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宗 ]——(2000-9-8) / 已閱21304次
其次，法治的人生態度以保守主義為其鮮明色彩。信奉法治的人們堅信，盡管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有善有惡，人的觀念和行為正是人性的體現，但所有的人的行為及其社會關系又并非完全是其自由意志的體現，相反地卻反映了客觀存在的某種超越于具體的人和事的實在的、不可變更的永恒原則，正是由于有了這永恒的原則，法治的規范、制度與組織以及法治的觀念、意識和精神才得以產生并得到有效的維持。正是基于這種基本認識，法治的信奉者和法治生活的參與者，始終相信社會制度的發展是人的生活經驗與教訓的不斷增加、在連續的試錯實踐中得到的，一句話，包括法治在內的制度進步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人為建構的結果，因此，信奉法治也就當然地十分尊重社會的傳統，因為傳統正是歷史中的人的生活經驗與教訓。同樣，既然人在人性上是平等的，都有惡的本性、都具有自身無法克服的黑暗面，也都對自己及其生活的全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茫然無知，那么，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現實的人就不能不以極其審慎而謙遜的方式來行為和做事，在日常生活中，信奉法治的人們在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上往往顯得猶疑和顧慮重重，很少有豪邁果敢的行動，他們總是把眼光放得較低，凡事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正因為如此，信奉法治并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現實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以如同身受般的同情態度來對待不同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也就是堅持普遍的多元主義立場，而且，他們始終相信并坦然接受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甚或國家（政府）都始終是不完善的，因而人的現實生活也始終是不完善的。這種保守主義觀念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個人始終是弱者，而國家（政府）卻始終是個人和社會的潛在的與現實的威脅，因此，法治的保守主義觀念一直對國家（政府）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和戒心，并堅持用符合個人愿望和人類生活的永恒原則的法律來限制國家（政府）的權力及其運作，并時刻保護著個人生活的必要空間。
再次，法治的人生態度以現實主義為基本立場。信奉法治的人們相信，法治是迄今為止相對來說更加符合人的本性和需求的較好的規范性制度安排，法治之下的生活是相對比較合理、比較有意義的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的生活很可能不是最好的生活形式，但絕對不是最壞的生活形式。因而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現實的人們基本上都認可、接受這種生活，并小心謹慎地維護著這種生活，他們特別重視從歷史和現時之中得到的經驗，并希望而且也身體力行地從點滴的積累獲得進步，倡導并踐行在秩序穩定的和平環境中通過漸進的改良或改革來改善目前的生活狀況。然而，信奉法治并愿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現實的人又并非是沒有理想、沒有對未來生活計劃進行安排的人，他們都滿懷著對理想生活的希望，只不過認為理想的實現必須始于當前的足下，理想的完成需要漫長的時間，更需要腳踏實地的不斷努力，所以他們把理想分解為一定的片斷，從一個個小片斷的真實實現之中最終向理想靠近，因此，他們反對在現實和當前全面構建并通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在全然不顧自身的歷史與現實條件的情況下踐行"烏托邦"理想的藍圖，或者說，法治的人生態度的現實主義立場是根本拒絕那"在場"的"烏托邦"的。由此當然也體現出法治所具有的那種對人的生活遠景的有限的、謹慎的樂觀主義情緒。正因為如此，法治特別關注對現實的人的現實生活，特別關注對現實的人的財產權利和自由權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保護。
最后，法治的人生態度以個人主義為其根基。從價值位階來看，法治奉行的不是社會優位觀更不是國家（政府）優位觀而是真實的個人優位觀念，因此它特別關注現實的人的現實生活，特別注重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真實的、獨立自主的、平等的且自我負責的個人也就構成了法治的真正的主體基礎。所以，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個人主義基礎也堅定地表明了，真正的法治必定是立足于真實的個人之中的有"我"的法治，只有在作為"我"的真正的"個人"基礎上，才會有法治對"他"、對"社會"、對"國家（政府）"的規范性制度安排，這樣的法治才是有"人"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法治的人生態度堅持以真實的個人以及真實的個人的真實的生存、發展與完善的正當需求優先。這是與人既有利己的本性又有利他的本性而利己本性是其人性基礎的事實一致的。因為，"如果社會是以放棄個體生命為代價的話，這種社會對人類生活毫無價值"，國家（政府）"唯一合適的道德目的是保護人們的權利，即保護他們免受暴力侵犯，保護他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對個人及其權利和自由的保護正是法治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之下的一切社會政治制度、組織與機構設置的正當根據與充分理由。從其意義與內涵來看，個人的"權利"首先是作為一種道德原則存在的，它是"用來確定和準許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的行動自由"，蘭德認為，"只存在著一種基本權利（所有其他的都是它的結果和推論）：人類對自己生命的權利。生命的進程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創造的行動；生命的權利意味著有權作出自我生存和自我創造的行為──它表示：可以自由地做由理性存在所要求的所有行為，以支持、促進、實現和享受他自己的生命（這些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權利的意義）。"對待真實的個人及其權利的態度也是區分法治與非法治的關鍵：在法治之下，"個人權利的原則從道德的領域到社會體制都得到了表現，它作為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作為人類免受集體蠻橫的力量的打擊，以及把強權置于權利之下的方法"；在非法治之下，所有的制度"都把人作為他人目的的可犧牲工具，而社會本身就是目的"，同時，這些制度"也認為人的生命屬于社會，而社會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處置個人，只要它愿意。他所享有的自由是借助于社會的喜歡和同意而達到的，隨時可以被撤銷。"由此亦可知曉，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個人主義旨趣，實即表達了社會和國家存在的真正原因乃是以真實的個人為基礎和前提的，離開了真實的個人，無論是社會還是國家都不具有獨立的正當合理的存在根據和充分理由。就個人自身而言，在法治之下生活、信奉并踐行法治，其首要前提也是珍視自己、珍視自己的存在及其權利和自由，而不是完全的利他與奉獻，因為"不珍視自己的人，也不會珍視他人或他事"，所以，"只有理性利己的基礎──公正的基礎──人們才適合于一起生活在自由的、和平的、繁榮的、仁愛的和理性的社會中。"由此可見，法治對真實的個人的存在、權利和自由的關愛、人們對法治的信奉與踐行，也體現出了其所包含的理性主義的因素，正是在這合理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高揚個人主義才成為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堅定立場。
這幾個方面，乃是就法治的人生態度的主要內涵而言，并非對于法治的人生態度的全面而充分的準確概括。但它們都的確是法治的立論的核心與關注的焦點之所在。
三、法治的人生態度實際上正是人的人生態度在法治的各個層面的反映，而法治的踐行又時時刻刻地在影響著人的生存與生活環境，從而影響著現實的人的人生態度。因此，法治與法治的人生態度是彼此塑造、相互共存的，它們處于一種雙向的互動之中。
毫無疑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基本上都是些具有七情六欲并且基本上是以自我需求和自我利益為優先考慮對象的世俗凡人，而法治本身也正是這些世俗凡人在其歷史延續之中的生活里的一種既有意又無意、既自覺又不自覺的選擇。這種選擇又是人的生存與生活環境的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人的生存與生活環境的多種因素本身也是相互作用和彼此影響的，并且它們也是在不斷的演化與發展之中的。在現代社會，法律特別是法治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極其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現實的人的生活環境因素，從而影響著現實的人的生活立場、生活觀念、價值主張與生活態度。20世紀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及其政治法律實踐的廣泛推行，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自然資源和環境與人自身的關系的看法，即為典型例證。當然，已經或者正在發生變化的現實的人的生活觀念與生活態度也一定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現實的人對法治的規范、制度與組織及其運作的選擇與設置，進而影響到法治的人生態度。
我們認為，法治是且必須是奠基于現實的人的生活場景之中的，人們之所以選擇、信奉并踐行著法治，乃是由于在法治的踐行過程中，人們逐漸建立起了對于法治機制的規范性的制度性信任與信心。這一信任與信心的建立不是靠外在的強力壓制、威脅與推動而可真正實現并長久維持的，這一信任與信心的建立乃是因為法治機制的運作使現實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之中得到了法治的真正關愛與庇護，其生存與生活之權利和自由通過法治機制得到最大限度的落實并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保障，使絕大多數現實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世俗凡人既得到了實"利"的優惠與生活的甜頭，又對未來的生活前景抱有合理的可以預期的樂觀與希望。因為作為私心頗重的一個個現實的世俗凡人，"他們的生活重心都是些個人的私事，是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朋友、他們的錢包。正是這些事情使他們快樂，又讓他們勞神"⒁，既然法治機制的運作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其現實的需求與關愛，現實的人們焉能不對法治機制抱有信心并加以信任？這種信任與信心也十分自然地就成了現實的人們的人生態度的一部分。
所以，法治必須立足于現實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必須時刻關注現實的人的具體的生活場景，并充分滿足現實的人的正當合理的生存與生活需求。果真如是，則法治的踐行與法治的人生態度便能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它們彼此型塑、彼此推動并增益對方。
而這，恰是一個法治社會的真正福音。
注：
⑴轉引自[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著、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83頁。
⑵同上書，第184頁。
⑶轉引自同上書，第368頁，第十章注釋[1]。
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1-122頁。
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3頁。
⑹[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著、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15頁。
⑺[英]哈特著、張文顯等譯：《法律的概念》，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3頁。
⑻[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著、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6、28頁。
⑼劉軍寧：《善惡：兩種政治觀與國家能力》，載《共和·民主·憲政》，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⑽[美]P·蒂利希著、成窮等譯：《存在的勇氣》，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頁。
⑾[德]埃利希·諾伊曼著，高憲田、黃水乞譯：《深度心理學與新道德》，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頁。
⑿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版，第4頁。
⒀愛因·蘭德著、秦裕譯：《新個體主義倫理觀》，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2、33、37、31頁。
⒁劉軍寧：《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載《共和·民主·憲政》，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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