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晨 ]——(2005-4-1) / 已閱13887次
在農村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之我見
北京市通州區司法局永樂店司法所 王 晨
法律援助制度是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人權保障機制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等法律都對法律援助制度作了明確的規定，為這一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奠定了法律基礎。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正式成立；2003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３８５號頒布的《法律援助條例》正式生效施行。據統計，至2003年底，全國共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80多萬件，解答法律咨詢600余萬人次，有近97萬人通過法律援助維護了自身的合法權益。 法律援助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福音，受到群眾的普遍歡迎，越來越多的人們投入法律援助事業，為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增添了人性化的關懷與溫暖，在國際上樹立了我國保障司法公正和維護人權的良好形象。中國法律援助事業呈現出良性的發展態勢，前景十分美好。
作為一名基層法律工作者，筆者學習了法律援助的相關知識，也曾經辦理過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時的工作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產生了在農村進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認識，以下筆者將結合農村的現實狀況對在農村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義、問題、對策進行論述，與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農村開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我國，法律援助的對象主要是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所以筆者認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應該放在農村，援助對象的重點要針對農民，原因有以下三點：
1、農村的貧困人口多。
我國13億人口，9億在農村，通過查看數據可以得知，農村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村的生活水平和農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較低的，經濟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無法提高，從而導致農民整體的科學文化素質和精神道德素質不高。以筆者工作的永樂店鎮為例，永樂店鎮地處北京市最東南端，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截止到現在全鎮常駐人口30000余人，擁有農村低保戶781人，人均年純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數農民都過著窮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來咨詢的農民都不愿意訴訟解決，筆者通過調查發現，其中因為怕傷和氣的占30%，認為打官司很沒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窮不愿意再額外拿出一筆錢去打官司。隨著物價的上漲以及訴訟成本的提高，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圍的案件多。
由于歷史習慣、觀念意識、經濟發展等諸多原因的影響，發生在農村或農民身上的案件有許多屬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圍。比如，在農村，每個家庭普遍都有兩個孩子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五、六個，孩子多導致家庭貧困，孩子長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質不高或因為貧困、子女之間的矛盾就產生了對老人的贍養問題。筆者在2004年承辦的一個索要贍養費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為老人的兩個兒子都不盡贍養義務，其中大兒子同意贍養，但前提是二兒子也必須承擔贍養義務，否則他也不贍養老人；二兒子則因為貧窮拒絕贍養老人。最終老人一氣之下將兩個兒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維護了自身的權益。在農村像這種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的案件為數不少。另外，現在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工的權益保障。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條件惡劣及安全措施不當導致農民工因工受傷的情況層出不窮，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工是無助的，這時候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無疑是雪中送炭。
3、在農村加強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可進一步加大普法力度，產生法律宣傳的效應，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
在農村接受法制宣傳的機會要比城市低得多，相當多的農民對法律知之甚少，對訴訟敬而遠之。而農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村與村之間聯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過幾天全村甚至外村都會聽說。因此筆者認為切實地為農民辦幾件實事比單純進行法制宣傳的效果要好，因為當事人回去會向其他人講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聽的過程中不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規知識，而且還對此深信不疑，他們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講述，這樣在無形中就提高了農民對法律法規的認知程度。在農村開展法律援助工作，讓廣大農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可以擴大影響，消除一些農民認為法律遙不可及的偏見，改變農民對法律、訴訟的一些認識，提高農民知法、學法、用法的積極性，從而提升農民整體素質，減少因農民不懂法而吃虧上當的情況的發生。
二、現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法律援助工作宣傳力度不夠。
筆者認為如今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存在偏頗，在城市宣傳的較為廣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設在城市里，而針對基層農村的宣傳較少，因為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真的廣泛宣傳恐怕會有相當多的農民找上門來尋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機構應接不暇。但這樣就與成立法律援助機構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因為宣傳的少，廣大農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僅開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難，而且對于整體素質不高的農民，一旦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他們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機構或者法律服務者，又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那么只有憑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維護自身權益，從而引發了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2、法律援助審批程序亟待完善。
當前法律援助審批權在法律援助機構，當事人只要交齊相關的證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夠獲得免交代理費等法律援助。而筆者在工作中發現，在農村，開具一份無收入或生活貧困證明非常容易，這就給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機，難以確保全部法律援助資源都切實用于幫助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進行嚴格且有效的審查是法律援助審批程序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師費、代理費外，還應包括減、緩、免交訴訟費，這就涉及到法院對法律援助案件的審批。而對于法院來說，法律援助案件一般僅限于或說多限于刑事辯護案件的法律援助，對于民商行政訴訟案件，當事人要想減、緩、免交訴訟費，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法律援助機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民事案件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卻沒有同意其緩、免交訴訟費用，最終導致無法立案。筆者在從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過同樣的一個問題，索性贍養案件訴訟費只有50元，筆者先行墊付了，那訴訟費要是幾百元甚至上千上萬元呢？因此，法律服務費的減免和訴訟費緩、減、免的銜接問題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經濟困難的農民經法律援助機構審查批準得到減、免費的律師服務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緩收和減免訴訟費而不能進入訴訟程序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法律援助最終落不到實處。
3、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與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間矛盾突出。
隨著普法宣傳的深入，廣大農民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據筆者在永樂店鎮的調查顯示，《法治進行時》、《法制播報》、《今日說法》等法制欄目在農村擁有很高的收視率，農民尋求法律幫助的積極性越來越高，對法律知識的運用越來越廣，對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來越大。然而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重視程度等因素的制約，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務和運作成本在不斷增加，使得我國的法律援助資源不能適應正在急劇轉型和變化的社會對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統計數字顯示，我國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過70萬件，而實際受到援助的低于18萬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決對策。
1、加強宣傳，讓農民“知”法律援助。
隨著時代的進步，農民獲取信息的途徑越來越多樣化，僅僅依靠在農民趕集時向他們發放宣傳資料已經遠遠不能達到宣傳的效果了。在當今這個信息多元化的時代，在有條件的農村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電視、網絡等媒體宣傳法律援助的相關內容；在條件落后的地區，可以通過送法下鄉、法律咨詢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則，明確法律援助的條件范圍，在權益受到侵害時知道怎樣去尋求法律保護，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以解決。
2、協調配合，讓農民“用”法律援助。
僅僅“知”法律援助是不夠的，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讓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來維護自身的權益。首先，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當事人要主動向當事人提出并積極協助法律援助機構辦理法律援助的有關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機構要嚴格審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應該得到援助的人得到應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機構應與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絕因無法交納訴訟費而致使法律援助終止的情況發生，使農民能夠順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質量，讓農民“信”法律援助。
市場經濟體制下，產品質量尤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農民對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要認真做好案件的審閱、調查和準備工作，不能因為農民懂得少、是弱勢群體就敷衍了事，要確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切實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援助只有獲得了信任，才能讓更多的人去了解它、關注它，才能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才能為維護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貢獻。
4、加大投入，讓農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應該加大對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夠得到法律援助。筆者設想，在將來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農村貧困地區以鄉鎮為單位設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每個工作站配備2-3名公職律師，由法律援助機構每月為公職律師發放工資，公職律師負責本鄉鎮的法律援助工作，免費辦理咨詢、代書等非訴法律事務并承辦本鄉鎮范圍內的法律援助案件，這樣就擴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圍，使更多的農民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來維護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讓農民“靠”法律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