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旺城 ]——(2005-4-11) / 已閱16591次
淺析影響公訴活動的八類公安偵查缺陷
郭富選、景寶峰、李旺城
公安偵查缺陷是指在公訴案件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由于主、客觀上的原因，在收集證據、查明案情上存在的失誤或遺漏。由于當前公安偵查活動存在的缺陷，造成不少案件因事實、證據問題反復退補，降低了訴訟效率，增加了訴訟成本，更嚴重的是導致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破壞了司法的公平正義。我們擬從提出影響公訴活動的八類公安偵查缺陷入手，分析其缺陷的成因及糾正對策。
一、公安偵查存在之缺陷
缺陷一：同一偵查人員在同一時間段訊問不同犯罪嫌疑人。
筆者在一案的辦理中發現，在公安訊問筆錄上竟顯示出同一偵查人員在同一時間段內訊問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其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1]。出現此問題的原因有二，一是記錄人疏忽大意填錯了時間，二是確因人員有限而導致一人在同一時間交替訊問二名犯罪嫌疑人。當這樣的證據同時出示時，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名偵查人員辦案，造成的后果輕則是法庭上的被動，重則是證據的不被采用，倘若該證據是有罪證據的話，后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缺陷二：偵查人員應回避而未回避。
筆者曾經辦理過一起故意傷害案，該傷害案發生在某派出所內，民警王某正值案發現場，目睹了案發的全過程，具備了擔當證人的資格，他本不該再行使對此案的偵查職能，但他后來作為委托人委托某鑒定機關對該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作了傷情鑒定，并向其他辦案人員提供了證言。其行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28條第3項的規定[2]，應該回避而未回避。因為證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辦案人員事前既已了解案情，就有向公安司法機關作證的義務，成為案件的證人。在同一案件中，既作證人又作偵查人員，就容易先入為主，主觀臆斷，不利于客觀全面地收集和分析判斷證據，進而影響正確認定案件實事、公正處理案件。
缺陷三：證人擔任保證人。
筆者在辦理王某交通肇事一案中，經審查發現王某交通肇事后電話通知其外甥高某，并由高某駕車將王某帶至交通部門。后來，王某被公安機關決定取保候審，同時準許了由高某擔任王某的保證人，其做法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保證人必須與本案無牽連之規定。我們經審查認為，王某的該行為依法應認定為自首，那么高某就應該以證人的身份向司法機關作證。為此，具有證人身份的高某再擔任王某的保證人是欠妥的。
缺陷四：偵查實驗程序不合法。
公安機關在辦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為了查明事故雙方的責任，進行了偵查實驗，但卷里無公安局長批準材料，其行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3]。雖然偵查實驗的結果可能是真實的，但由于沒有履行批準程序，承辦人將案件退回了公安機關。因為偵查實驗是一種再現曾經發生過的偵查手段，為與過去發生過的事情達到最大限度地相同，必須保證偵查實驗過程中的程序合法，其中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嚴格履行批準手續。
缺陷五：扣押贓物、贓款不出具正式的扣押清單。
某些公安偵查人員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款物后，不僅未出具正式的扣押物品清單，并且卷宗中也無任何反映，甚至于連一張白條也沒有，其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115條之規定[4]。法律如此規定的目的就是加強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扣押物品等工作的監督，防止某些偵查人員出現違法亂紀現象。所以扣押與案件有關的物品后，扣押機關必須出具詳細、確實、正式的物品清單。
缺陷六：拘留時間延長不合法。
從筆者辦案的實踐看，凡對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強制措施的案件，均經過了第一次延長，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經過了第二次延長。由于現行有關司法解釋均未對《刑事訴訟法》第69條[5]中規定的“特殊情況”予以規定，為此筆者不能確定公安機關的第一次延長是否合法，但對于約百分之九十的第二次延長，筆者認為有相當一部分是欠妥的。例如，有些案件為一人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戶籍所在地為北京市且為初犯。對此情況，拘留的羈押期限應該說并不需要延長至30日，但公安機關仍進行了第二次延長，很明顯這是不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
缺陷七：保證人保證和保證金保證兩種方式共用。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審，應當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繳納保證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更是明確指出：對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決定取保候審的，不得同時使用保證人和保證金保證。本來由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對同一犯罪嫌疑人來說，人保與錢保是不應該同時出現的，但筆者在辦案中還是發現了該現象的存在。
缺陷八：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材料不能及時送審。
筆者辦理的一起盜竊案中，犯罪事實比較清楚、證據也確實充分，但就是僅僅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材料而不能公訴，導致案件二次退補。甚至有些問題還被被告人或其辯護人提出，造成公訴方被動。例如在一起妨害公務案件中，由于偵查機關取證不全面，只調取了有利于一方當事人的證人證言，而未調取有利于另一方當事人的證人證言，而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在當庭提出此項要求，并要求新的證人出庭，導致庭審的延期審理，給公訴人造成很大被動。
二、導致偵查缺陷的原因
造成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存在種種缺陷，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部分偵查人員的法律素質不高，法律知識儲備不足。
上述人保和錢保的共用以及偵查實驗不經批準、應回避而不回避、由證人擔任保證人的現象，筆者認為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些偵查人員雖然認識到學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識儲備明顯不足。知識是素質的基礎。偵查人員法律知識的多寡，決定著其有無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觀念，對法和法律現象有無正確的看法和評價，同時也是能否依法辦事的重要條件。多數偵查人員對有關法律法規內容的掌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但是有些偵查人員對法律知識的學習不深入，對有些重要問題的理解存在嚴重的偏差。
（二）部分偵查人員證據意識不強，固定收集證據的能力欠缺。
作為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者，有些偵查人員證據意識提高明顯滯后刑事訴訟發展的要求，突出表現在收集、固定證據的效率和質量難以滿足控罪和庭審的需要。新的刑事訴訟法實行無罪推定的原則，注重對人權的保護，強調程序的合法性，對證據的要求很高，偵查機關應轉變過去有罪推定的舊觀念，改變過去以供求證、先供后證的重視口供的取證模式，突出對其它人證物證等直接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力爭使每一起案件都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上述拘留時間延長不合法的現象就表明了一些偵查人員的證據意識不強。犯罪嫌疑人在被抓獲后不如實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不應該成為公安第二次延長拘留期限的理由。這就要求偵查人員打破以前的辦案模式和辦案理念，不要過度追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反的，要在其他證據的調查和取得上多下功夫，用事實和其他證據來突破其心里防線，讓犯罪嫌疑人主動交代。
（三）現行的公安偵查機關偵查體制不盡合理。
現行公安機關偵審部門合并的偵查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刑事訴訟。由于偵查部門的考核標準多局限于破案數量和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多少，這就使偵查人員常常滿足于這兩個標準，而對案件質量則考慮較少，辦案重心明顯傾向于檢察機關審查批捕部門，因為其考核機制重點在于捕與不捕，而不在訴與不訴，更不管是否能提交審判，其是否是有罪和罪輕罪重的問題。不少偵查人員存在著只要檢察機關批捕了就萬事大吉，這樣勢必使預審業務中繼續取證、補證、深挖余罪等諸多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削弱了打擊犯罪的力度和準度。
（四）現行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的定位存在缺陷。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分別由公檢法三機關負責，但實質上卻形成了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結構。在這種結構下，檢察機關承擔著訴訟風險和后果，但卻無權指揮偵查活動、影響證據的收集和固定，偵查人員擁有偵查權，收集、固定證據卻不直接承受因證據不足而造成的敗訴風險和后果。這種權利和責任的錯位，必然造成偵查人員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獲犯罪嫌疑人，而對破案后及時、全面地收集、固定犯罪證據缺乏足夠的內在動力，尤其是一些偵查人員對檢察機關的退補意見往往拖拉、敷衍，甚至抵觸、滿不在乎。
（五）個別偵查人員維護犯罪嫌疑人權益的責任心不強。
個別偵查人員認為只要案件得以偵破，有證據能證實犯罪即可，而不是注重證據確實、充分，把案件辦成鐵案。代表國家力量的機關和個體力量的對比差異以及長期的辦案經歷，使一些偵查人員淡化了維護犯罪嫌疑人權益的意識。他們漠視甚至于毫不關心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益，為了能“拿下”案件，他們為盡其所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從而采用一些非正當的手段、方法。這樣對于采用從表面看來只是有“濫用”嫌疑的“延長拘留期限”手段更不足為奇了。
（六）公安機關警力不足。
由于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公安工作也隨之做出重大調整和變革，基層民警面臨更大的壓力。如：企業改制帶來的下崗失業、勞資糾紛等不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涉外經濟、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使跨國經濟糾紛增多，境內外流動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外口管理難度加大，犯罪行為的有組織化、國際化、隱蔽化、高科技化，使公安安全防范管理工作量大增等等。對公安工作而言，所有的具體工作都落在了基層民警身上。而當前我們國家警察的數量與迅速增加的刑事案件是不成比例的，為此警力不足、特別是刑事警察的力量不足，也是導致上述某些問題出現的因素之一，這也是我們必須理解的客觀原因。
三、糾正公安偵查缺陷的對策
減少公安偵查缺陷，從而提高案件質量，在現階段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既需要公安偵查機關增強證據意識，提高自身素質，也需要檢察機關轉變工作方式，加強與偵查機關的交流與溝通。筆者認為在實踐中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增強偵查人員的證據意識，提高偵查人員的取證能力。
通過開展專門的如何收集、固定證據的法律業務培訓和定期觀看庭審案例等方式，提高偵查人員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意識，通過提高偵查人員的證據意識，增強偵查人員按照庭審的要求收集、固定證據的能力。
（二）開展偵訴換位活動。
如偵訴控辯對抗賽、邀請偵查人員旁聽庭審、業務研討等，進行角色轉換，實行換位思考，通過各種形式的交流活動，引導偵查人員從公訴的角度，從符合庭審需要的角度審視偵查活動，對如何收集和固定證據有更為明確的認識，減少偵查活動的盲目性、違法性，提高在偵查活動收集證據時的準確性和合法性。
（三）是建立依法適時介入、公訴引導偵查機制。
建立重、特大案件定期通報，對一些重大、疑難、復雜案件適時介入偵查活動，使整個偵查活動緊緊圍繞公訴工作展開，就偵查方向、取證標準、法律適用等問題進行具體指導，提高偵查質量和效率。
（四）建立定期案件審理情況通報制度。
公訴部門與偵查部門定期對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進行座談，總結成功之處和教訓，以便偵查工作的改進。
注釋：
[1]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進行。訊問的時候，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
[2]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回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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