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3-25) / 已閱3153次
關于《刑事審判參考》第1364號案例的商榷意見
前言：法條對應的是客觀事物，是實體。這意味著，法律是不能解釋的。案例是客觀事物的外在形式，法條是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案例與法條是有機統一的。辦理案件就是認識客觀事物。認識客觀事物的普遍規律，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三段論的實質，就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即大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判例或者法條）+刑罰，小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待辦案例），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大、小前提對應的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相同，結論就是將大前提對應的罪名與刑罰適用于小前提對應的待辦案例。顯然，透過現象看本質，僅在事實（現象）層面解決法律適用問題，不需要價值判斷。法律具有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屬性，判斷了事實，同時判斷了價值。根本不需要什么犯罪論體系。所謂的兩階層、三階層，四要件，雙層次體系，不過是法學家用于紙上談兵的道具而己。本人將在事實（現象）層面，剖析《刑事審判參考》中誤判事實導致定性錯誤的案例，揭露教義學偽科學的真面貌。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汪慶樟，男，漢族，1973年3月12日出生。2018年7月20日被逮捕。
浙江省三門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汪慶樟犯交通肇事罪，向浙江省三門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汪慶樟辯稱，其是后車碾軋后才離開事故現場，并沒有逃避責任。汪慶樟的辯護人提出，指控汪慶樟逃逸致人死亡理由不能成立。汪慶樟的逃逸行為與陳蒙根死亡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即使汪慶樟不逃逸，陳蒙根也會死亡；事故認定是按逃逸進行推定，己經作為入罪事實，而公訴機關又將逃逸作為加重情節進行指控，屬于重復評價；如果汪慶樟構成犯罪，其具有如實供述、初犯、預繳賠償款等從輕情節。
三門縣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8年7月5日20時23分，被告人汪慶樟駕駛防盜編號為三門A12739的二輪電動車從高枧駛往海游方向，行駛至三門縣214省道甬臨線105KM+740M珠岙鎮下胡村路段時，與靠道路右側路邊持續、穩定同向行走的被害人陳蒙根發生碰撞，致使陳蒙根倒在車道中，汪慶樟也連人帶車摔倒，二輪電動車右側碰地。事故發生后，汪慶樟未報警和實施救助。汪慶樟起來后，發現倒在車道中間并發出“哎喲”一聲的陳蒙根。20時24分00秒，汪慶樟站在路邊白線外。20時24分50秒左右，汪慶樟開始撿東西，并扶二輪電動車。20時26分，許堅潔駕駛浙JC28C3號小型轎車行駛至事故發生地時，將倒地的陳蒙根碾軋。
二次碰撞后，許堅潔下車查看，并問被告人汪慶樟有什么東西，汪慶樟回答沒有。許堅潔將車底下的麥稈袋拉出扔在路邊，向駕駛室方向走去。在此過程中，即20時26分47秒，汪慶樟駕駛肇事車輛逃離現場。20時27分至20時29分，許堅潔上車，發現車子仍開不動，倒車后發現車前倒著陳蒙根，就再次下車，并與同車的周揚一起報警、報醫。此時，陳蒙根頭部還會動。當警察和醫生趕到現場時陳蒙根已經死亡。經三門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認定，汪慶樟承擔此事故的主要責任，許堅潔承擔此次事故次要責任，陳蒙根無責任。
另查明，事故現場位于三門縣214省道甬臨線105KM+740M珠岙鎮下胡村路段，道路呈東西走向，瀝青路面，道路中心漆劃黃虛線，邊白實線，機非混合道，照明條件為夜間無路燈照明，標志、標線齊全。另外，被告人汪慶樟己預繳賠償款人民幣61000元。
三門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汪慶樟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事故，且因逃逸致一人死亡，并負事故主要責任，其行為己構成交通肇事罪。汪慶樟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予以從輕處罰；已經預繳部分賠償款，酌情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汪慶樟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汪慶樟提起上訴。其提出，陳蒙根是因后車碾壓致死，并非其逃逸造成，原判認定其行為系逃逸致人死亡錯誤，致量刑過重，請求依法改判。
二審出庭檢察員認為，原判定罪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被告人汪慶樟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建議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上訴人汪慶樟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事故，且因逃逸致一人死亡，并負事故主要責任，其行為己構成交通肇事罪。原判綜合考慮本案犯罪事實、犯罪情節、被告人認罪態度依法判處刑罰，汪慶樟稱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出庭檢察員關于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意見予以支持。原判定罪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肇事者交通事故后滯留現場不履行救助義務，在后車發生第二次事故后，隱瞞身份并離開現場，能否構成“因逃逸致人死亡”？
三、裁判理由
本案的主要爭議在于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主要有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汪慶樟構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理由如下：（1）雖然汪慶樟在事故發生后沒有立即逃跑，而是在后車發生事故后離開現場，但其在此期間沒有暴露自己是肇事者，而是將自己隱匿在現場。（2）雖然有第三人的碾軋行為介入被告人肇事與被害人死亡之間，但從案發時間、地點、環境和被害人的情況來看，此介入因素的發生并未超出被告人合理預見的能力范圍，并不能阻斷被告人肇事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應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屬于一般交通肇事后逃逸。理由是認定交通肇事逃逸必須具備離開事故現場這一客觀要件，而被告人汪慶樟在第一次事故后并沒有離開事故現場，且被害人在第一事故后并未死亡，而是第二次事故后死亡的，故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我們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交通刑事解釋》）第五條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不論是“交通肇事后逃逸”，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處罰基礎均為未履行法定義務，前者側重于未履行報警、保護現場等義務，以及對其后交通狀況所造成的抽象危險等，后者則突出救助義務。上述規定明確了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一般來說，需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
（一）被告人交通肇事后有救助義務及救助能力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的規定，肇事者發生交通事故后必須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由此可見，保護事故現場、搶救傷員、報警并接受公安機關處理，是肇事者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除了上述法律明文規定外，基于交通肇事這一先行行為，交通肇事后也負有救助義務。
肇事者是否具有救助能力，應依據肇事者所在現場的時空條件來認定。一是肇事者本人處于清醒狀態并具有活動能力。二是肇事者明確知曉被害人受傷。三是當時現場有充分的條件允許肇事者進行救助。認定上述內容，不僅要看肇事者的供述，還應從事故的時間、地點、路況、行為人的知識、能力、經驗等方面客觀地評判肇事者是否具有救助能力。如果肇事者不具備救助的條件，“法律不能強人所難”，肇事者雖負有救助義務，但也不能過分要求肇事者在沒有救助能力時履行救助義務。
從本案的相關證據來看，被告人駕駛二輪電動車與同向行走的被害人發生碰撞，致被害人倒在車道中，被告人連人帶車摔倒后站在路邊白線外，并開始撿東西、扶二輪電動車。此時來往車輛車速比較緩慢，行駛在被害人倒地一側車道的車輛經過事故點時，都做短暫停頓，接著借道對向車道行駛，被告人完全有機會將被害人搬離到安全的路邊或者阻攔呼叫車輛施救，但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上述事實足以說明被告人明知自己交通肇事，且在當時現場的時空條件下具有救助能力。
（二）被告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未履行救助義務
《刑法》規定對逃逸加重處罰，一是為了及時搶救傷者，防止事故損失的擴大；二是便于盡快查明事故責任，處理事故善后。司法實踐中，對以下幾種情形應當區分處理：一是肇事者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不顧被害人的受傷結果，拒不履行救助義務而逃跑，致使被害因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亡，應構成“因逃逸致人死亡”；二是肇事者履行了救助義務，如將被害人送往醫院，但肇事者履行救助義務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又逃跑，被害人因搶救無效而死亡，不能認定肇事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認定肇事人“交通肇事后逃逸”；三是肇事者將受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造成嚴重殘疾的，則應當按照《交通刑事解釋》第六條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人在交通事故發生后并未馬上離開現場，而在后車發生第二次事故后，隱瞞身份并離開現場，該行為能否認定為逃逸，存在爭議。我們認為，是否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不應僅限于交通事故后逃離事故現場，還需要根據肇事者的主觀目的與社會危害性進行評判。
1、逃離現場不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唯一要件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中規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后，當事人為逃避法律責任，駕駛或者遺棄車輛逃離道路交通事故現場以及潛逃藏匿的行為。司法實踐中，大多數情形下，逃逸表現為逃離現場，但現實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沒有逃離現場也可能構成逃逸，而有的離開現場卻不構成逃逸。同樣，《交通刑事解釋》的原文使用的是抽象的“逃跑”，可見《交通刑事解釋》并沒有把是否在“現場”作為硬性要件，而“逃跑”的手段與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核心問題仍在于是否逃避法律的追究。司法實踐中，在事故現場躲藏、在現場卻謊稱不是肇事者或者雖在現場但指使、同意他人冒名頂替等情形，其最終目的是隱瞞肇事者身份、逃避法律的追究，仍然可以構成“逃逸”。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確認定逃逸等問題的會議記要》第三條規定，讓人頂替或者打電話讓人來現場頂替；有的肇事者逃離現場后叫頂替者到現場，應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并從重處罰。處理這類案件，還要區分肇事者是否逃離了事故現場。對肇事者讓人頂替但自己沒有逃離現場的，可酌情從輕處罰。參考這一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即使沒有離開事故現場也可以構成交通肇事逃逸。
2、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中“逃逸”的關鍵是有救助能力而不履行救助義務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本質特征就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不履行法定義務，因而正確認定“逃逸”也應當圍繞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法定義務去考察�！耙蛱右葜氯怂劳觥敝械奶右�，應著重審查肇事者在有救助能力的情況下是否履行了救助義務。
首先，本案被告人的供述及其他在案證據證實，在后車肇事者問詢時，被告人隱瞞了自己的肇事者身份，并馬上駕駛電動車逃離現場，反映了被告人在肇事后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其次，兩次事故是一個整體的延續狀態。根據視頻監控顯示，事故發生后，被告人下車開始撿東西、扶二輪電動車。在后車發生事故后，被告人駕駛二輪電動車離開。在這個三分鐘的延續狀態里，被告人神志清醒、行動自如、未受到任何威脅，其在有救助能力和條件的情況下，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在短時間內實施了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最后，本案第二次碰撞后，后車肇事者下車查看，并問被告人有什么東西，被告人回答沒有。雖然被告人第一次事故發生后沒有立即逃跑，而是在第二次事故后才離開現場，但其在此期間沒有表明自己是肇事者身份，而是將自己隱匿在現場。隱匿行為從本質上說仍是一種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人在現場與不在現場沒有本質區別，因為現場的人民群眾和警察都無法發現其就是肇事者，其自身不受被害方、群眾或者事故處理人員控制。因此，被告人在有救助能力的情況下未履行救助義務，可以認定其屬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三）被告人的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在案件事實存在介入因素的場合，要判斷后車的第二次碰撞行為是否阻斷前車碰撞、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考慮以下因素：（1）逃逸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危險性大�。唬�2）后車第二次碰撞行為異常性大��；（3）后車第二次碰撞行為對結果的發生的作用大��；（4）后車第二次碰撞行為是否為逃逸行為的可控范圍。但最重要的是判斷哪個行為對結果的發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考慮后車行為的可能性。但最重要的是判斷哪個行為對結果的發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考慮后車行為的可能性。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肇事后明知受害人受傷倒地不能自救，在晚上來往車輛較多的公路上，正常人都會合理預見被害人若得不到救助，隨時有被后車碾軋的可能。被告人的先行肇事行為使被害人面臨生命安全的緊迫危險，負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險或者防止結果發生的特定義務，如果被告人履行救助義務，或者即使沒有救助但保護了現場，危害結果便不會發生，但此時被告人選擇了逃逸、不作為。因此，后車事故行為的發生和介入在被告人合理預見的能力范圍之內，被告人的逃逸行為導致被害人再次被碾壓甚至死亡發生的危險性增大。后車事故行為雖然介入被告人肇事、逃逸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進程，但不屬于異常介入因素，即使不是該第三人駕車駛過，也可能是其他司機駕車碾軋被害人，因而后車事故行為并不能阻斷被告人肇事、逃逸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
（四）被害人的逃逸行為與故意殺人行為不具有相當性
《交通刑事解釋》第六條規定行為人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的，可以以故意殺人罪定罪。實施隱藏、拋棄或者移動至危險地帶等積極移置性行為，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或者發生再次碾壓事故，致被害人死亡的風險增加，其與殺人行為具有相當性，因而不再認定為“逃逸致人死亡”。此外，在判斷逃逸行為與故意殺人是否具有相當性時，還應考慮逃逸行為對結果的客觀歸責程度以及肇事者不履行義務對結果的原因力大小，而不是僅從形式上是否有積極移置行為來加以判斷。如果第二次碰撞的肇事者被認定為不負責任，則說明第二次事故發生具有較大可能性，那么逃逸行為與故意殺人行為仍然具有相當性，死亡結果完全歸責于逃逸行為，則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來判斷先前逃逸行為的肇事人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如果第二次碰撞肇事者被認定負有責任，則說明第二次事故發生存在偶然性，不能將被害人被第二次碰撞致死完全歸責于逃逸行為，一般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本案中，被告人不存在上述積極移置性行為，不符合《交通刑事解釋》第六條的規定，同時，經事故認定，第二次碰撞肇事者負次要責任，存在一定過錯，被告人的逃逸行為與故意殺人行為不相當。
綜上，被告人撞倒被害人后，在具備救助條件的情況下，置被害人生命處于高度危險狀態而不顧，并故意隱瞞自己的肇事者身份，不履行作為肇事者應該履行的法定義務，意圖逃避法律追究，致使被害人被后車碾軋致死，應當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屬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一審二審法院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汪慶樟有期徒刑七年，是合適的。（以上摘自《刑事審判參考》第124集汪慶樟交通肇事案）
四、案例評析
本案例是“二次碰撞”類型的交通肇事案件。對于這種“二次碰撞”交通肇事案例，許多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感到十分棘手，處理方式和處理結果五花八門，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比較妥當。本案例就是這種情況。
“二次碰撞”往往查不清前后的肇事者，應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各自承擔多少責任。筆者研習了兄弟單位處理“二次碰撞”案例的經驗，非常贊賞，謹此隆重推薦。當查不清前后肇事者的責任時，就由前后的肇事者共同承擔死亡結果責任，即兩人共同承擔全部責任。應用到本案例，被害人不承擔責任，那么就應由汪慶樟、許堅潔共同承擔被害人陳蒙根死亡結果的全部責任。假如被害人承擔次要責任，那么汪慶樟、許堅潔共同承擔主要責任。這種責任劃分模式很有創意，合情合理。
本案例責任劃分不當。在查明的事實和裁判理由中，沒有介紹被害人死亡鑒定意見及責任劃分的依據。不過，從律師辯護意見中發現，汪慶樟之所以承擔主要責任，原因在于汪慶樟的逃逸行為。然而，將逃逸行為作為劃分主要責任的依據，予以考慮，并不正確。因為這個逃逸行為，不是死亡結果發生的直接原因。死亡結果發生的直接原因是“二次碰撞”的交通肇事行為。再說，“二次碰撞”發生之后的逃逸行為，不能加功于先前的“二次碰撞”交通肇事行為。因此，案件承辦人要特別關注交通事故的責任認定書。如果肇事者逃逸了，事故責任劃分是采取推定的方式確定的，那么這種責任劃分千萬不能機械地作為交通肇事罪成立與否的依據。在這種推定的責任劃分情況下，案件不需要退回公安交警部門，由案件承辦人根據查明的事實和道路交通常識，對肇事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另行獨立作出司法判斷后，再評估交通肇事罪能否成立。否則，不但定罪邏輯不能自圓其說，而且由于機械辦案，極易釀成冤假錯案。所以，在沒有充分事實依據的情況下，汪太樟、許堅潔兩人的責任劃分，不應區分主次責任。本案例在沒有充分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區分了主次責任，負主要責任的汪慶樟肯定不服，舊矛盾還沒有解決好，又產生了新的矛盾。
案例遺漏了被告人許堅潔。許堅潔承擔交通事故的次要責任，意味著許堅潔對死亡結果負有直接責任，同樣構成交通肇事罪。這里的次要責任，是相對于另一個肇事者汪慶樟的主要責任而言的。事實上，“二次碰撞”后被害人陳蒙根的死亡，等價于是汪慶樟、許堅潔共同過失造成的，兩人都要承擔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這里的次要責任，與肇事者被害人之間的責任劃分，性質完全不同。如果交通肇事的責任劃分，被害人負主要責任，肇事者負次要責任，那么肇事者是不成立交通肇事罪的。
法條是實體，其內涵就是字面表達的含義。準確理解法條的原則，是不允許拆分，不允許斷章取義，不允許解釋，法條必須理解為一個行為整體（選擇性罪名除外）。什么語義射程，什么用語的可能含義，都是教義學胡說八道忽悠人的，根本沒有這回事。本案例裁判理由中就“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四個條件展開論證，抓不住重點，尤其是因果關系的判斷不著邊際。這種論證模式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毫無參考價值。實際上，“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字面意思，即有證據證明，如果肇事者不逃逸，及時救助被害人，死亡結果將不會發生。就本案而言，第一次碰撞，被害人倒地無法動彈，第二次碰撞，又被車輛碾軋。“二次碰撞”間隔僅3、4分鐘，報警是及時的，醫務人員趕來現場，被害人已經死亡。事實上，第一次碰撞后，被害人倒在車道中間并發出一聲“哎喲”，自身無法動彈，傷情肯定嚴重。這就意味著，即使沒有第二次碰撞，被害人陳蒙根也可能死亡。因此，本案找不到確鑿證據證明汪慶樟不逃逸，及時救助被害人，就可以避免死亡結果的發生。所以，認定汪慶樟具有“因逃逸致人死亡”情節，缺乏事實依據。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人的身體受傷，即使受致命傷必然死亡，往往不是瞬間死亡的。在數分鐘內口中發出聲音，身體某些部位能夠活動等，都是常見的情形，不代表人不會很快死亡。至于許堅潔成立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冤枉的問題。第二次碰撞前，其他過往車輛都知道繞開倒在車道上的被害人，借對向車道駛離事故現場，許堅潔不注意觀察路面情況，導致被害人陳蒙根遭受第二次碰撞，傷情雪上加霜，明顯具有過失。
交通肇事逃逸。逃逸有先有后，有的撞倒被害人直接就逃逸了，有的還在案發現場停留一段時間再逃逸的，都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特殊情形是肇事后始終留在現場，但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不報告自己是肇事者。這種情況與逃離現場情形，實質完全相同，也是交通肇事后逃逸。本案例汪慶樟先是在事故現場短暫停留，爾后再駕駛電動車逃逸的，同樣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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