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純志 ]——(2004-9-28) / 已閱21312次
司法公正與法官素質
□徐純志
一般而言，法官審理案件，有明文規定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可資遵循，只要“按圖索驥”，依法審判即可。其實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質如何，對是非的評斷，法律的理解和適用關系極大。法官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審判的質量和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內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廣義的司法包括法官、檢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員的司法活動，在這里，司法指狹義的司法，即僅指法官和法院的審判活動。公正的含義包括公平、平等、正當、正義、不偏不倚等。〔1〕本文講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狹義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審判公正。
司法公正是社會公眾對法制的企望，是執法活動內在的價值追求，是司法機關追求的最高目標，同時，也是依法治國對司法機關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果通過法律程序，結果卻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們心中就會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就沒有了說理的地方，這無異于沒有法律時的弱肉強食，公眾就會喪失對法制的信心，依法治國失去最廣泛的社會基礎。這樣，法治也就無從談起。可見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象法國著名學者培根所說的：“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多次不法的行為為禍尤烈，因為這次不法的行為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則把水源給破壞了”。
司法公正分為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謂實體公正是指裁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確的。對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對違法犯罪者給予了應有的懲罰和制裁。所謂程序公正又稱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須符合公正、公開、民主、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基本保護、切實保障法官的獨立公正以及充分體現效率的原則。〔2〕實現司法公正，不僅要有合理的司法體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員主持正義，嚴格依法辦事。《孟子·離婁篇》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馬克思曾指出“要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動運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4〕黨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近年來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和調整，大量的法律法規的出臺頒布，標志著我國已步入了依法治國的快車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確實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極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一環節的執法活動最終保護了人民、懲罰了犯罪，維護了社會正義和秩序。這一環節的執法活動即審判活動如要實現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實施主體－法官有很高的素質，甚至法官必須是整個社會的最精英人物，否則難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個社會利益平衡。法官必須是一個專門化的特殊的法律職業群體，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對法官的素質要求要比對公務員的要求還要高，未經過長期的法律學習和實踐，就是再高級的公務員也是不能勝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紀英國普通上訴法院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Edewards·Coke）在抨擊教會關于國王可以親審案件的觀點時說過一段驚世名言：“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未達到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從事案件的審判。”〔5〕
目前，不論官方正式評論還是學界的主流觀念，都認為中國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的確，我國法官目前的素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確有較大差距，但脫離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生產力水平來評價我國法官的素質不高也是不客觀的。即便有諸多客觀原因造成我國法官的素質不高，但我們不能以此為借口而不對我們的法官素質進行反思和評判。
一、中國法官歷史的局限
由于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原因，特別是中國幾千年崇尚“無訟”觀念、“和為貴”文化的影響和在人們心中的潛移默化，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在中國延續數千年，行政官員兼司法官員，而行政官員并未經專門的法律訓練，一但訟案發生，父母官們更多的是依據情理等自然理性和經驗斷案。政府歷來不太重視對法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直至清政府終結而未有實質性改變。中國自清末（1904年）才出現專門的法學教育機構－直隸法政學堂，法政學堂僅限于在職官員的補課式法律培訓，這一使命與造就專門法律人才的旨趣相去甚遠。民國早期，法學教育受到重視，從1912年至1925年的14年間，法政學校年平均數占全國院校年平均數的40％左右，且有相當部分是私立學校，著名的私立朝陽法學院和私立東吳法學院就是這時期創辦的。這時期法學教育的興旺培養了大批司法人員。但當時政府認為法政教育的急劇膨脹會導致教育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從30年代始，政府開始限制法學教育，至1940年，設有法學院的大學和獨立法學院銳減為27所。法學教育剛剛興旺又轉入低谷。新中國成立，由于廢除舊法而致所有法學院和大學法律系被撤銷，原有的推事、檢察官、書記官長一律停止原來的職務。1952年，一場司法改革運動全面開展。這是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的基礎上，批判舊法觀點、舊司法作風和改革司法機關的運動，目的是劃清新舊法律的界限，從政治、組織、思想作風上整頓各級人民司法機關，并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的司法制度，肅清舊法觀點在法律教育工作中的影響，改革大學的法學課程，以適應培養新中國政法干部的迫切需要。司法改革運動歷時 9個月，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作風上純潔了司法干部隊伍，標志著新中國初步完成了司法干部隊伍建設。但是，這次運動也出現一些問題，大量未受過專門法律訓練的人員被補充到司法隊伍中來，業務素質和專業水平大為下降，過分強調司法活動直接為運動和政治服務，結果往往釀成錯案。一些不懂法的人單純以過分的階級感情和政治辦案，出現刑訊逼供的違法現象，從而破壞了民主法制原則。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當年的 “院系調整”，設立法律系的大學從34所減少為6所，在校學生由7338人減少到3830人。而且開設的課程幾乎都是學習前蘇聯的法律，這時的“政法教育”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學教育。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提出了“砸爛公檢法”的反動口號，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一度被停止工作。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政治體制被徹底打亂，十多年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遭到嚴重破壞。而到1971年，所有政法學院全部被解散，文革期間的法學教育在政治運動中消失了，大批法律人才包括法學教師和司法人員也消失了，政府斷案更多的是依據政治因素而非法律規定。1978年－1995年間，法學教育開始恢復并不斷擴大，到1995年，已有140所大學設有法律系（法學院），在校生約8萬人,教師約6000人。雖法律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局面并未有實質性改善。〔6〕但國人對法學教育的重視已可見一斑。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地司法機關的陸續恢復設置，由于法學教育的停滯，法律人才的缺乏和荒廢，司法機關面臨大量的人員缺口，不得已采取吸收軍轉干部、社會考干和調干的形式招錄了大量的不懂法的法院干部，雖然此后逐漸法律專業的畢業生不斷充實到法院來，但吸收非法律人才進行法院的狀況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后才逐漸消失。大量的非法律專業人員在審判崗位上邊學邊干，由于未受過系統的法學教育和審判技能訓練，大多 “摸著石頭過河”，憑自然理性和社會經驗辦案，而所謂的自然理性和社會經驗由于與法律有一定的差距，及所謂的“合理不合法”，案件的裁判程序與結果與法律時有偏差也就不足為怪了。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法官的低素質問題越來越突出，法官面臨著再教育的窘境。由此產生了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法院業大對11萬在職法官進行了培訓，雖然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并從根本上解決法官素質問題，但亦是對歷史的不足進行了部分補漏，其對提高法官素質所起的作用還是應加以肯定的。
由于歷史原因，造成法官群體在知識結構上的不合理和理論水平的參差不齊，整體素質不高，具體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成教型人才多于普教型人才
由于法官的來源主要是軍轉干部、社會考干和調干，進入法院后明顯不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不得已要參加在職學習，主要是參加成人高校的各種形式的學習。這種教育是一種拾遺補缺的技能型、工匠型性質的教育，注重的是實踐而非理論。而審判工作是一項技術性、理論性、科學性很強的工作，它不僅要求法官對案件作出正確的判斷，正確適用法律，而且還要對所適用的法律的立法意圖、法律原則和精神及理論基礎有深刻的領悟，并能對自己的判斷作出合乎法理的解釋。而成人教育顯然不能使這些法官在短時效內具備扎實、系統的法學理論功底。〔7〕法官法理功底的差異可從裁判文書中表現出來，法理功底差的法官在進行裁判文書說理時大多說的是空話、套話，或者有骨無肉，干巴乏味。如遇法條規定模糊、原則時，不懂得從立法本意和精神、法理原則來進行充分的解釋和適用，而是強硬地“硬判”。
（二）經驗型人才多于知識型人才
一個沒有豐富經驗的人可以通過實踐，不斷積累和豐富自己的經驗，而一個缺乏現代科學知識和理念的人是難以僅通過實踐就能掌握現代文化、科學知識及理念的。通過軍轉干部、調干、招干進來的法官，大多沒經過系統的專業知識的學習，只能邊干邊學，其知識結構是零散的（當然不排除極少數后天經過系統深入學習的高水平專家型法官），在審理個案中積累了一些經驗，而這些經驗僅能對重復出現的案件重復使用。而由于理論知識的匱乏，不能從根本上理解這類案件處理的立法意圖和法理精神，裁判不能充分、有效說理，當事人不容易服判。同時經驗型的法官習慣于憑經驗辦事，缺乏對新事物的敏感性，難于接受新觀念、新知識，不愿改變現狀和舊觀念，給司法改革和法治進程造成諸多阻力。〔8〕就目前法院的改革而言，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沒有出臺之前，部分法院大膽償試，參照借鑒國外先進模式，在法院內部改革上取得了豐碩成果，提高了司法公正度和效率，為司法改革和法治進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大部分法院則不敢“吃螃蟹”。法院內部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僅是改革的大原則和指南針，大家均是摸索著前進，但可以說大部分法院的條件是允許的，但為什么有的經濟條件并不是最好的法院能率先垂范，走在改革的前沿，效果顯著，而一些法院卻不知道改革的好處和必然趨勢，或者在等待觀望，無從下手。關鍵就在于法官的素質問題，更準確一點就是各個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素質差異問題。知識型法官能不斷更新和掌握最新社會及法治信息，知道法院改革的必然趨勢和方向，并能學習借鑒其他先進經驗為已所用，能很好地把握改革原則與尺度。而單純的經驗型法官則埋頭于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看不到法治進程對司法的要求與法院改革發展的方向和趨勢，不談改革綱要未出臺就要求其“吃螃蟹”，連最高法院在改革綱要出臺后要求各級法院具體實施，相當部分法院和法官仍有情緒和不理解，不愿行動或不敢行動。
二、改善法官素質是提高司法公正度的內因
影響司法公正的因素有內因和外因。外因主要是司法體制和法官制度的不完善性，內因主要是法官的素質尚不達到最大限度公正的要求。本文主要探討內因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法律教育起步較晚，又因文革的中斷，造成了我國法律不發達，法制進程緩慢，法官整體素質不高的不容回避的事實。而同時又不能因為法官整體素質不高就對現任法官一概否定，重新招錄素質高的法律人才，這樣做是不現實的也是行不通的。我們只能對現有法官制度進行一些拾遺補缺的補救手續，比如提高法官任職門檻，阻住非法律專業人才流入法官行業的入口，最近的司法統考制度就行使這樣的職責；對已有法官進行手續，淘汰素質低下的不稱職的法官；創造條件對剩下的素質較高法官進行素質再提高。
那么，法官應當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呢？法官的素質包括職業道德素質、人文素養、專業素質、心理素質等等，本文僅討論法官的人文素養、專業素質。
（一）法官的應具備寬厚的人文素養。筆者非常贊同李漢昌先生對人文素養的論述，其認為人文素養是人們在廣泛的讀書學習，汲取各方面的知識，融合貫通，品味升華后而形成的一種人的內在品質。這種內在品質外化為：有較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文字功底，看問題時不為情緒所左右，能夠較理性的對待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沖突；善于跳出自身的利害得失、有較開闊的視野，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寬厚人道對待他人，摒棄了野蠻粗俗，形成了較好的人生觀和歷史觀等等。而這些品質的高低決定著一個人的發展潛力和綜合素質、能力提高的程度。〔9〕我們在很多資料上都看到對美國法官的形象描述，一般均用了 “溫文爾雅” 一詞形容其外表。溫文爾雅一詞的含義是氣質彬彬有禮,行為典雅端正。這可說是對一個具有較高人文素養的人外表的描述。未經過較好的教育和長期的學習培養，是很難形成這種氣質的。如果法官缺乏較高的人文素養，也就不具有溫文爾雅的氣質，那么公眾是很難對其給予足夠的尊重和信賴的。而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法官能達到此種境界的不在多數。
（二）法官應具備深厚的專業素質。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基礎、豐富的裁判經驗，熟悉法律規范是法官的主要專業素質。〔10〕法官必須具備這樣的專業素質是司法權在社會糾紛中的終局載量性質決定的。眾所周知，成文法的制定往往是比較原則的，不可能規制得細到社會的每個角落，而法律沒有明文現制到的就是所謂的“法律漏洞”。要堵住這些“法律漏洞”，非法官莫屬。有學者指出：“法律不只是作為一種條文或規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原則和精神存在。一個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條文的有無，而在于對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養，將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實之中，進而發展法律。法律依據不只是法律條文。對法律的原則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11〕法官適用法律不是完全機械的照搬法條，把法條與案件事實工匠式地對號入座，而是根據立法意圖、法理原則和精神來正確地解釋法律，填補法律的漏洞。所以法官必須具有扎實、系統的法學理論功底，法官必須是法律專家。隨著中國加入WTO，意味著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眾多的國際間、區域間糾紛將起訴到法院，這就要求法官必須熟練掌握國際法及WTO規則，并精通英語。法官不僅僅是國內法的專家，還應是國際法的專家。
就我國法官目前的低素質現象理論界已呼吁多年，司法高層亦不同程度的重視。最高人民法院已制定了培訓計劃，《人民司法》記者孟天曾呼吁“學習，為了司法公正”〔12〕。但從高一級法院到低一級法院越往下重視程度越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法院經費和法官福利得不到保障，訴訟費收繳明里規定是收支兩條線，但實際上法院經費和法官福利全靠訴訟費收入，財政撥款少甚至不撥款，辦案多則收入高，造成下一級法院只重視辦案不重視法官的素質提高。其二，法官去培訓或脫產學習要花時間，有些院領導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人為本的長遠發展，對法官去培訓和學習不是積極支持。其三，讀書培訓要錢，有的法院不愿出這筆錢。最高人民法院的培訓計劃對提高法官素質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效果不是很顯著，其原因：第一，授課老師一般是上一級法官的法官，水平不是很高，第二，時間短，一般是十天半月，培訓內容多，講授者因時間關系不能詳細論述，只是點到為止。第三，由于時間短，教學方式全是“填鴨式”，達不到雙向交流“討論式”的效果。
三、“圖書館學習法”是提高法官素質的有效途徑
法官入口的門檻已由全國統一司法考試給高高抬起，出口由正在進行的機構改革慢慢疏通，各級法院也在重視法官的在職培訓工作，這些工作不同程度的理順了司法體制、提高了法官素質，但筆者認為一種能大大提高法官素質的比較現實的途徑應當得到高度重視，法院應當形成一種學習研究理論法學和實用法學的文化氛圍，能形成這種文化氛圍的途徑筆者給其起名為“圖書館學習法”，就是全體法官圍繞并利用法院內設的圖書館來進行學習、研究和討論法學理論和審判實務的一種方法。美國著名法學家和法律教育家、前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在四十年代被聘為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顧問時曾對中國法律教育問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其中其對法律圖書館對法律教育的重要性進行了闡述－“ 法律自來是經教師講述的一種傳統，而這一傳統的最大庫藏是法律圖書館，法學院無充實的法律圖書館，不免有所殘缺。好久以前，美國法學院協會決定有最低限度的法律圖書館，為法學院承認注冊的要件。”“教授與學生均須隨手有參考書，以便參考查閱。其在學生方面須同時自修閱讀。惟其如此，才能獲得教讀的完滿結果。”〔13〕象龐德所講一樣，不僅法學院設置圖書館是法學院注冊的要件，而學生的知識不全來自于教授，很大程度來自于圖書館。圖書館在法學院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而我們的法官知識是否已經足夠，不需要圖書館了呢？恰恰相反，我們的法官素質不盡如人意，更需要高標準的圖書館。
很早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及以下各級法院均很重視和強調調研工作，要求法官寫寫文章，搞搞調查研究，這樣能提高自身素質和工作水平，甚而將撰寫調研文章作為工作任務來部署。筆者在前兩年也接到過這樣的調研任務，但冥思苦想就是寫不出，原因是理論基礎差和手頭沒有相關資料。寫論文搞調研應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巨人還要高，即要收集相關資料進行學習借鑒，分析歸納其各種相關觀點，再提出自己的新觀點和新的看法。當時想收集一些資料來學習參考，可法院沒有，有的只是各業務庭幾本少得可憐的法條適用書籍，這種書根本無法排上用場，不得已只好草草交差了事，這樣的論文質量可想而知。美國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為何那么發達？原因不僅僅是其資本主義發展了兩百年，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從小孩抓起就進行了素質教育，而實施素質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研究型教育。這種教育方法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實施，由學生自己進行一些小實驗，并把實驗過程及實驗結果寫出來，或者學生自擬小論文題目，并要求從不同的出處（意即從多個圖書館或書店）收集資料，形成小論文。學生從形成論文的過程中翻閱了大量資料，并對相關內容進行了分析歸納，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結論和觀點。在形成論文的過程中，學生學到了大量知識，并學到了獲取知識的方法和形成了創新意識。這種方法是“授人以漁”，而非我國通常的教育模式“授人以魚”。美國的學生從小學三年級開始進行這樣的研究學習,到了初中，其研究水平和論文水平與我國大學四年級學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國大學四年級學生才開始要求寫論文）。其大學生的研究水平和論文水平就更高了。〔14〕美國聯邦及州法院不但有法院的大圖書館，而且每個法官還有自己的小圖書館，法官能充分利用圖書館的資料進行研究學習和查閱資料，法官形成了繼續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觀念。〔15〕法院如何提高現有法官素質，筆者認為進行研究型學習是比較現實的和可行的方法和途徑。首先，法官個人微薄的薪金不可能用于購買大量的書刊，而絕大部分法院卻有能力成立一個小型圖書館或資料室。很多法院領導只重視物質建設，不重視法官素質提高的投資，典型的表現在有的法院買了很多車輛，而這些并不完全用于一線辦案，這些車輛多則三、四十萬元，少則幾萬元，但就是不舍得花幾萬元建一個圖書館或圖書資料室。有的法院每年也花了相當部分資金購買了一些法律圖書和訂購了法學雜志，由于沒有集中管理，這些資料流散到各庭和各人手中存放箱底，失去了其使用價值。其二，法官有時間進行研究學習。據筆者了解附近幾個法院情況，即便法院辦案再忙，也有相當部分法官八小時后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泡茶館、打撲克上，或者無所事事，看電視過日子。若利用圖書館形成了一種圖書館文化，則會吸引法官利用大量的業外時間搞學習和研究活動。其三，法官有能力進行研究型學習。目前，相對公務員而言，在職的法官素質不是很差，而且天天接觸案件，有一定的實踐和理論基礎，完全有能力進行法學及實務研究。法院應硬性要求法官每年進行一些理論和實務研究，撰寫一定數量的論文，對研究成果顯著的給予獎勵。其四，圖書館學習法的學習方式。圖書館應及時購置社科、法學新書，并訂購若干社科、法學雜志，圖書館內設閱覽室，法官以圖書館和閱覽室為研究學習中心，條件好的可設置學習討論室，供學習討論之用。
通過圖書館為法官學習的俱樂部，并輔以專題討論、學習論壇和研究比賽活動，及一些硬性措施和軟性獎勵辦法，將會在法院形成學習研究理論法學和實用法學的文化氛圍，法官的人文素養和專業素質將會隨著學習研究的深入得到不斷提高，司法公正將在學習型研究型法官的手中得以保證。
（作者單位：廣西貴港市覃塘區人民法院）
注釋：
〔1〕參見何家弘：《司法公正論》，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2期第11－12頁。
〔2〕參見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1頁。
〔3〕徐益初：《論司法公正與司法人員》，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4期第3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頁。
〔5〕許前飛：《中國法官素質評析》，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9期第8頁。
〔6〕參見賀衛方編：《中國法律教育之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30頁。
〔7〕參見李漢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質與法官教育之透視》，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第49－52頁。
〔8〕同⑦。
〔9〕同⑦第50頁。
〔10〕甘雯：《關于司法公正的幾個基本問題》，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5期第31頁。
〔11〕蔣惠嶺：《論法官角色的轉變》，載《人民司法》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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