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百平 ]——(2005-4-14) / 已閱27135次
論雅典民主法制的局限性
付百平
(長江大學政法學院,湖北荊州 434020)
[摘要] 雅典城邦作為雅典民主法制的搖籃創造了先進的民主政治體制,給人類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選舉、審判、監察等制度上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許多瑕疵。我們在解讀雅典民主政治之時也少不了去剖析其不足之處，以警現代。
[關鍵詞] 雅典；民主政治；公民大會；陪審法庭；局限性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體現
雅典民主政治的產生及體現。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于氏族社會，到奴隸制時期，實現了由君主體制到九個執政法官主持的“寡頭政治”轉變。后來通過德拉古（Draco）立法、梭倫（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終于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詞最早見于希羅多德（Herodotos）的《歷史》一書。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權利（Kratia）”兩詞合成，即人民的權利、人民的統治之意。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羅斯文中的“民主”都從其演變而來。尊重人格、保護人權，公民自治是希臘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現。民主政治思想在那個時期達到了最高水平，在選舉權、審判權、監察權以及行政權上都有突出的體現。
（一）、選舉制度。雅典實現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議制，主要體現在公民大會上。凡年滿二十歲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參加公民大會，選舉出城邦重要的公職人員。其職權是選舉和評審政府官員，修改法律、解決財政收支、決定宣戰和媾和、締結和解除盟約、評定軍功等。如“執政官和十將軍的選舉就在公民大會上舉行 [1] ”。公民大會是雅典最高權力機關，每月舉行兩到四次，每個公民在大會中都有選舉權。伯里克利說：“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任何提拔，當任工職，這就對他優點的賞賜，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都黯淡[2]”。公民大會用抽簽的方式選舉出五百人議事會、陪審員和一般行政人員。
（二）、審判制度。梭倫改革后，雅典城邦設立了十個陪審法庭，平均每個有五百人，由公民大會選舉，任期一年，不得連任。陪審員由年滿三十歲的男性公民通過抽簽方式充任，陪審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有權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訴”。對案件的受理采用開庭方式，經過原、被告的辯論后，由陪審員秘密投票得票多者勝訴。因陪審判決即是一審判決有是終審判決，故“陪審官的任何投票都應當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監察制度。雅典的監察制度已經相當發達，陪審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機關外，還是最高監察機關，有批準或否決五百人議事會的權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監察權。在雅典，官員的當選必須經過公民的嚴格監察。
1、在任職前其資格需先經審查，包括：出身、財產、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執政官為例，其資格由五百人議事會作初審，如有問題則提交法院判決決定是否任職。
2、官員任職期間也要收到審查。如執政官和將軍在每一主席團中都要舉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稱職，如果這種投票反對任何一個官員，他便要到陪審法庭受審，如有罪，則判決他的刑罰或罰金，如果無罪，他將復職[3]（p64）。
３．官員在其任職期滿后，還要接受審查。在其離任時，會有專人對其在任職期間的財產進行審查，如有貪污或者受賄，即送交法院判決，通常對其課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罰金［４］。
４、不法申訴。任何雅典公民認為某項法令違法，都有權向陪審法庭提出控訴，在控訴期，該法令暫停實施，如作肯定判決該法令就會被撤消。
５、貝殼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是針對那些濫用權力，危害國家利益，侵犯公民權利的官員而設置的。每個春季非公民大會，先用口頭表決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開第二次會議，每個人都在陶片或者貝殼上寫上他認為應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負責處理政務，為公民大會準備提案和主持大會。雅典的行政官員都是義務職，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確，主要有六個司法行政官、祖執政官、王者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下面又設有各級大小官員。但他們產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個司法執政官及他們的書記均由抽簽選舉，而王者執政官、祖執政官和軍事執政官各有兩個助理，由他們自己選舉。這些人的資格在其任職之前都由陪審法庭審查，卸任時并需作報告。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蓋了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在機制上實行任選制；在形式上賦予全民參與的機會；在實踐中，到伯里克利時期也徹底擺脫貴族的控制，出現了“三權”的雛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歷史因素導致的局限。
（一）、權利產生的局限
１、“公民權”的限制。雅典人的公民意思相當強，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權利，公民稱號和公民權對于雅典人來說，是無比重要的。一個人如果只擁有巨額的財富和出身于名門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權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事實上雅典通過對公民權的限制來剝奪廣大下層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在古代希臘語中公民Polis源自于Polites，后者是城墻的意思，Polis本意就是住在城墻里的人，古代拉丁語中公民Civilis也和城墻Civitas有關。公民社會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初形成便是在城邦之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城墻內的居民都有著同等的地位。公元前４３１年雅典居民人數約為４０萬，而享有公民權的只有４.２萬，只占總人數的１／１０左右［５］。（１）、并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當人看，在雅典１／３以上的奴隸被看作奴隸主的財產和工具，可以自由買賣。在羅馬，曾經只有羅馬本邦人才是羅馬的公民，即便是被稱為“羅馬人的盟友”的意大利人也不具有公民資格，羅馬的公民社會結構范圍過于狹窄（２）、也“并非所有被當人看待的都可以成為雅典公民，外邦人和工商業者都不享有公民權”［６］。（３）、“一個雅典城邦公民權的獲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３］（P189）。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與其公民資格相適應的土地。（４）、在雅典從事工商業的大多是奴隸和外邦人，“本邦人如果從事工商業達到一定期限也會被取消其公民資格［７］”。（５）、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婦女，不分其階級一律不享有公民權，更談不上參加城邦的政治活動。婦女在雅典地位極其低下，這與古希臘的傳統習俗分不開。就統治能力來說，柏拉圖認為：“在治理國家方面，女人也能干，但在干一切事物時女人總比男人低下［８］”。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指出：“男女之間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為情欲的俘虜。”作為其他民主權利基石的公民權之狹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政治實質上仍然是奴隸主專政的一種形式，國家政權始終把握在他們手中。
２、“公民權”實現的局限性。雅典的民主政治名義上是對全體公民而言的，但實踐中本來就之占人口總數大約１／１０的公民，也并不一定都完全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權利，他們還必須受到內外因素的制約，實際上真正能享有法律規定權利的公民少之又少。（１）、法律中的法最本質的內涵應該是平等，應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和特權的存在“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握有最高權力時，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國的一部分人擁有最高權力就是貴族政治。［９］”而雅典以其法治和民主著稱，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梭倫一邊說：“我們制定了不分貴族，一視同仁的法律，為每個人都規定了公正的正義［１０］”。卻在另一邊將公民按財產的多寡分為四等，即五百斗級（Ｐentacasiomedimni）、騎士級（Ｈippes）、雙牛級（Ｚeugitae）和日傭級（thetes），并分別賦予每個等級的公民不同的權利。如改革中的四百人議事會，陪審法庭，第四等級的公民是不能參加的，高級官員也只能又一、二等級的公民擔任，第三等級只能擔任低級官員，第四登記卻不能擔任任何公職［６］(p24).（２）、財力的限制。在具有公民資格的人中，其中貧窮以及居住在遠離城邦的公民事實上也行使不了公民權，能夠參政的只占公民總數的十分之一二。究其原因，財力成為最大的制約因素。首先，雅典城邦極其重視戰功和公役，每一個能夠實際完全享有參政的公民必須要服兵役，保衛自己的城邦，而對當時要靠自備武器和糧食的戰士來說，就一定要有購買能力，這樣就把那些貧窮的公民阻在參政大門之外。赫爾俄德曾經說過：“假若沒有充足的糧食存結起來，……那么，你就不要參加公民大會，聽取法庭訴訟。[11]”其次，雅典城邦實施直接民主制，每年的政治活動十分頻繁，大約每十天就要召開一次公民大會，其他的活動就更多，如此頻繁的政治活動是普通公民在經濟上無法承受的。再者，雅典的官員早期是無薪制，雖然后來公職津貼保證一般公民有出任一般公職之機，“但最重要的掌握實權的將軍仍是無薪報酬的，于是一般公民對比極難企及[12]”。下層階級為生活所迫，更不敢有人問津。（３）、公民時間的限制。如前所述，每隔十天左右公民就得前往雅典城邦去開會，雖然可以得到一定數額的津貼，但是要求農民不顧農時，放下農活，手工業者放棄生產特別是遠離城邦的公民在時間上難以行通。過多的民主會議已與生產生活產生了嚴重的沖突，這部分人照樣不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權。（４）、參政能力的限制。公民大會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高機關，其會議時間每次只一天，但它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卻十分繁雜。大到戰爭，小到糾紛，都要過問，而且程序極其嚴格，只有少數有才能和職位高者才擁有發言的權利。演講口才在此時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雅典絕大部分的人才也是這時候被發掘的，如古希臘的幾位出色的政治領袖就都是出色的演說家。對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沒有多數人的呼應，恐怕很難有什么號召力。在這種情況下，普通百姓對參加城邦就必須擁有自己強大的軍事力量。在雅典帝國形成之后，打擊波斯入侵、與斯巴達一決雌雄以及攻打伯羅奔尼撒同盟等就需要龐大的軍隊。這部分屯國兵也不能出席。據統計，“經常能出席公民大會的人數只占公民總數的１／５左右。[13]
３．選舉的不科學性。選舉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公職人員都是通過選舉產生，但它的科學性也同樣受到質疑。（１）民主選舉與生產方式不協調。如前所述，雅典民主政治生活頻繁造成“政治肥大癥”，與廣大勞動者生產活動的季節性和特殊性有著嚴重的矛盾，導致社會生活各種功能之間的深度失橫，使其他機制功能失調。（２）選舉表決方式的原始性。抽簽選舉和舉手表決在雅典民主只中占有絕對的地位，許多政府官員都是由此產生。如十個陪審法庭的５０００人的民主中的實際作用。其隨意性與幸運性在某種程度上已蓋過民主的實際意義。我們不能抹去舉手法在直接民主中的實際作用，但選舉人的正當權益，尤其是不受干擾的表達自己意愿的權益不能得到保障。（３）選舉不能盡才為用。在抽簽選舉中公民不能自由地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來選擇自己勝任的職業，忽視了不同公職之間的特殊要求，也不利于公民特長的發揮，這不僅不能有益工作效力，甚至適得其反。蘇格拉底就曾指出：“用豆子抓鬮的辦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愿意因豆子抓鬮的辦法來雇傭一個舵手或建筑師或吹笛子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作錯了的話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國家方面發生錯誤要輕得多。[14]”
（二）審判制度的局限性
１.犯罪處罰的不平等。在有關犯罪的處罰上，柏拉圖公開認為：“根據犯罪可以處以不同的刑罰[15]”。在實踐中，雅典法律將雅典人分為三種，一是本邦公民，二是外邦公民，三是奴隸。總的處罰原則是富者多罰，保護本邦公民的權益。本邦公民傷害了自由民可以支付罰款，外邦人傷害了自由民則被驅除出境，奴隸則可能被判處死刑，因為奴隸作為財產而存在，是談不上權利的。
２.一審終審。雅典為了審判的效率而實行一審終審，起弊端顯而易見。判決是最后的判決，不能上訴也無法上訴因為根本就無上訴法院法院的第一審就代表全體公民的意志。“而且在起訴上只有男性公民才有次項權利[16]”，這種程序在客觀上不利于使犯罪份子得到懲罰和無辜者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３.專業人員素質的限制。對一般官吏而言，沒有嚴格的素質要求，有無德才在任用上沒有任何差別。陪審員都是普通公民，多數缺乏必須的法律知識，蘇格拉底就曾批評雅典民主政體中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領導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識，它將社會的命運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見的人們之手”，加上當時的法律不完善，也沒有系統的成文法，許多案件只能依靠個人的主觀判斷，這樣的審判具有較大的隨意性。而且當時沒有律師，判案的根據就是原告的申訴和被告的申辯，不擅言辭者時常敗訴。“在大部分訴訟案件中訴訟的勝負主要不是取決于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取決于訴訟雙方及其證人，以及那些在法庭上替他們講話的朋友的態度，看他們像不像清白無罪，看他們是否說實話，看他們的發言技巧，看他們的品行是否端正。[17]”這一方面造成了審判的不公，另一方面也埋沒了人才。
（三）.監察制度的局限性
１.提案負責制。雅典的提案負責制使監察制度受到嚴重打擊。“公民大會提出的新議案如陪審法院與城邦基本法相抵觸，不僅法案要被撤消，而且提案人還要受到嚴厲的制裁。[6](p24)”從此廣大公民的監督意識一蹶不振，甚至許多不法行為無人敢問。
２.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本意是將那些公認的危害份子驅逐出境，但結果確實剝奪了僅為嫌疑犯公民的辯護權，使其不能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愿，甚至失去公民資格。那種純粹的主觀意識行為可能使真正擁有先進思想而不被人們所接受的先驅慘遭不幸。蘇格拉底之死，不敢說與此無任何關系。那些杰出的人物，能真正掌握真理的少數往往成為時代的犧牲品，新思想因此被壓制。
３.用公權謀私利。雅典的公民大會一方面體現出民主，另一方面卻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每次公民大會，豆油可能受到能言善辯的野心家的煽動。“一些公民，不論全體公民中的多數或少數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和集體的利益”[18]，造成多數人的暴政。這種絕對的少數服從多數往往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知識一種形式上的眾意。盧梭曾指出：“公意和眾意之間經常有很大的差別，公意總是著眼于公共利益，而眾意則是著眼于私利，它只是個體意志的總和[19]”。例如遠征西西里的錯誤便是陰謀家基比阿斯蒙騙眾人的結果，使雅典喪失了與斯巴達對抗的精銳海軍。還有公元前４０６年的“阿基紐西海戰的勝利悲劇”，使大批的軍事人材死于非命。這些都是統治集團的野心人物為一己私欲而達到清楚政敵的目的行為，與監察制度的缺陷很難分開。
（四）權力機構臃腫和權力制約的混雜
１.工職人員過多。如前所述雅典的政治建立在直接的民主之上，甚至后人把他的政治稱為“貧民政治”。雅典的民主靠龐大的政府機構來維持。據統計，雅典有陪審員６０００人、弓箭手１６００人、騎士１０００人、議事會議員５００人、衛士１０００人、國內官吏７００人、重裝兵２５００人，此外還有其他公事者。兩萬多人的工職人員在“面積不過２５５６平方千米，人口在雅典帝國全盛時期不過４０萬人中[20]”，在當時經濟條件下已是相當龐大。亞里士多德估計：“每年六個雅典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擔任某種官職[21]”。難怪亞里士多德感嘆：“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22]”。此外，還有全國性的集會。其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很難承受，最終也會造成雅典的“政治肥大癥”。
２.工職津貼。工職津貼是伯里克利為了吸引下層公民參加城邦管理而進行的變革，但從另一個側面講，這些津貼取之與民而用之于政，反而加重下層階級的經濟負擔。在形式上激勵了參政，本質上卻將他們連根拔起——一個連生活都沒有著落的人，最如何也無心參政議政。
３.三權合一。在雅典全部的行政官員并不是組成某一個行政首腦同意領導下的政府，各種行政官員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會和其他機構直接選出各自獨立對公民大會或其相應機構負責。這樣一來，公民大會自身就要處理許多具體行政事務，立法權與行政權很難分開。而且陪審法庭既行使司法權又參與立法，其主席相當與一天一夜的國家元首，可管理城邦各項事務，其權限劃分和設置混雜而有交叉。
雅典民主政治除上述的一些限制外，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政權更替頻繁，各級官吏限任期太短，除交接權力外，實際工作時間很短，使得工作缺少連續性與積極性，對經驗的積累和責任心的提高都為不利。這里限于篇幅，就不詳細論述。
三.結語
雅典的民主政治達到了古代之顛，不管是在政治還是在法治上都給后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財富，特別是為大陸法系國家貢獻了藍本，為近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實材料，也為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最早的基石。然而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歷史的限制與不夠完善，但從歷史觀的態度去審視，雅典的民主政治比起同時代的其他國家都有過而不及。我們在正確看待歷史的同時，能以史為鑒，為工創今日的現代民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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