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萬群 ]——(2005-3-6) / 已閱22828次
淺析票據法上的拒絕證明
吳萬群
[摘要] 拒絕證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外在形式不是單一的，具有多樣性。在持票人直接取得拒絕證明困難時，一些機關的文件也起著拒絕證明的替代作用。在法定的條件下，持票人可以免除提供拒絕證明而行使追索權。
[關鍵詞] 票據法; 追索權; 拒絕證明; 拒絕證書
所謂拒絕證明是指票據法規定的，對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絕，或無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這一事實具有證據效力的文字證明，可分為拒絕承兌證明和拒絕付款證明。[1]（P229）作成拒絕證明是追索權程序的重要手續之一，同時也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權的重要程序之一。這是因為，追索權的行使雖然必須以持票人不獲承兌或不獲付款的發生為前提，即如果持票人未向付款人或承兌人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的話，就不得行使追索權。但是追索權是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的，而其前手若要得知持票人已依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絕，并確定持票人已享有合法的追索權，就是需要持票人向其前手提供拒絕證明。這樣持票人的前手才能相信持票人可以行使追索權并向其履行債務。因此，拒絕證明在保全持票人的享有的票據權利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拒絕證明的外在形式
拒絕證明的外在形式，是指能承擔拒絕證明內容任務的載體。拒絕證明的外在形式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有證據的作用與價值。一個國家的票據所規定的拒絕證明的形式具有多樣簡便的特性，就能更好的保全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反之，則使持票人的行使追索權時會遇到更大障礙和耗費更多的精力和財力。長期以來，大多數國家將由一定的機關作成的拒絕證書作為唯一的法定的證明形式。但是，隨著票據交易的日益發展，拒絕證書也因其手續繁瑣而越來越不適應新的經濟形式。于是，拒絕證明多樣性勢在必行。因此，雖然當今各國的票據法對拒絕證明的形式有著不同的規定，但是多數國家除規定拒絕證書這一主要的拒絕證明的形式外，還規定了其他一些簡便易行的證明形式。
（一）拒絕證書
拒絕證書是傳統的法定證明形式，它是用以證明持票人曾經依法行使票據權利，但未達目的或無從行使票據權利的要式公證書。由此可見拒絕證書應具有這些特點：（1），拒絕證書只能有特定機關制作。拒絕證書是要式的公證書而非不要式的私證書，所以只能有一定機關作成而不能由私人作成。如《日本拒絕證書令》第一條規定：“票據或支票的拒絕證書，由公證人或執行官作成。”我國臺灣地區的票據法第106條規定：“拒絕證書，由持票人請求拒絕承兌地或拒絕付款地之法院公證處、商會或銀行公會作成之。”但事實上仍只有公正機關制作。[2]（P193）英國的《票據法》第51條第2款規定：“如果國內匯票遭到退票，只要持票人認為合適，得視具體情況或對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作成公證記錄。”[3]（2），拒絕證書是法定的要式證明文書。拒絕證書作為要式的證明文件一方面可以為保護持票人的利益提供強有力的證據，持票人易于獲得賠償；另一方面對被追索人亦有益處，要求持票人作成拒絕證書而后賠償，由于其具有較強的可信度從而能更好的防止詐欺行為。[4]（p295）（3）拒絕證書是證明持票人曾依法行使票據權利或無從行使票據權利的書面證明材料。因此，拒絕證書不具有證券的特點，它僅是為了證明一種法律事實的存在，而不表示權利[4]（p295）。
我國的票據法雖然規定了略式拒絕證明形式，但是對于拒絕證書未作規定，這不能說不是立法方面的一個缺憾。在我國當前的《票據法》現有的規定下，雖然持票人在無拒絕證書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有其他形式來證明持票人已依法行使票據權利而被拒絕或無法行使票據權利。但是，拒絕證書作為拒絕證明最有證明力的形式，則更為適合面額較大和流通性較強的票據。另外，拒絕證書形式的拒絕證明是各國普遍存在的，而其他的拒絕證明形式是在各國規定的極不統一。因此，無論從對內完善票據制度還是從對外便利經濟交流來看，我國《票據法》都應對于拒絕證書予以明確規定。
（二）拒絕證明的其他形式
拒絕證明的其他形式是指除拒絕證書之外的，能證明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絕的事實的法律文書。相對于手續繁瑣的拒絕證書來說，其可被稱為略式拒絕證明形式，主要包括退票理由書以及承兌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票據上記明提示日期、拒絕事由、拒絕日期并簽章。
退票理由書，一般是指在持票人向承兌人或付款人委托的代理銀行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遭到拒絕后，由付款人委托的代理銀行出具的，記載銀行不承兌或不付款理由的書面證明文件。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里，隨著銀行業的發展，銀行作為社會活動的中介機構作用的增強，通過銀行辦理票據結算和轉帳結算，越來越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法人或公民進行資金清算的主要形式。通過銀行辦理票據結算時，付款人應在發票前或票據到期日屆滿前，將資金存入其委托的付款銀行，持票人可直接向付款銀行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也可以委托其開戶銀行向付款銀行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如果付款人在發票后或票據到期日屆滿時，其帳戶上沒有足夠的資金支付票據金額，或有其他原因使持票人未獲承兌或未獲付款時，付款銀行應填具退票理由書，直接退給持票人，或退回收款銀行轉交持票人。退票理由書是持票人已經行使票據權利而未獲結果的證明，和拒絕證書一樣是拒絕證明的一種形式，持票人持退票理由書行使追索權和持拒絕證書一樣能夠行使追索權。我國的《票據法》就規定了這種略式拒絕證明形式，并且將出具退票理由書規定為承兌人或付款人的一項義務。《票據法》第62條第二款規定：“未出具拒絕證明或者退票理由書的，應承擔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①
持票人向付款人提示承兌，或者向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提示付款時，如果被拒絕承兌或付款的，持票人可以要求承兌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被拒絕承兌或被拒絕付款的票據上記明提示日期、拒絕事由并簽章。這種簽章式的拒絕證明形式比退票理由書更簡便易行且有更廣的適用范圍。因此，不僅在我國，其他許多國家對此也都有規定，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第3-510條就規定：“下列事項應允許作為證據，并構成對拒絕證書和上述任何退票通知的推定：（一）前條規定的正規格式文件，其意圖是作成拒絕證書的；（二）則付款人、付款銀行或提示銀行在票據上或伴同票據所的專門蓋章或局面記載，載明承兌或付款因符合拒絕事由而遭拒絕的；（三）付款人，付款銀行，或任何托收銀行，在其通常業務過程中所作的任何簿冊或記錄，顯示拒絕的，即使由誰作的這種記錄沒有證明亦然。”[3]
二、拒絕證明的替代
無論是拒絕證書還是退票理由書都表現為直接從承兌人或付款人取得有關的證明。但是，在特別情況下，持票人無法直接從承兌人或者付款人處取得有關證明時，如果要行使追索權，則需要從有關機關取得相應的證明，以替代拒絕證明。
1、醫院、公安機關等有關單位出具的承兌人或付款人死亡的證明。依據《票據法》第63條的規定，持票人因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死亡不能取得拒絕證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證明。這里的“其他證明”一般是指醫院、公安機關等出具的死亡證明。另外，“其他證明”下可以是人民法院的宣告死亡判決書。
2、有關機關出具的承兌人、付款人逃匿的證明。依據我國的《票據法》第63條的規定，持票人因承兌人或者付款人逃匿而不能取得拒絕證明的，可依法取得其他相關證明。《票據管理實施辦法》第28條將出具當事人逃匿證明的機關限定為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之外國家機關出具承兌人、付款人逃匿的證明法院也通常予以認定有效。
3、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文書。《票據法》第64條第1款規定，承兌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文書具有拒絕證明的效力。換句話說，在承兌人或者付款人依法破產時，即喪失了對匯票進行承兌或者付款的能力，持票人不可能取得當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絕證明。《票據法》即允許持票人無須取得其他證明，而將人民法院有關的司法文書直接作為相應的證明，此時，即認為持票人具備行使追索權的有關形式要件。
4、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票據法》第64條第2款規定：“承兌人或付款人因違法被禁令終止業務活動的，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具有拒絕證明的效力。”與上述情形相同，承兌人或付款人因違法被責令終止業務活動時，承兌人或付款人不可能再為付款或承兌行為，持票人同樣也不可能取得當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絕證明，故《票據法》允許持票人將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作為相應的證明。此時，也認為持票人具備行使追索權的有關形式要件。
由此可見，依照我國《票據法》的規定，上述四種情形中持票人取得的有關合法證明都具有代替承兌人或者付款人出具的拒絕證明的效力，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權可依據這些合法證明而進行。國外的票據法對拒絕證明的替代問題也有所規定，如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6款規定：“付款人不論其已否承兌，或不獲承兌匯票的發票人受破產宣告時，此種情況下，持票人行使追索權，只要出具法院的裁定書即可。”[3]德國的《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6款第2項規定：“提示登載在《聯合公報》上或登載在規定刊登法院公務公告的報紙上的法院裁決公告應受到與出示法院裁決同樣的重視。”[3]
三、拒絕證明的免除
一般而論，作成拒絕證明是為行使追索權的必經程序，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即發生喪失對前手的追索權的后果。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以免除持票人請求作成拒絕證明。
1、在票據當事人有約定的條件下免除作成拒絕證明。作成拒絕證明雖為持票人行使追索權的必經程序，但由于作成拒絕證明的費用必須由被追索人負擔，且作成拒絕證明實際上等于向公眾證明該票據信用的不足，結果對票據債務人很不利。所以，票據法允許有關票據當事人在匯票上作“免除作成拒絕證明”或“退票時不承擔費用”的記載。這樣即節省了費用，又維護了票據債務人的信譽。[5]（P120）如德國的《匯票本票法》第46條第2款就規定，經在匯票上加注“不負擔費用”、“免于作成拒絕證明書”的批語或具有類似含義的批語并簽名，出票人及任何背書人或保證人得免除持票人行使追索權而須作成拒絕證書或具有類似含義的證明的義務。[3]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6條第1款也規定，發票人、背書人或票據保證人得在票據上記載“退票時不承擔費用”或“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或其他同義之文字并簽名時，持票人可以不作成拒絕承兌證書或拒絕付款證書而行使其追索權。第三款規定，第一款記載，如為發票人所為，對于匯票上一切簽名人均發生效力。發票人已為第一款之記載，但持票人仍作成拒絕證書時，應自負擔其費用。但該記載如系背書人或票據保證人所為，而已作成拒絕證書者，其費用得向匯票上一切簽名之人要求償還。[3]我國臺灣地區現行票據法第94條的規定與此基本相同。但我國臺灣地區現行票據法第94條所規定的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人不包括票據保證人。我國的《票據法》對此問題未有規定，一般認為發票人或背書人或票據保證人如作此類記載的則不生票據法上的效力。
2、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免除作成拒絕證明。從國際上的立法規定來看，法定免除拒絕證明的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4款規定：“如不可抗力之事由延至到期日后30日以外時，持票人得徑行行使追索權，無須提示或作成拒絕證書。”[3]我國的《票據法》對此也未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于民法的基本原理在商法未規定問題上可適用，從民法理論方面來解釋可以認為：當不可抗力發生并延續一定時間時，持票人如無法提示或作成拒絕證明，則持票人應可免除請求作成拒絕證明。
3、在已作成拒絕承兌證明時對拒絕付款證明的免除。對于此規則，筆者認為不需要法律予以明文規定，這是因為付款人既然拒絕承兌，則其為付款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了，所以能夠毫無爭議的認為拒絕承兌證明也可以當作拒絕付款證明。盡管如此，國際上的許多票據法都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款規定：“拒絕承兌證書作成后，無須再為付款之提示，也無須再付款之提示，也無須再請求作成拒絕付款證書。”
[參考文獻]
[1] 范健.商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 謝懷栻.票據法概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3] 余振龍，姚念慈.國外票據法[M].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科學院出版社，1990。
[4] 王小能.票據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5] 趙威.票據權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Abstract] Protest proof should be an abstract concept and its manifestation is not single but various. As the holder of bills can，t obtain protest of proof directly , the files of certain organs are also playing the substituting function as the protest proof. Furthermore, the holder of bills can also be exempted from providing protest proof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recourse under certain leg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he right of recourse, protest proof, protest of bi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