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孫滿 ]——(2004-11-9) / 已閱44729次
二、犯罪行為的客觀方面
以上所講，是對犯罪意識形成的認識，即教育缺乏、教育失當和社會化偏向是形成犯罪心理的基礎，并對社會化偏向的一些重點方面進行了羅列。犯罪意識是犯罪的基礎。我認為，具有上述三種形成犯罪心理情形的人，就是一種潛在的犯罪人，相應的應是我們進行犯罪調研和犯罪預防的重點。但是，具有犯罪意識與實施犯罪是有差距的，兩者是兩碼事。很多有犯罪意識的人并不當然地去實施犯罪。因此，關于犯罪的發生，還需進一步研究。那么，是什么阻卻一個具有犯罪意識的人實施犯罪，或者說是什么促使一個具有犯罪意識的人實施犯罪呢？這個問題，仍然要從犯罪本身去尋找答案。
我們知道，犯罪不是一種無意識地行為，犯罪的實施必然包含著行為人的某種目的，解決著犯罪人的某種需求，即行為人通過實施犯罪必然是想得到一定的受益。對行為人來講，犯罪是一種有價值的行為，跟其他正常的社會行為是一樣的。人之所以成為實施犯罪，是由于他處于一定的物質和社會條件之下，罪惡的種子得以在這種條件下發芽、生長，并且犯罪對他而言是一種較好的選擇或是必然的選擇。因此，犯罪的發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罪惡的種子能得以發芽、生長，即犯罪意識能得以形成。二是犯罪是必然的或較好的選擇。關于第一個條件，已在第一部分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這一部分，著重分析第二個條件。
犯罪如果是必然的選擇，則意味著行為人在社會中處于完全孤立無助的境況，他既不能通過自己正常的行為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也無法獲得社會的幫助以求生存發展，以致于只能通過犯罪這種手段來實現生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犯罪能夠提供他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我認為，犯罪是應被允許的。因為，社會在這過程中沒有對他負起責任，那么，他的罪責就應由社會來承擔。
如果犯罪是一種較好的選擇，則意味著通過正常的行為也能獲得生存發展的條件，只是他認為犯罪這種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益，以致不愿意以社會允許的方式而以犯罪方式去實現自己的生存。在這種情形下，行為人應對他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因為社會提供給他生存發展的正常條件，而他卻要選擇與社會正常秩序矛盾或對立的手段-犯罪來實現。犯罪的發生正應針對這種情形來進行研究。
犯罪作為一種選擇，意味著作為價值判斷，犯罪是被行為人認為具有效益的行為，從而為行為人所選擇。那么在犯罪行為內部，自也存有價值判斷，即犯罪行為的本質要求應該是通過最小的成本投入來獲取最大的犯罪效益，這才符合行為人的價值判斷。因此，價值判斷本身成了犯罪發生的一個制約杠桿，許多的犯罪意識在價值判斷中被有效消除。因此，引起犯罪價值判斷的環境就是犯罪行為發生的環境。這也就是本文要研究的內容。
而能夠引起價值判斷的環境，意味著在這一環境中存在利益的不平衡，所以才有價值判斷取舍之必要。問題是，這些不平衡的利益在哪里或者體現在哪里？人們的利益，體現在人們各種需求的滿足上。人的需求，是包括物質、生理、心理等在內的全方位、多層次的需求。由于具體人、具體社會條件的不同，人們在實現這些需求中存在著不平衡，有的人能實現，有的人不能實現，有的人現在不能實現，以后才能實現，有的人實現得容易些，有的人則要困難些。因此，犯罪行為發生的基本框架是：利益需求滿足不平衡導致人們為爭奪實現機會而發生沖突。在沖突中，每個人都力圖以自己所具備的優勢去取得勝利，因此他積極獲得犯罪能力，并通過自己的犯罪價值判斷來決定是否進行犯罪行為。這里著重闡述沖突環境、行為人的優勢選擇以及犯罪價值判斷三個問題。
（一）沖突環境。在實現需求的過程中，存在著種種的沖突，包括個人內在沖突、人與人的沖突以及人與社會的沖突三種情形，這些情形，就是引起犯罪發生的沖突環境。
1、個人內在沖突。個人內在沖突是指個人對自身條件與實現需求之間缺乏正確認識，一方面是客觀存在滿足需求的必要，另一方面卻認為自身條件無法實現這種需求，于是形成了自身內在的認識矛盾，進而使人陷于自我對立的圈子，無法正確認識自己。這種矛盾的渲泄或解決，通常以行為人的自我抑制、自我傷害、自我犧牲方式實現。這種情形，對他人而言，危害性并不大，但對社會而言，其危害性仍是明顯的，因此這種情形仍在社會禁止和救助之列。表現在犯罪上，則因這類人具有精神情緒低落和心理承受能力低的特點，一遇挫折、困撓或其他刺激往往不堪承受而易失去控制，做出偏激行為，對社會實施報復，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2、人與人的沖突。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是人類社會中最普遍、最大量的，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沖突是越來越復雜。一是沖突范圍的擴大化。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許多的新事物，使人們享受了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也便人們在交往中沖突的擴大，各種事物都可能導致人們的沖突發生。二是沖突層次的多樣化，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候，人們的欲望受到了許多的限制，可能僅僅生存一次需求就占去了人的大部分心思和精力，但在兩個文明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人們有了更多的條件和更多的追求，層次上越來越高，這些就自然導致沖突層次的多樣化。三是沖突機率的頻繁化。先前的人們，受著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很少是背井離鄉，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人們開始了大量大范圍的遷徙流動，這種狀況引起了人們之間展開競爭，加上各自所形成的不同風俗、習慣、觀念，人們發生沖突的機率大大增加，正如許多犯罪學家指出的“犯罪是城市的問題”。為什么，就在于城市集中了最多的沖突條件和沖突主體，因此城市里的沖突最多，換一個角度說就是犯罪問題最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人與人的沖突是犯罪發生的主要形式。人與人的沖突，體現在兩個方面：利益沖突和思想沖突，利益沖突是指廣泛單方上的利益的沖突，這種利益沖突是前面所講的人的受教育和社會化的不同而造成的，因為人的受教育和社會化的不同，人與人之間就存在各種不平衡，這些不平衡使他們在獲取利益時也呈現不平衡狀態，進而引起人們為利益而發生沖突，這種狀況，被學者們定義為“相對剝奪”概念，是個很合理、很有創意的定義，麻國安博士在《中國的流動人口與犯罪》中較為詳實地引證了“相對剝奪”概念，指出：社會流動性越大，說明社會不平等度越高；社會不平等度越高，具社會成員的相對剝奪感越強，產生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很不幸的是，現代的社會正處于麻博士所指出的狀態，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各種利益更為集中在一些區域、一些人、人們在利益上的不平衡更趨明顯，而沖突也更趨激烈，自然地帶來更多犯罪問題。
而思想沖突的廣泛性和嚴重性絲毫不亞于利益的沖突，不同階級的思想沖突是顯而易見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是要上升為國家意志的，而被統治階級只能服從，就是在同一階級，由于思想的不同往往也分裂為眾多群體，相互間進行著競爭和牽制，還有其他引起思想沖突的因素，比如種族問題等等。因此，思想沖突是廣泛存在的，它是更深層次的沖突。
3、人與社會的沖突。人與社會的沖突是由社會所造成的政府通過制定發展規劃和行為規范等公共政策，把社會引向他們所預設的方向，這一過程，可能因為規劃或規范本身的不合理、不完善而成為沖突根源，也可能因為規劃或規范的非全面性引致與一些人的沖突，公共政策對犯罪政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特別是對經濟犯罪的影響，更為人所關注。通常認為，如果沒有政策的突變或者大量的發生自然災害或戰爭，在基本的人性狀態不變和文化傳統不變的條件下，社會犯罪狀況通常也是基本穩定的，不會突然發生明顯的變動。由于政府干預經濟社會不斷加強，目前這方面的沖突正顯增加趨勢。因此，政府在進行各項公共政策時，應當具有政策成本意識，包括在防控犯罪方面的成本意識，起碼要考慮以下兩點：一是考慮將有利于社會治安秩序的穩定當作評價公共政策是否適當的一個標準；二是考慮通過公共政策在減少犯罪上怎么做最適宜。
另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是公共政策的內容與犯罪現象變動方向之間的聯系。公共政策是一把雙刃劍，正確且適當的公共政策有助于犯罪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的解決和避免，錯誤或不適當的公共政策則可能引起犯罪以及其他社會問題的叢生或惡化。以我國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為例。無疑綜治方針是正確的，然而對于怎么樣抓好綜治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中人們并沒有找得很準，這不免使綜治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而把打擊作為治理首要環節的提法和做法，從根本上講是錯誤的。改革開放來的五次犯罪高峰治理，刑罰固然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但不是持之不衰的，當刑罰的嚴厲性和使用率達到一定程度時，其威懾作用就不再象剛開始時那樣有效，因為人們對刑罰威懾的心理耐受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強。
人和社會的沖突還有一種狀況，它不表現為沖突，而表現為由對立情緒所導致的不合作態度，它惡化了社會環境，加大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使社會為此付出額外的人力、物力和時間耗費，最常見的如政府辦事人員在為公眾提供服務時刁難公眾，拖長行為過程；在一個單位內，由于對工作思路的不同考慮，利益相關的個人之間的競爭而引發的感情沖突等，短時間內，這會造成政府與公眾情緒的對立，長將下去，將最終走向犯罪的邊緣。因此，能夠創造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促進人際間的信息交流和心理溝通，也是社會與人的沖突的一個重要環節。
(二)、優勢選擇。優勢選擇是行為人在犯罪中對自身所具有的素質對于犯罪的價值所作的分析判斷。我們知道，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有幾個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體格、知識、能力等等，它們或單獨或結合著發揮作用，進而決定了人的意識和行為。犯罪正是犯罪意識支配下的一種行為。這些因素到底是怎樣發生作用從而引起犯罪行為的發生？這里需要引入一個名詞：“優勢選擇”。我所謂的“優勢選擇”是指人們在做事時，總會自然地傾向于利用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種或多種優勢因素，以求用最低的成本去謀求最大的利益，比如謀求工作，有專業知識的人會想去適應自己專業的崗位，一則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能力，另則可以憑此獲得優越待遇，而不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則會首先考慮去不需專業知識的崗位，這樣他才不至于首先陷于不利競爭的地位，同樣地，就犯罪而言，犯罪行為人會考慮每次犯罪行為都以最小的付出來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才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們會充分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優勢因素去趨利避害，包括體格、知識等各個方面。優勢選擇具有強烈的個人特征，對于強化行為人的犯罪意志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一般而言，行為人具有的優勢越多，則他選擇實施犯罪的傾向性越大，這時他往往更集中地看到自己怕具有的優勢而敢于冒險一試。當然，優勢的作用是雙向的，一個人具備越多的優勢，則他選擇以其他方式處世的可能性也越多，這時優勢就會成為阻止人們犯罪的重要力量，就個體優勢而言，著重闡述以下三個方面。
1、體格。體格既可以先天形成，也可經由后天的鍛煉而來。從犯罪學角度講，強健的體格有助于增強行為人的信心，有助于人們正確融入社會，而過于強壯或過于虛弱等不正常、不健康的體格易于激發行為人的極端心態，從而誘發犯罪意識的產生。因為這些體格都使行為人在社會中與他們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行為人在進行犯罪時就會自然地選擇更有利于配合自己體格特征的行為方式，從而形成犯罪的個體特征。
2、知識。知識是保障人們認識社會的尺度，知識的多少影響著人們對社會的判斷，也影響著犯罪行為的實施。知識促使行為人對犯罪行為進行不斷深入的分析思考，使犯罪行為呈現高級化的過程，它使行為人放棄純體格的犯罪方式，從而起到抑制體格優勢選擇的作用，這在團伙犯罪中普遍存在。從知識促使犯罪行為向高級化發展的作用看，知識優勢選擇本身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犯罪的作用，但從經過知識優勢選擇后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看，它具有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接受什么樣的知識，形成什么樣的認識，在知識優勢選擇中是重點。
3、技能。生活技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整個人類發展史，事實上也是生活技能不斷提高的歷史。人們把先前經歷過的情景提煉成經驗，發展為技能，這樣在再次遇到相同或類似的情景時可以更及時、更有效地去對付它、解決它。這種技能，體現在犯罪中，就構成了一種技能優勢選擇。行為人在進行犯罪時會把犯罪情景與自己所具有的技能進行比對、分析，進而確定最為有效的技能去服務犯罪行為。
以上簡要講述的三個方面，是優勢選擇的最基本要素，是人們已確定實施犯罪后所會引起思考的因素，它們或單獨或配合著去服務犯罪。
（三）、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是行為人對犯罪外部環境進行評估，以進一步確認犯罪是否是有價值的行為。它對犯罪的實施起著一種再思考、再猶豫的作用，有助于我們進行犯罪預防的努力。那么，什么可以構成行為人價值判斷呢？可以認為，所有影響犯罪實施的客觀因素，都構成犯罪價值判斷。下面試以幾個重要的方面的分析來論證之。
1、社會控制。社會控制就指國家綜合各種力量，運用各種手段，采取各種措施，以防止和控制犯罪的運行體系。在我國，對犯罪的社會控制就是進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一理念，無疑抓住了社會控制犯罪的根本，是正確的，它綜合運用了政治、經濟、行政、法律、教育等各種社會資源來防控犯罪。社會控制的實現，就是通過黨委、人大、政府、政法等單位履行決策、立法、行政、司法等職能來實現的，實際上，這指的就是國家機關對犯罪行為的反應。它們或者對犯罪行為性質進行確認，或者對犯罪行為進行否定，或者對犯罪行為進行控制，或者對犯罪行為進行處罰。它們通過這些反應，來表明國家對犯罪行為的態度，使人們明白什么樣的行為將被國家視為犯罪并予以處罰，從而可以給行為人提供一個價值判斷。一般而言，國家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越及時給予犯罪化，對可能發生犯罪行為的人生、環境、條件控制得越嚴密，產生犯罪的機會便會減少，因為這會使行為人發現自身隨時處于被國家否定和監控之中。因此，社會控制的程度越高，強度越大，則犯罪的價值越高，效益越低。反之則效益更高，更易于促使行為人產生犯罪意志。
2、社會反應。社會反應是指社會群體、社會大眾對犯罪行為的反應，這是相對于社會控制這一國家反應而言的。社會反應體現了社會各階層對犯罪行為的認識和態度，是犯罪行為生存的輿論環境和道德評價。當社會對犯罪行為的反應積極、正確時，它將在遏制犯罪中發揮巨大作用。在這種環境里，雖然沒有給予行為人法律上的犯罪人地位，但是行為人處于不道義的地位，他遭到了社會的否定評價，被貼上標鑒，使他在融入社會中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從而對行為人產生威懾效應。而當社會對犯罪行為的反應處于消極、錯誤的狀態時，社會將陷入犯罪高發、群眾安全感降低的境況。在這種環境里，犯罪沒有得到它應有的否定評價，而被異化為一種普通的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無異，行為人也沒有被貼上異類的標簽，他仍然以一個守法的社會成員的身份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社會陷入罪非不分的情景，行為人會受到積極刺激，大膽實施犯罪行為而不用擔心遭到社會否定。
3、被害人因素。被害人是犯罪的具體指向，是犯罪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犯罪價值判斷的一個重要方面。被害人在犯罪價值判斷里的意義是指被害人的防范意識和反抗能力。被害人的防范意識強、措施嚴密，或者反抗能力強，則他被行為人非人格化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就可大大減少受害機會。反之則不會得到行為人的尊重，從而處于嚴重被非人格化的地位，這將激發行為人的犯罪意志。被害人自身的認識和行為如何，直接影響了行為人的價值判斷。
三、結論
通過犯罪行為的主、客觀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犯罪行為是行為人主觀意識對客觀環境的反致行為。人的犯罪意識來源于社會，社會環境塑造了人的犯罪意識，使人成為潛在的犯罪人，在遭遇激發犯罪意識的環境里，行為人憑借所形成的犯罪意識，對客觀環境作出評估，以確定是否實施犯罪，從而完成一個犯罪行為的形成過程。這便是犯罪行為從主觀到客觀的表現。這一過程的揭示，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明確對犯罪行為的認識，進一步提高我們預防和控制犯罪行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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