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朝暉 ]——(2004-8-26) / 已閱58046次
法學不是經濟學，其追求的目標也不同：法學更關注正義，經濟學更關注效益。但是法學離不開經濟學，效益也是公認的法律價值形式和價值目標之一，如果法律的追求是極為不經濟的，很難說它是正義的，至少沒有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當然，以多數人的利益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也是非正義的，參見羅爾斯《正義論》）。相反，如果采取一定的妥協和讓步而實現更大的利益，在一定限度內，也無違正義的初衷。部分史家對曾被認為是屈辱條約的“潭淵之盟”(在歷史上，潭淵之盟后，宋遼兩國之間維持了百多年的和平。)予以積極評價，其原因就在于此。共產主義的革命導師之一列寧先生也力主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并解釋說：“爭取解放的偉大的美國革命人民就曾經同當時在美洲、在美國人民家門口擁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國帝國主義強盜們達成協議。美國人民同這些強盜結成聯盟，擊敗了英國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個識文斷字的人……竟敢公開責備美國人民，說他們違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則呢？”（列寧．《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歷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于：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于大舉反攻、得到最后勝利？議和停戰只是策略，決不等于投降。（金庸．《袁崇煥評傳》．）在軍事實力上不及對方時，暫時妥協無違正義；在因體力和其他情況的限制無力與暴徒對抗時，殊死搏斗也并非是唯一正義之舉。列寧指出：“當暴徒把手槍對準我們的太陽穴時，我們說：請把武器和金錢拿去吧，我們以后再用別的方法同你們算帳。” （列寧．《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這位革命導師似乎預見到他的徒子徒孫可能歪曲他的思想而做出了如此明確的指示，可惜姚麗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行事卻被開除黨籍，理由是“未能與歹徒進行殊死搏斗，喪失了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本文作者作為黨外人士，都熟知列寧先生的這段論述，而建設銀行大慶分行黨委卻公然以實際行動反對列寧先生及其主義，自取反黨反人類之咎戾！難道還有資格憑籍“共產黨”的盛名空談誤國乎？
小學生都知道要先搶救自家的電腦，然后再給學校買一臺電視機；作為普通儲蓄員的姚麗也知道先把錢給歹徒，然后再用自己的錢彌補銀行的損失（盡管從法律上而言她完全沒有這項義務）。那么具有更高理論修養和決策能力的行長們難道卻不明白這個道理，而片面強調集體利益至上？不是他們不會計算利弊得失，而是他們太懂得計算——他們計較的是自己的得失，而把國家和他人的利益置之腦后！這些把個人利益發揮到極致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拿雞毛當令箭，扯虎皮作大旗的初衷，是以集體主義這個無可厚非的幌子，號召大家多多犧牲個人利益，盡管其結果是集體利益也沒有增加，但并非損人而不利己，他本人卻大可從中漁利。
本文作者曾收到石獅市某君發來之號召為廣大貧苦勞動人民捐款的倡議書，而后又收到該市公安局指明該君系行騙之徒，要求本文作者提供證據的函件。想必該君已被繩之以法，似也罪有應得。但更多位高權重者，也在以高尚的名頭振臂高呼，事實上卻在滿足自己的貪念和野心。比如姚麗案中的中國建設銀行大慶分行行長楊日新等一班人等，要求員工與“犯罪分子進行殊死斗爭，不惜一切保護好國家資產和財產安全，”其用意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成全自己領導有方的美名。男權主導的封建社會對女子強調“生死事小，失節事大”，一座座貞節牌坊，堆積了多少女子的血淚，卻成全了男子的虛榮；強權主導的病態社會，也在對人民強調“個人事小，集體事大”，一篇篇光輝榜樣的累牘報道，葬送了多少小民的生命，卻成全了官員的治理。封建貞操觀的基礎是男尊女卑，而如今的操守理論后面隱藏的是官尊民卑；封建社會是“君叫臣死”，臣還要“謝主隆恩”，如今是領導要塑造英雄，英雄母親們還要出來感謝“領導的培養”。由此觀之，“不惜一切保護好國家資產和財產安全”不是什么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英雄主義，只是封建流毒的另一種表達。姚父在法庭上有一句被媒體廣泛引用的話，“為什么劫匪能給姚麗一條生路，而你們不能”。我們延傳千年的“吃人的禮教”之本質一覽而無余。既然是封建流毒，當然也要和封建等級特權緊密結合，所以“崇高”這面大旗不是普通小民可以祭起的。比如石獅那位騙子先生一開始行動就被我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而楊日新等竊國大盜還在樂此不疲的大行其道，之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者也。
法律懲罰見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也不乏其例。比如《法國刑法典》第223——6條規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動阻止侵害他人人身的重罪或輕罪發生，且這樣做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并無危險，而故意放棄采取此種阻止行動者，處5年監禁并科50萬法郎罰金。《西班牙刑法典》（1971）第338——1條規定：任何人，如果由于其介入可以阻止侵犯他人生命的犯罪或對他人尊嚴、貞操、安全的重大傷害，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并不造成危險，而不及時介入者，應處以長期監禁并科以5千至1萬元罰金。中國舊律也有類似規定。唐律《捕亡律》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聞而不救助者”，杖九十。“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
由是觀之，雖外國立法和中國舊律均有與犯罪分子進行英勇斗爭的要求，但并沒有“殊死斗爭”之謂，相反，往往規定了“這樣做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并無危險”之前提，或“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的例外。建行大慶市分行制定的《安全責任書》中冠冕堂皇地提出：“發生事故和案件時，全體員工要與犯罪分子作殊死斗爭，不惜一切保護好國家資產和財產安全，違者給以罰金、行政處分直至追究刑事責任”（資料來源于互聯網 “羊城晚報”：《姚麗該被雙開嗎？》一文）。建行大慶分行的負責人們沒有參考國內外相關的立法，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不需要考察立法的科學性，在其的思想觀念中，作為“領導”當然有權做出命令，職員也只有服從的可能，無論其依據何在或合理與否。這一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版本：“古典禮儀版”名曰“口含天憲，言出即法”，“現代流氓版”名曰：“老子就是法，法就是老子”。這是與身份制社會如影隨形的法律意識，比較起來似乎前者的偽善反而令人神往，至少還標榜對“善”的認同。
曾經有人把姚麗和11年前與歹徒搏斗的銀行女職員“二蘭”做比較，姚麗沒有對英雄“二蘭”之后獲得的榮耀感到羨慕，只是說：“也許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我當時的處理已經竭盡全力了，那種情況搏斗也是徒勞。”被安排到北京工作的潘星蘭在遇到同樣的問題時回答：“每個人的觀念不一樣，我覺得她那么做有她的道理，但是我的原則依然是：人在，錢在。我也有我的道理。”（資料來源于互聯網“美亞新聞中心”鐘鷺．《姚麗：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個人可以為信念，為理想采取一種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態度，但從社會、國家制度看，卻不能不以保障其社會成員的生命，維護他們正常的生存為其最優先的取向，除非出于保障更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例外考慮。從立法上而言，只能確立對“甘灑熱血寫春秋”的獎勵制度，卻不能確立對“緊急避險”的懲罰制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論語·憲問》）固然有重大的意義，卻沒有直接的作用，就意義與作用的取舍，法律應當為人們留下選擇的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非法學人士的民眾，對此事件的評述以壓倒性多數的意見支持了姚麗的做法。與此事件遙相呼應的是：2003年北京市教育局對一項實施了15年之久的《中、小學生守則》做了重新修訂，刪除了鼓勵中小學生“敢于斗爭”的內容，原有的遇到壞人壞事“敢于斗爭”和“見義勇為”等字樣被代之以“主動報告”、“遇有侵害，善于斗爭”，學會“自救自護”等內容。國人法律意識的提升是20年思想解放的無形成果，值得欣喜和欣慰，同時，這也是法治國憧憬和民族生機之所在。而姚麗的不幸又在于，滅絕人性的“傳統道德”仍然可以光明正大、大言不慚地大行其道，乃至被陰謀家們玩弄指尖，作為禍國殃民之利器。故此文化心理和法律意識的現代化建設，依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何時這類“吃人的禮教”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中國的現代化方現曙光。
注：本文原發表于《學術交流》（法學版）2004年第6期，第133——137頁，發表時編輯對文章進行了刪節，并將副標題更改為《試論個人生命權與國家財產權矛盾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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