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軍 ]——(2004-12-14) / 已閱21623次
完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若干思考
高 軍
(江蘇技術師范學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改革后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與完善，但仍與國際標準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剖析了我國現行的刑事辯護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針對這些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相應對策。
關鍵詞：刑事辯護 辯護人 制度 完善
被指控人有權獲得辯護是現代各國公認的憲法性原則，它超越了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傳統法律文化的界限和障礙，在各國刑事訴訟中得到普遍確立。刑事辯護制度的確立不僅使被告人獨立平等的訴訟地位成為可能，而且也使得被告人得以借助權利的武器達到制約司法權力擴張防止司法專橫的目的。因此，它在一國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與否，是衡量一國刑事訴訟制度乃至整個司法制度科學、民主程度的重要標志。中國改革后的刑事辯護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與有關國際標準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種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無法得到改進”⑴，因為刑事辯護制度存在的缺陷，已嚴重阻礙了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影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剖析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缺陷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勢所趨。筆者認為，應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我國現行的與刑事辯護有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完善。
一、 明確賦予律師在偵查階段辯護人的主體地位
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才可以委托辯護人，但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又可以聘請律師提前介入（所謂提前介入，是與修改前的《刑訴法》規定相比較而言的）。這樣就在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引發了律師在偵查階段處于何種訴訟地位的爭論。而在司法實踐中，律師的這種提前介入的權利往往有名無實，既無法操作也沒有相應的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偵查階段中，偵查機關往往任意為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設置種種障礙，所謂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無法得到保障。至于規定的律師可以代為申訴、控告，因為律師看不到案件材料，不能調查取證，甚至無法會見當事人，不能掌握具體案情，因此根本無法代為申訴、控告。因為法律沒有明確提前介入的律師辯護人的身份和職能，律師也無法提出辯護意見，更何況法律也沒有規定偵查機關要聽取律師的意見！由于對偵查權的行使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整個偵查程序幾乎演變為赤裸裸的“行政治罪程序”⑵，偵查權“成為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法外特權”⑶，基于此，有學者甚至認為我國立法上對律師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的規定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宣告性規定⑷。造成以上這種尷尬局面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提前介入的律師身份的不確定。雖然從法理上根據有控訴即有辯護的憲政性的民主法制原則，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應享有辯護權，都可以委托律師行使辯護權，但是從上述條文的規定來看，提前介入的律師卻既不是辯護人，也不是訴訟代理人，而是“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用這樣一種身份讓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在世界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根據聯合國《并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1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請求由其選擇的一名律師協助保證和確立其權利，并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為其辯護。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監禁人的原則》第11條第1款亦有類似的規定，“被拘留人應有權為自己辯護或依法由律師協助辯護”。對此，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均已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師在偵查階段中辯護人的地位。例如，在英國，“任何人在偵查的任何階段，都應該能夠與律師進行聯系，并且同律師秘密面談。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羈押的情況下這樣做”。（5）在美國，當警官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就應告訴他有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美國憲法修正案第6條規定，“在所有的刑事訴訟中，被告人享有------接受律師幫助自己辯護的權利”。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0條規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中國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51條規定，對被拘留之疑犯進行首次司法訊問時，必須有辯護人之援助。上述國際公約及國家和地區法律的規定均表明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身份行使辯護權，獨立地參與刑事訴訟活動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及WTO的正式成員國，而且也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締約國，無論從中國的國際地位還是從現階段國際及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來看，明確賦予律師在偵查階段辯護人的地位及相應的權利，是非常必要的。
二、 保證辯護律師的單獨會見權，賦予辯護律師的訊問到場權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96條、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均規定律師有權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外不用經過批準，應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涉黑等特殊類型的案件也應在5日之內安排會見，但同時還做出了主觀隨意性很大的、實踐中極容易被濫用的關于律師會見時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事實上，由于職權主義偵查模式所決定，以及對何謂“國家秘密”的不一的理解，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從部門利益出發，多以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情況特殊、需要主管領導批準等種種理由不予安排會見，或者雖安排會見，但嚴格限制律師會見的時間、次數，或派員在場以及對律師會見進行錄音、錄像等等，對律師行使會見權施以種種不合理的限制。更有甚者，有的偵查機關竟以律師會見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為由追究律師的刑事責任。由于這些不合理的限制，從而使得律師會見權的行使很難切實得到保障。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聯合國《關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規定，未經審訊的囚犯可以會見律師，警察或監所官員對于囚犯與律師間的會談，可用目光監視，但不得在可以聽見談話的距離以內。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監禁人的原則》第18條中對此亦作了相類似的規定。以上國際公約規定律師單獨會見權的目的是為了使在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可以使其在沒有任何心理壓力的情況下，面對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律師，就有關事實向辯護律師作真實自愿的陳述，以期得到律師的幫助。這對于辯護律師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更好地履行辯護職責是確有必要的。我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為維護我國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更好地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理應對此嚴格遵守。況且，當今現代世界法治化國家和地區都承認律師的單獨會見權，我國對此亦應予以借鑒。
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訊問時辯護律師的到場權問題，筆者認為賦予辯護律師到場權，特別是在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允許律師辯護人在場是極為必要的。因為，誠如福柯所言，“在實際上，犯罪使個人處于整個社會的對立面。為了懲罰他，社會有權作為一個整體來反對他。這是一種不平等的斗爭，因為一切力量、一切權力和一切權利都屬于一方”⑹尤其在我國，在傳統“有罪推定”定式思維的影響下，偵查階段職權主義得到了超常的發揮，偵查活動處于絕對保密的狀態，犯罪嫌疑人處于同外界完全隔絕的被動境地，造成監督制約手段不到位，偵查機關又缺乏確實有效的自我約束機制，因此，刑訊逼供、誘供、徇私枉法等侵犯人權的現象屢禁不止，“社會保護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濫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風”。（7）賦予辯護律師訊問到場權，有利于對偵查活動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偵查機關刑訊逼供、誘供、徇私枉法行為的發生，保證偵查活動依法正確進行。同時亦有利于辯護律師及時地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情況，及時地關注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實和證據材料，使辯護律師能夠切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辯護職責。允許辯護律師在司法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在場早已為各國刑事訴訟法所確認，然而在我國，不僅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無權要求在場，就連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檢察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也不允許律師在場，由此可見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對在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保障和刑事訴訟程序民主、公正方面還有很大的缺陷。
三、 保障辯護律師的閱卷權，條件成熟時直接確立證據開示制度
按照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只能接觸到訴訟文書和技術鑒定材料，到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材料。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3條規定了在審判階段，辯護律師閱卷的地點是人民法院。但是修改后的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50條卻一改舊法的規定，改原來人民法院審前的實質審查為程序性的形式審查，規定作為公訴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案件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的復印件或照片。現行《刑事訴訟法》作以上改變的出發點是為了配合人民法院由糾問式向控辯式庭審方式的轉變，轉而向起訴一本主義靠攏，以避免法官先入為主形成成見而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致使庭審程序流于形式。可以說現行立法作以上改變的出發點是好的，方向也是對的，但是，由于對什么是“主要證據”卻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規定，這樣就使得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只能接觸到對辯護沒有實質意義的訴訟文書（其實這些訴訟文書早已公之于眾）以及技術鑒定材料（實際上很多案件中往往并無技術鑒定材料），而在審判階段，由于檢察機關往往將最有力的證據秘而不示，而將一些次要的證據當作是“主要證據”移交給人民法院，從而使得辯護律師無法在法院查閱到這些關鍵證據，無法切實履行辯護職責。
因為控辯雙方職責的不同，對案件事實及證據的取舍也必然不同，“律師能否查閱全部案卷，全面掌握案情，是律師能否提出有力度的辯護意見的關鍵”（8）。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1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師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應當盡早在適當時機提供查閱案卷的機會。與這一規定的精神相適應的是，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均采取了不同方式，對律師閱卷權予以充分的保障。通常的做法是，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全案移送制，辯護律師可以在法院查閱到全部案卷材料。英美法系則通常實行證據開示制度，即在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互相向對方展示證據。該制度為美國1946年《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6條所確立。英國于1996年通過的《刑事訴訟與偵查法》，以法典的形式對證據開示做了全面的規定。如今，一些傳統上采用大陸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國家，如意大利、日本等，在訴訟模式由糾問式向對抗式轉變過程中，也摒棄了卷宗移送主義，建立了證據開示制度。鑒于控方在收集證據的能力上絕對優于辯方，故證據開示制度向來被認為是辯方有效行使防御權的一種保障。學者認為，在我國現階段，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確立證據開示制度，有利于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有利于實現刑事訴訟所追求的公正價值；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有利于保證案件審判的質量以及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益（9）。因此，針對目前《刑事訴訟法》以上規定的缺陷，筆者認為，為保障律師辯護職責的履行，律師應當擁有查閱全部案卷材料的權利，具體可以規定進入審判階段后，辯護律師有權查閱全部案卷材料，不僅可以在法院查閱，而且也可以到檢察院查閱。為配合庭審方式改革，待條件成熟時，可以修改當前《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直接確立證據開示制度。即規定檢察機關在移送案卷之前與律師進行證據交換，檢察機關必須將其所掌握的擬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證據向辯護律師展示，同時，為了保證庭審的效率和公正性，律師也應當將有關證據向檢察機關進行展示。此外，對于沒有在庭前展示的證據，不得在庭審中出示并作為定案的根據。
四、 充分保障律師的調查取證權
調查取證權是律師的一項基本訴訟權利，“律師在辦理任何業務，包括訴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時，都享有這項權利”（10）。對辯護律師來說，當然也不例外，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是律師進行刑事辯護的基礎和前提，也是辯護方增加抗辯能力的有效途徑。辯護律師通過調查取證，可以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便于法院“兼聽則明”，做出正確的判決。我國的《律師法》第31條和《刑事訴訟法》第37條明確了辯護律師享有調查取證權，但同時又給予了較多的限制，使得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實現。
按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雖然能夠“提前介入”，但沒有調查取證權。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辯護律師享有一定的調查取證權。《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律師法》第31條規定，律師承辦法律事務，經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情況。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44條規定，辯護律師向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因證人、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同意，申請人民法院收集、調取，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應當同意等。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現行法律是將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行使建立在被調查對象的“同意”和人民檢察院的“許可”的基礎上，實質上是從“性善論”的前提出發，一廂情愿地將律師本應享有的調查取證權的實現最終寄托在被調查對象的道德自律以及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的主觀公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應有的完善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上。可想而知，僅就理論而言，這種主觀上隨意性很大的“自律”和“公正”如果沒有一個客觀固定的制度加以限制，必將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有效行使，并進而影響被告一方行使防御權的有效性。在實踐中，被調查對象不配合律師調查取證及主管機關不批準律師調查取證申請的情況極為常見，對此，辯護律師基本上是無計可施，其調查取證活動則就此宣告失敗。與《刑事訴訟法》第45條規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的規定相對照，我國現行法中以上關于辯護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規定是何等的蒼白無力！
針對以上立法的缺陷，學者深刻地指出，“不承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或者限制、剝奪了律師的調查取證權”，“這一訴訟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訴訟，不健康的訴訟”（11）。因此，為取得控辯式庭審方式的預期效果，使控辯雙方力量基本平衡，建議立法取消現行法對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的種種限制性規定，制定科學的、包括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的規則、方式、不當取證的責任等內容在內的完整的規范，從立法上賦予辯護律師與司法機關平等的調查取證權。具體內容包括：辯護律師在依法調查取證時，有關單位和個人必須配合，對無故拒不提供證據的單位和個人，辯護律師有權申請司法機關對其采取強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證據，并可根據情形，由司法機關對其采取罰款或拘留。對于辯護律師提出的調查、收集證據的申請，司法機關如無正當理由，必須批準；對辯護律師申請的拒絕，辯護律師有權申請復議，司法機關有義務對不批準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說明。
五、 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
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是指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言論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條明確規定：“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發表的有關言論，應當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還規定，“律師如因履行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就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都通過立法不同程度地賦予律師這一權利。例如，《盧森堡刑法典》第452條第1款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的發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訴訟文書，只要與訴訟或訴訟當事人有關，就不能對它提起任何刑事訴訟”。《英格蘭和威爾士出庭律師行為準則》規定：“在通常情況下，律師對他在法庭辯護中的言論享有豁免權”。日本刑事訴訟制度中亦規定律師在法庭上辯護，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律師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無罪辯護，也不能追究律師的任何法律責任。此外，美國、法國、德國、荷蘭等國有關法律均對此作了類似的具體的規定。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是由辯護律師所擔負的職責所決定的，辯護律師作為司法公正天平上另一端的砝碼，其主要職責是針對控方獲取的有罪證據，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所掌握的證據材料，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效地行使自我辯護權。雖然從理論上講，辯護律師與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但在具體的職責上卻是矛盾的、對立的，且正是通過這種職責上的矛盾對立，來達到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的目的。基于這種職責上的矛盾對立，加之由于客觀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使得控辯雙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檢驗辯護律師的言論是否與事實及法律相符，只能由訴訟的實踐來證明，而不是由控方的觀點、看法來決定的。如果僅僅因為律師在辯護中的言論與事實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勢必導致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畏首畏尾，不敢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最終犧牲的卻是控辯雙方所共同追求的訴訟目標的實現及刑事訴訟價值的體現，是得不償失的。
針對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刑事辯護存在的困境和現狀，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尤有特別的重要的意義。在我國，受傳統“有罪推定”及國家主義司法觀念思想的影響，社會公眾，包括很多司法工作人員在觀念上對犯罪嫌疑人是推定有罪的，認為其根本沒有任何辯護權可言。司法實踐中，對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普遍存在誤解、不滿、指責、干涉甚至打擊和迫害。修正后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律師刑事辯護的風險明顯增大，因辦理刑事案件而遭公安、檢察機關追究的案件數量直線上升。其直接的原因在于，修改后的《刑法》第306條關于律師刑事辯護的禁止性規定，由于其本身所明顯帶有的對律師行為特別規制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主觀色彩，在實踐中極易被一些公安、檢察機關人為地曲解，成為追究律師“引誘”、“威脅”證人的法律責任的根據。該法實施以來，因公安、檢察機關錯抓、錯拘辯護律師，造成了律師從事刑事辯護普遍的恐慌心理，全國范圍內刑事案件的律師參與率急劇下降，一些律師直接宣稱不辦理刑事辯護業務，有的律師事務所甚至將不辦理刑事案件作為一項紀律予以規定，使得原本就非常幼稚的刑事辯護制度遭到了毀滅性打擊！著名律師田文昌曾感慨，“在中國現階段做律師是最難的，比什么時候都難，比哪個國家都難”（12）。學者指出，律師所遭遇的“迫害”，“不僅僅是律師的悲哀，也是國家法律制度的悲哀”（13）。因此，與那些律師職業有著悠久的傳統并受到廣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國家尚且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相比，在我國這樣一個律師制度作為泊來品而引進的、缺乏訴訟民主傳統的國度，廢除備受爭議和詬病的現行《刑法》第306條規定，建立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規則，明確賦予辯護律師包括在刑事辯護中發表的言論（包括口頭和書面上的）不受法律追究及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向法院提供或者出示文件、材料失實的，不受法律追究等內容在內的刑事辯護豁免權就更顯得重要和必要。
結束語
由于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地位的先天不足以及偵查機關、控方力量的先天強大，如果任其發展，將形成巨大的以強凌弱的局面，因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14），“訴訟權利的不平等以及書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專制暴虐制度的危險”（15）。為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現代各國無不通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來抵制司法的專橫與任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國際組織的蓬勃發展，刑事被告人權問題開始成為國際人權運動的組成部分”（16），先后產生了多項人權保護國際公約，以保障人權為價值取向，各國的刑事辯護制度同時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我國政府對刑事被告人人權保護問題也一貫極其重視，早在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就已經明確向世界宣布，“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都是中國人民的一貫主張，也是中國人民一貫遵守的原則”。江澤民總書記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分組討論會上的發言》中指出，“促進和保障人權是各國政府的神圣職責。任何國家都有義務遵守國際人權公約，并結合本國國情和有關法律，促進和保護本國人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目前我國已簽署和加入了近20項有關人權保障的國際公約，切實遵守這些國際公約中所確立的司法準則，不僅是一項國際義務，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保障人權、加快刑事司法民主化進程的需要，是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因此，只有對我國刑事辯護制度進行深刻的剖析并不斷地進行完善，才能真正地發揮辯護律師的作用，實現刑事司法公正，切實地保障人權，最終達到刑事辯護制度科學化、民主化、現代化水平，使我國的律師刑事辯護事業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注釋：
（1）、[英]邊沁：《政府片論》，商務1995年，第99頁
（2）、[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121頁
（3）、陳衛東、郝銀鐘：《偵、檢一體化模式研究》，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
（4）、參見 ：馬進保：《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探析》，載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
（5）、陳光中主編：《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6頁
（6）、[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三聯1999年，第99—100頁
（7）、[英]丹寧：《法律的正當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6頁
（8）、馮春萍：《論控辯平等與被控人人權保障》，《法律科學》1998年第6期
（9）、汪建成：《建立刑事證據開示制度勢在必行》，《法制日報》1999年12月5日
（10）、轉引 余正琨：《論辯護律師調查取證請求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第7期
（11）、樊崇義：《刑事辯護的障礙與困惑透視》，《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12）、田文昌：《中國名律師辯護詞、代理詞精選》，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0頁
（13）、孫國祥：《步屣維艱的當代中國刑事辯護》，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9年第10期
（14）、[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1997年，第154頁
（15）、[英]梅利曼：《大陸法系》，知識出版社1984年，第152頁
（16）、羅本琦：《刑事被告人人權的法律保護》，載《現代法學》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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