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武平 ]——(2005-3-12) / 已閱22008次
論民主憲政與小康社會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高武平 430074
內容摘要：民主憲政是中國自清末立憲運動開始一百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夢想，也是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根本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國未來20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和戰略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重要舉措。這兩大目標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性，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只有實現了小康社會，才能為中國的民主憲政的孕育、發展奠定基礎；只有實現民主憲政才能保障我國小康社會的實現和健康發展。
關鍵詞：民主憲政、小康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一、 民主憲政與小康社會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國在21世紀頭20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和戰略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重要歷史階段。建設小康社會是鄧小平同志最早在1979年提出的，他所說的“小康社會”不僅不是私有制的社會，而且也不只是指經濟比較寬裕的社會，它主要是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發展階段，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明確要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發展階段，是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一個通俗的描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復合概念。它不僅是指提高經濟發展水平，而且也是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會發展變革過程。黨的十六大報告就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報告在最后結束語部分還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進行進一步概括，“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可以表述為：小康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即是說：小康社會的實現必須具備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方面的要素。其中，物質文明是基礎，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靈魂。
民主憲政是現代制度文明的標志之一，是憲政主義與民主理論的結晶。人們對此達成的共識是：它既強調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如普遍選舉、政務公開、政治職務的任期制等民主的基本價值觀，也強調對公共權力的限制，如通過權利的分立與制衡，尤其是通過獨立的司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達成對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的限制，以公民權利制約國家權力，以設計周密的程序來約束權力等等。1可見，憲政強調的是對權力的限制即限權政府，民主則是強調權力的歸屬即人民主權。在當代的民主政治和國家政體的理論和實踐中，離開憲政談民主，民主將成為一種放縱，變成一臺不受制約的權力機器，最終蛻變為獨裁；離開民主談憲政，憲政將成為無源之水。當代理想的政治必然是建立在憲政、法治的基礎上，體現和尊重民意，以人權保障為終極追求的立憲民主政治。民主憲政實際上指的就是：以立憲為起點，民主為內容，法治為原則，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過程。2
筆者經過研究發現，民主憲政與小康社會之間存在緊密的正相關性與互動性。首先，民主憲政的孕育和發展需要包括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結構和社會主體的民主政治與法律理念等在內的“生態環境”，其中對政治自主發展的束縛和經濟文化的不發達則構成民主憲政的重要威脅。美國著名的憲法學家沃爾特·莫菲將制約憲政實現的“環境”歸結為兩大方面：一是外部環境。特定國家的憲政制度是在特定的國際關系內運作的，國際社會關系既影響一個國家如何參與國際事務，有時又影響國家內部事務的處理。如強國對弱國內部政策的左右就是實現憲政的一個重要阻卻因素。二是內部環境。其包括八個子項目：（1）一個有能力實行憲政的國家必須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2）國內的憲政制度沒有武裝力量的挑戰與抵制；（3）公民們對憲政制度的擁護，以及有足夠的政治技能，保證政府依法治理，而公民個人也服從法律規則；（4）人民相互之間以及與政府之間充分的信息交流；（5）人民高度的文化與文明水平及對政治原理的認同；（6）經濟、種族、宗教或文化團體之間的互相尊重與合作；（7）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而不至于因為貧窮發生革命，經濟制度與政策必須保證一定水準的生活，并使每個人都有希望；（8）培育一種支持憲政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紙面上，必須表現在實際生活的價值取向中，因為如果文化價值與政治價值發生沖突，就不可能實現政治價值。3盡管這種列舉式的分析方法未必全面和合理，但卻勾勒出了實現憲政價值所應具備的背景。這八項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三個方面，即物質文明方面（1和7）、政治文明方面（2、3、4、6）和精神文明（5和8）等三個方面。因此，我們發現小康社會的實現即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為我國民主憲政提供了生長發育的內在機理，是實現民主憲政所必需的生態環境。沒有小康社會作基礎，民主憲政只能是“空中樓閣”。這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們無法真正實現民主憲政的根源。只有在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才能推動我國民主憲政的發展進程，一改過去一百多年來的“有憲法，無憲政”的宿命。其次，民主憲政的發展也為我國小康社會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沒有民主憲政的同步發展，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康社會。只有在民主憲政的基石上，富強民主文明的小康社會才是可期待的。
二、小康社會的三個要素是民主憲政孕育發展的內生機制和外在推動力
小康社會的三個要素：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民主憲政孕育發展的內生機制和外在推動力。物質文明是民主憲政產生的前提和基石；政治文明是民主憲政的基礎，民主憲政是政治文明高級形態和憲法化的結果；精神文明為民主憲政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物質文明指的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物質成果的總和，它集中表現為社會物質生產的進步和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即生產力的發達，此外它還表現為市場經濟體制和產權等相關制度的完善。物質文明為民主憲政的生育奠定了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是民主憲政的基石；物質文明發展的狀況也制約著民主憲政的發展。
其一，市場經濟是民主憲政產生的前提，是催生民主憲政的酵母菌。4財產權是一切權利的基礎，其要求必須限制國家的權力。財產權有賴于明晰的產權關系的建立。沒有明晰的產權關系，市場經濟就不能產生和發展，人就沒有獨立的意志和獨立的利益要求，就無法在市場中平等、自由地進行交易，參與競爭；產權不明確，人在社會中就沒有獨立的人格，在社會中產生的只能是人身依附關系，人也沒有遷徙的自由，人喪失了獨立的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財產權是人類謀求生存、建立和擁有家園的權利，是生命權利的延伸，是人類自由與尊嚴的保障”。5人對財產沒有支配權，沒有對由此產生的合法利益的追求，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市場經濟要求人有獨立的財產權，人人均是獨立、自由、平等的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權必將喚醒人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和自由平等意識。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必將提出防止政府侵權的迫切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眾多獨立的市場主體，其利益訴求必將是多元化的，由此產生并加速市民社會的形成，不同利益要求必將產生代議制度和責任政府。公域與私域的相對分離，則為限制公共權力干預私人領域提供現實可能性。因此，沒有自由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憲政精神所要求的保障人權、制約權力的內容便沒有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近代的憲政史表明，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孿生兄弟——商人群體的出現，是推動憲政發展的中堅力量。 “從世界范圍內的歷史進程來看，立憲運動的出現通常伴隨著公共事務領域的正式分離。這種分離的社會經濟動力來自市場經濟與商人群體的浮現；憲法則是這種分離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縱覽中外憲政運動的發生發展，商人階級始終是推動憲政發展的重要社會主體力量。6正如劉軍寧所言：“近代的憲政運動本質上是商人階級的民主運動。近代史上，憲政的確立與商人階級的崛起與確立是密不可分的。從這一點看，商人階級無疑應是立憲運動的主體與中堅。”5可以說，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民主憲政制度的確立提供了社會基礎。
歷史的事實說明，沒有普遍化的市場經濟，憲政建設是先天不足的，社會中不能形成足夠抗衡國家政治權力的階級和共同體。始于清末的中國憲政運動是面臨嚴重的外來壓力所做出的反應，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汪洋大海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始終未形成作為憲政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這就是近代以來中國憲政運動屢屢失敗的原因所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近30年建設時期，我國仍然強調以階級斗爭為主，中央集權與計劃經濟主導立憲，也沒有形成與憲政相適應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使得立憲活動流于形式，始終未跳出“有憲法，無憲政”的歷史怪圈。實踐證明，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憲政。反思歷史，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培育市民社會，這無疑是為實現民主憲政奠定了牢固的根基，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其二，生產力的不發達也影響著憲政制度的發展，即民主憲政還受到貧窮的限制。在貧困的狀態下，人民在饑餓中掙扎，參政、保護自己的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等憲政問題不會引起民眾的普遍關注，充其量也只能是社會精英們的要求；貧窮還容易引起社會不穩定和動亂，引發一系列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這就使得政治權威的強大甚至膨脹似乎成為社會秩序化的必要條件，這往往容易導致國家政治權威把正常的憲政秩序置于一邊，為了社會的穩定而采取一些置憲法原則于不顧的違憲措施；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里，政府為了迅速改善經濟狀況，常常強化國家行政權力，而國家權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要導致官員們的政治特權和政治腐敗。總之，“憲政的實現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首先是來自貧窮的限制。”從國際社會來看，“憲政的實現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現實的障礙。排除這些障礙，需要社會經濟發展與進步，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善與改革。” 7亨廷頓說過：“許多貧窮的社會將繼續處于不民主之中，只要他們繼續貧困下去”，“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請促進經濟增長。”8亨廷頓的判斷是針對民主發展的，這同樣也適用于憲政發展。可見，民主憲政與經濟繁榮是互為因果關系的，二者相輔相成的，而市場經濟是政治民主的真正土壤，民主憲政是經濟繁榮的希望所托。
（二）政治文明是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是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實現程度的體現，是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發展和進化過程，就是對人的價值的不斷發現、不斷尊重的過程，是對政治權力及其資源的合理分配、控制與整合的過程。從人類社會政治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政治文明特別是近代以來政治文明的發展與演進，主要是以憲政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并且構成了近代憲政的基本價值取向和追求。憲政文明是政治文明高度發展的產物，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內涵就是憲政文明。政治文明的發展過程就是憲政理念產生、演變、成熟的歷史，政治文明實現的落腳點在于憲政理念與制度的最終實現，憲政文明構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其一，政治文明是民主憲政的前提和基礎。9政治文明之為憲政的前提和基礎，原因在于：首先，政治文明是與政治國家相伴而行的。人類社會早在公元前800年前后的古希臘城邦就有了作為政治文明之核心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大會就是這種直接民主的組織化形態，可以說，人類社會自有了政治國家，就有了政治文明；但是，以限制國家權力為核心并以保障公民權利為終極目的的憲政只是近代社會的產物。盡管在古希臘羅馬就已經產生了作為政治文明之內涵的民主，但是古代民主的終極價值取向不在于維護公民的個人權利和自由，而在于城邦國家的整體利益。其次，近代以后的政治文明之所以成為憲政的前提和基礎，還在于代議民主的產生。代議民主的形成造成了權力所有者和權力行使者之間的分離并為限權政治或憲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和必然的要求；同時，近現代民主承認個人自由的價值是第一位的，而民主的價值是第二位的，民主只是實現個人自由的手段和工具，這即是近現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區別的本質所在，也是民主憲政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再次，從政治文明的規范形式上看，1776年的北美《獨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國《人和公民權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91年的法國憲法，既是近代政治文明同古代政治文明相區別的標志性成果，也是近代政治規范文明的基本表征。
其二，民主憲政是政治文明的自然延伸，也是政治文明發展歷史過程中的必然選擇，兩者之間具有歷史與邏輯上的內在契合。近代以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憲政制度的確立，憲法、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分權制衡、政黨政治、代議制等等，都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符號。這些符號的組合與實踐，構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并具體表現為以選舉體現民主、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法治制約權力和以法治保護權利等內容。而這些內容又構成了現代憲政文明的基本內涵與基本要求。10作為政治文明成熟的最高階段——憲政文明，體現了當代政治的基本價值內涵，決定了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國家政治改革的典范。民主憲政本質上是政治文明的延伸及其發展成熟的最高體現。從政治文明發展到民主憲政是政治史的歷史與邏輯的必然結論。現代政治文明最終以民主憲政的形式表現出來，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規律；以憲法推動法治社會的形成，是建設現代民主政治的法治基礎。因此，民主憲政的確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高度發展的結果，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具體化和憲法化的結果。
（三）精神文明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所取得的一切積極精神成果的總和,主要表現為教育、科學和文化知識的發達與人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小康社會的實現必然要求全社會形成一種多元的健康的科學的文化局面，以及人們法律意識、思想道德水平的極大提高。而所有這些都將為民主憲政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其一，多元的文化是民主憲政得以生成的文化底蘊。憲政目標是以社會公正為主旨，它總是以社會價值觀念和倫理的巨大進步為依托。民主憲政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諸多方面的先進文化作為背景和支撐，可以說是一種崇高理念指引下的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們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追根溯源，憲政是西方諸多文化的共同產物。即諸如希臘哲學、羅馬的實證主義、基督教信仰、新教倫理、近代資本主義和傳統的個人主義哲學等這樣一些西方文化因素混合的產物。作為憲法理念中的核心的人民主權、法治、個人人權、憲政主義等范疇的內涵都溯源于這一文化的母體。西方自然法思想對憲政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資產階級思想家認為，人類社會在進入國家狀態之前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下，人人都享有自由、平等、財產權等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然后人類制定契約，表現形式是憲法。憲法是人類社會的契約，國家始終不是至高無上的。人定的法律必然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因此，國家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由此可見，西方憲政的產生與自然法是淵源的關系。特定人性哲學對憲政的生成也有著重大影響，其認為趨利避害，自私自利是任何一個人無法改變的，利己的動機是人積極進取和社會發展的前提。基督教有一種“原罪”的學說，認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貪欲。但要追求自己正當的利益，人人利己并不可怕，而作為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利己則是可怕的，因此需要制定憲法，限制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11實現民主憲政的基礎是全民憲政意識的形成。實現民主憲政實際上就是確立民主、自由等權利意識和憲法信仰的過程。
其二，百年來西方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引發的文化碰撞與交流，中國本土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衍生的文化變遷，打破了兩千多年來的中華文化正統獨尊為大的局面，小康社會的多元健康科學的文化局面正在形成。12從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實行開放政策，我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大量吸納著外來文明。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的巨大變化，也推動了思想文化的多重生長和發展。兩千多年來束縛人民并為歷代統治者反復強化的以忠順為核心、推崇國家主義和義務本位的封建文化逐漸受到質疑和挑戰乃至最后的拋棄。文化單一和文化專制的情形不復存在，百花齊放的多元社會文化格局逐漸形成。而人的思維也隨同多元文化的內化而多元化。個人的獨立、自主意識和自由、民主、平等觀念大大增強。人權和法治意識逐漸深入人心并對社會產生愈來愈廣泛深刻的影響。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不再有大面積發生的可能性。所有這些都將構成支撐我國民主憲政的內在文化底蘊，這就為中國民主憲政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同時公民法律意識的提升，法律信仰的樹立，道德素質的提高等等也都將為憲政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從而形成一種崇尚憲法，依法辦事的良好的憲政秩序。
三、民主憲政為小康社會的實現和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民主憲政是創造物質文明的制度前提和保障。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創造物質文明的必由之路。然而，僅有實行市場經濟的意愿，卻沒有確立相應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及有限政府，市場經濟只能是空中樓閣。放眼當今世界，凡踐行憲政的國家皆為市場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凡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皆為憲政國家。這一事實表明了市場經濟與民主憲政之間存在正相關的聯系，筆者把這種內在的正相關關系表述為：民主憲政是市場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制度安排。
首先，作為市場經濟存在與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的財產權須由憲政國家來確認和保障。財產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也是市場交易的目的。市場的交易實際上就是產權的交易，市場主體只有擁有明晰的、可以自由處置的產權才能進行市場交易活動。因此，產權的界定和保障就成了市場經濟的必要前提和基礎。任何類型的國家都可以提供財產權的界定和保障服務，人類何以偏偏對民主憲政情有獨鐘呢？這是因為憲政國家是體現自由、限政、法治精神的制度安排，它能為市場提供穩固、有效的財產權保障。而在前憲政時代，社會成員的財產權隨時都會遭致蠻橫、肆虐的專制權力的侵害。13
其次，民主憲政為市場經濟提供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環境。14市場經濟是極其脆弱的，它經不起戰亂和動亂的考驗。民主憲政可以為其提供一個穩定的市場秩序和社會局面，它通過代議民主實現了政權的和平交接，避免了前憲政時代由權力轉移引起的政局動蕩、軍閥割據、戰事頻仍等弊政。由民主憲政帶來的政局穩定、社會祥和有利于市場的良好預期和經濟的平穩發展。
再者，民主憲政為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證。市場經濟是自由競爭經濟，市場有其自身的盲目性，這就需要來自國家的干預，但國家的干預不能取代市場的地位，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市場經濟既排斥國家干預又需要國家的干預。怎么解決這一矛盾呢？民主憲政為我們提供了制度框架，它一方面保障市場經濟必須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從而使自由與限政得到最好的結合。此外，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體系的條件下推進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戰略，雙重體制并軌運行。這種改革模式，帶來了諸如權錢交易、腐敗蔓延、赤貧暴富、社會失范等種種“壞的市場經濟”現象。而壞的市場經濟的形成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定位偏差，目前我國經濟轉軌中的主要問題就是：政府如何退出私人領域，把其活動限制在公共領域內，并切實承擔起相應的職責，避免政府對市場的不恰當干擾。布坎南等經濟學家的建議是：在國家開展行政性的日常事務之前，便先從“立憲”層次上對其職責范圍加以界定，因此推進民主憲政建設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憲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從而保障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個體的權利不受侵害，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促進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避免改革滑入壞的市場經濟，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15
最后，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帶來貧富分化和社會利益沖突，這就需要民主因素的注入。政府要順應“福利國家”的世界性潮流，積極地保障和增進人民的福祉，保證充分就業，提供必要的社會救濟，永無休止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才能消弭社會沖突，實現社會公正。
可見，只有倡導民主憲政，兼顧自由競爭和公平分配，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和有序發展，從而盡快地創造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
（二）民主憲政實現了政治文明的內涵，為政治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民主憲政促成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確保公民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的實現，為政治文明的實現奠定了基礎。在前憲政時代，公民是從屬于政治國家的，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也就沒有了真正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力，大多數的公民只是被管理者，權力只屬于少數人，這與倡導“人民主權”“民主政治”的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只有在民主憲政之下，通過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市民社會的獨立地位，規定了市民的各項自由、權利、民主，勘定了政治權力的邊界，并且通過分權制約、代議制、違憲審查等等制度安排，這才實現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化，保障了市民社會的自治，實現了政治文明的內涵。
其次，民主憲政是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實質就是法治政治，用法律規范政治行為，實現政治行為的法律化。而憲法則是一國具有最高效力和權威性的法律，民主憲政制度就是通過憲法來規范政治行為，并為之提供法律上。從靜態上說，憲政是一套以憲法為核心的規范體系，憲法規范不僅具有最高性、穩定性和連續性，而且具有明確的指引、評價、教育和預測等作用；民主憲政通過將代議制度、權力分開制度、選舉制度等等體現現代政治文明規則上升為憲法規范，成為一國全體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行為準則，并在現實生活中得到貫徹落實。從動態上說，憲政包括立憲、行憲、護憲和修憲等過程、方式和方法等；立憲的過程就是政治文明觀念和制度憲法化的過程；行憲和護憲的過程就是憲法性政治文明規范的實施和實現的過程，而且也是當憲法性政治文明規范遭到違反時予以糾正的過程；修憲的過程就是憲法性政治文明規范補充、完善和升華的過程。16
（三）民主憲政是精神文明的高級形態，它極大豐富了我國精神文明的內涵，為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同時也為精神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其一，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精神文明有三個發展形態，即初級形態、高級形態和理想形態。前憲政時代，由于等級制度和剝削的存在，精神文明在總體上還處于初級形態，而民主憲政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現了人的平等與自由，它使得人們的思想得到了大的解放，從而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人們相處在和諧、互動、合作、奮進的社會環境之中，這必然帶來文化的繁榮、科學的發展、法制的完善。這是一種高級的精神文明形態。17
其二，民主憲政豐富了精神文明的內涵，為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形成、鞏固和發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這里所講的法制，無疑就包括民主憲政在內。民主憲政是精神文明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民主憲政制度根植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傳統所內生的一種現象，它體現著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準則和觀念，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的載體，包含著人們對憲政本身的確認、追求和信仰。一句話，民主憲政是憲政文化自然演進的結果，憲政文化蘊含的個體人格獨立，權利意識、平等觀念，社會公德意識，官員的從政道德等本身就構成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18可以說，民主憲政制度的實踐極大地豐富了精神文明的內涵，推動了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
其三，民主憲政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可靠保障。首先，民主憲政為精神文明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如我國憲法總綱部分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若干規定，就確認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針。此外我國現行憲法第22條也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這一憲法原則為公民的文化權利提供了憲法和法律的保障，充分保證我國文化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促使我國文化事業的不斷繁榮發展，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次，民主憲政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環境保障。19精神文明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下進行的。民主憲政通過法律的權威，對破壞精神文明建設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從而保障了社會環境甚至凈化了社會環境。與此同時，民主憲政的形成與發展，對全體公民也是一種教育力量，能引導人們明確自身權利義務，依法辦事，依法律己，從而規范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約束和制止不文明行為，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四、結語
經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民主憲政與小康社會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兩者互為基礎，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們必須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實現小康社會的同時，積極推動民主憲政在我國的生成與發展，用民主憲政來為小康社會的實現和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大力加強小康社會的建設，通過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來夯實民主憲政的根基，使民主憲政在我國真正落地生根，茁壯成長。
1 信春鷹，《尋求民主與憲政的平衡》[M]，載《公共論從》第3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48頁。
2 林廣華，《論憲政與民主》[J]，《法律科學》2001年第3期。
3 [美]沃爾特·莫菲，《東歐的憲政民主》[J]，載于《比較憲法項目論文》英文版，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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