害物質的運輸對于海洋環境的影響。因此，建議將船舶運輸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損害賠償納入，恢復原《海商法（修訂征求意見稿）》中增設的“船舶污染損害賠償責任”，以更全面地體現綠色原則，維護海洋環境權益。
（三） 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及“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中增加規定合同雙方應盡的海洋環境保護義務；
航運過程中造成的海洋環境受污染，常常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履
行過程中合同一方或雙方履行合同不當有關。如承運人在駕駛船舶過程中沒有盡到足夠的謹慎義務，造成船舶與他船船舶碰撞或與海上設施觸碰，導致燃油或貨油泄露，海洋環境由此受損；又如貨物所有人沒有將托運的有毒有害物質包裝妥當，造成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海洋環境等。因此，有必要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中增加規定承運人、貨物所有人、旅客與海洋環境保護有關的義務和責任。對于承運人，如規定承運可能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損害的貨物時，其負有提供符合此種貨物適載要求的船艙、載運此種貨物的船舶，并應當在具有相應安全裝卸和污染物處理能力的碼頭、堆場進行裝卸作業等；對于貨物所有人，可以規定托運有毒有害貨物，應當確保貨物的包裝與標志等符合有關安全和防治污染的規定等；對于海上旅客運輸合同的旅客，可以規定禁止其在郵輪上向海體傾倒或丟棄生活垃圾等。這些具體責任的規定，落實到具體的責任人，有助于避免海上貨物運輸、海上旅客運輸過程中海洋環境受損，更好地體現綠色原則在海商法領域的適用。
結語：
“綠色原則”是我國海洋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體現，同時順應了當代航運法的發展。全球都已意識到只有海洋環境受到保護，航運業才能健康發展下去，就此一些國際航運組織開始采取一些有利于海洋生態健康的措施。如2016年10月26日，在倫敦召開的海上環境保護委員會第70屆會議（MEPC70），通過了2020年元月1日開始在全球海域實行船舶燃油硫含量不超過0.5%m/m的決議，即國際海事組織（IMO）的“限硫令”。我國現行《海商法》雖然在海難救助領域等規定了有利于海洋環境保護的條款，但“綠色原則”適用的范圍有限。正值《海商法》修訂之際，如何利用此次修訂的契機，使“綠色原則”在《海商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需要學界、法律實務界、航運實務界認真思考。除了筆者文中所提的建議外，還可以考慮將國際航運組織對于海洋環境保護的要求，如前述的“限硫令”，也體現在將來修訂的《海商法》中。另外，是否有必要提高船舶污染損害責任人的賠償責任限額，是否有必要借鑒《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條關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在海商法領域中引入污染海洋環境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及其可行性，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希望本文基于“綠色原則”的一些建議和想法，能夠對《海商法》的修訂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更好地實現航運業的綠色健康發展。
[注釋和參考文獻]
1、 胡正良、孫思琪:《論〈民法總則〉對〈海商法〉修改之影響》，載 《中國海商法研究》
2018 年第 1 期，第 7 頁。
2、胡正良、韓立新:《海事法》( 第 3 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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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國棟：《綠色民法典草案》，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6、梁慧星：《民法總論(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7、孫思琪：《論 <民法總則>對于海商法之影響》，《中國海商法研究會2017年年會》，2017年10月1日。
8、王淑梅、侯偉：《關于<海商法>修改的幾點意見》，《中國海商法研究》，2017年7月30日。
[作者簡介及聯系方式]
林敏，女，福建建達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廈門大學法學碩士，具有專利代理師資格，中國海商法協會會員，已入全國律協涉外律師領軍人才庫、福建省涉外律師人才庫，被福建省司法廳、福建省律師協會及福建省貿促會聘為福建省涉外商事法律服務專家，福州市律師協會海事、交通與保險專業委員會委員，擅長民商事領域，特別專注于外貿海商、知識產權、公司事務，聯系電話：18650055629， E-mail地址：731360774@qq.com, 聯系地址：福州市鼓樓區營跡路69號恒力創富中心西塔10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