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旻 ]——(2005-3-11) / 已閱29559次
中世紀的阿奎納認為：“正義由兩部分組成：第一種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們的地位而將不同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人’……在分配正義中，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突出愈顯要，那么他從共同財產中亦將得到愈多的東西。”這種按人們地位來分配經濟資源的思想是封建社會的分配原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該原則為按資本分配原則所取代。從“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資分配較按地位分配無疑是人類社會分配原則的一大進步。但按資分配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一方面導致頻繁的經濟危機出現，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所要樹立的平等觀念的一種諷刺。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不僅在道義上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根源與危害，并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意義和途徑。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蕩都直接源于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因為單靠市場這一只無形之手是無法實現將稀缺經濟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的。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資源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生活資料。生產資料資所有制最終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制度。我國目前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資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制度并存。這樣一種復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證了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種分配制度也正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公平的體現。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將成為未來幾年關于如何貫徹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指導思想。
綜上所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更側重于稀缺經濟資源中生產資料的分配，側重于經濟的發展，是效益優先的全面體現。防止貧富兩極嚴重分化更側重于稀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分配，側重于社會的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可持續發展”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上升到一種治國方略的高度。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認識論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義的突破，這一思想強調的不僅僅是人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更是人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和諧，也唯有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會本位理念的進一步深化：不僅僅以人類社會橫向的當代利益和諧為出發點，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出發點。這種發展不強調盲目的快速，而強調連續與穩定下的高速發展。因此可持續發展就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的辯證的邏輯統一。
以社會為本位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涵蓋了經濟、人口、環境、科技、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這一思想反映在上層建筑就必然要有相應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而以社會為本位的經濟法所要保障的就是可持續發展中的一部分——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注5）經濟法無論是保證市場主體有一個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以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市場規制法為代表），還是保證經濟資源合理地分配（以有計劃、有組織、有理性的宏觀調控法為核心），最終都是為了從宏觀上實現社會經濟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21世紀伊始，我國政府根據我國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國際通行的可持續發展觀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嶄新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從以社會為本位到以人為本位，從可持續發展到科學發展觀是經濟法第三個原則內涵的進一步深化。
以社會為本位相對于以國家為本位、以個人為本位而言；以人為本位相對于以官為本、以民為本位而言。拋除各自的縱向比較，以人為本是以社會為本位的進一步體現。中國社會有著長達數千年“官本位”思想的積累，此種積累已經成為政府乃至和國家有關聯的企事業單位樹立現代化意識、服務意識，融入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障礙。任何一種經濟體制模式下都有自己的文化意識形式，在新中國建國后近四十多年的時間里，在計劃經濟模式下的 “官本位”思想意識得到了空前強化，達到了數千年“官本位”思想積累的巔峰：“處級的和尚、部級的方丈”、“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凡此種種現象足可與封建社會下的朝堂衙門比肩，卻又帶著“處級”、“部級”這樣的現代字樣。當前建立這樣文化意識的基礎——計劃經濟模式已經不復存在，雖說積習難改，但我們相信就像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所取代一樣，“官本位”的思想意識終將為“以人為本”的思想意識所取代。此外，“官本位”思想曾長期披著“以民為本”的外衣，借國家、集體之名行干涉個人發展之實，使得“以民為本”淪為實現“以權謀私”的工具與手段。也正是基于此種考慮，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才提出了“以人為本”，而非傳統的“以民為本”。“以人為本”中的人既是一個整體概念也是一個個體概念。可見“以人為本”在強調人作為一個整體過程中并不否定個體的利益，這恰恰與經濟法的以社會為本位的內涵相一致，而“人”與“社會”相比，又突出了個體的因素，在中國這個長期缺乏“個性化”教育的國家里，這是社會本位價值觀、理念觀的又一次深化。
科學發展觀要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從單純地強調經濟增長到強調經濟發展，再到可持續發展觀，最后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這一系列遞進式的變革充分反映出人類對自身發展思考的不斷完善與進步。科學發展觀的實質還是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觀外延的擴展，是可持續發展觀系統化的進一步體現。綜上所述，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中的目的性原則，而 “以人為本”的“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無疑又為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提供了厚重的理論基石。（注6）
作者簡介：安民（1976－），男，遼寧沈陽人，工作于北京新東方學校，現于中國政法大學攻讀經濟法碩士學位。通訊地址：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郵局081信箱多語種培訓部，郵政編碼：100080
周運（1976－），男，重慶市人，工作于重慶市建發機械制造有限公司，中國政法大學“法大在線”研究生班學員。通訊地址：北京市昌平區永安里甲5樓2單元601室，郵政編碼：102200
注釋
[1]：請參閱北大版、人大版、法大版、高教版等教材關于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敘述。
[2]：由于本文論述重點不同，詳細敘述請參見我們的另一篇文章《論我國經濟法的缺位及缺陷彌補方法》，此文可以在主要法律論文網站上查閱到。
[3]：參見王建芹著《第三種力量 －－中國后市場經濟論》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4]：請參見本文第二（一）3節的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5]：筆者不同意將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泛泛地列入經濟法的基本原則，而是強調結合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和功能局限探討該基本原則，即該治國方略的實現需要一個系統的人文環境，經濟法只是從總體上保障該方略的制度手段之一。
[6]：我們尚不能隨意地把“以人為本”思想加入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中去，經濟法是經濟性和政策性的統一，其社會本位的側重點與其他社會法部門有所不同。經濟法的價值標準是將“經濟人”與“道德人”結合起來評判的，但偏向于經濟性價值。由于該思想涉及到市場經濟中新的“義”與“利”之辯問題，筆者擬在隨后的經濟法論文中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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