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亓培冰 ]——(2000-5-24) / 已閱12506次
一起典型的涉他合同案例評析
亓培冰
一、案情
1999年3月，北京亞環影視公司與北京電影學院簽訂了《外借人員勞務合同書》，約定亞環公司“借用”電影學院表演系學生趙薇參加《財神到》攝制組，擔任演員工作，學院不得擅自變更借用人員職務或轉借；借用期自1999年4月10日起至1999年7月10日止，借用期為3個月。合同簽訂后，劇組為趙薇量試了服裝，電影學院派人將劇本取走，亞環公司向電影學院繳納了15000元合同費用。但亞環公司未與趙薇本人另行簽訂聘用合同。
此后，趙薇到臺灣參加《還珠格格》續集的宣傳活動，亞環公司同意將借用時間推遲到4月26日起算。但趙薇從臺灣返回北京后，未到《財神到》劇組報到。同年5月4日，亞環公司得知趙薇到上海參加電影的拍攝，即函告電影學院，要求學院給予明確答復；5月6日，亞環公司另行聘用其他演員演出趙薇所飾演的角色。后亞環公司訴至法院，要求電影學院對其違約行為公開賠禮道歉，返還勞務費15000元，并賠償經濟損失1133450元。電影學院則辯稱，學院與亞環公司簽定合同后，校方未給趙薇安排其他的實習任務，并一直催促她去劇組報到，所以學院已經履行了合同，并未違約；亞環公司交給學院的15000元是簽定合同的手續費，并非被借演員的勞務費；趙薇沒有參加《財神到》的演出，是因為亞環公司沒有如同聘用其他演員那樣與趙薇本人另行簽訂勞務合同，電影學院對趙薇拒絕演出不應承擔違約責任；亞環公司沒有延期拍片，其提出經濟損失無直接證據佐證，電影學院不同意賠償，也不同意亞環公司要求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
二、判決
法院經審理認為，亞環公司與電影學院訂立《外借人員勞務合同書》，系平等的法人之間為借用電影學院學生趙薇出演《財神到》電視劇而自愿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一致，約定的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該合同依法成立，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合同雙方均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電影學院未能依約履行合同，已構成違約，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亞環公司與電影學院訂立的合同主要條款系為第三人趙薇設定的義務，是以第三人趙薇履行合同行為為標的的第三人負擔合同，雖然電影學院規定學生參加拍片要由所在系和學院批準，但按照電影學院的規定應由學生提出拍片的申請后方涉及電影學院各級領導批準程序的啟動。電影學院在趙薇本人無申請，及其與趙薇無約定的情況下，與亞環公司訂立由趙薇履行義務的合同，使合同從訂立時就存在不能實際履行的可能，根據第三人履行承擔的法律原則，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三人不履行債務或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該約定對第三人不具約束力，據此，電影學院應對第三人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法律后果承擔違約責任。為了保證合同實際履行，亞環公司應當與趙薇訂立勞務合同，以約束其履行合同，防范風險。事實上亞環公司在與電影學院訂立借用人員合同后，未與趙薇訂立勞務合同。故亞環公司所稱商業運作風險系其盲目締約所致，對此后果，電影學院不承擔責任。該片拍攝中所租用的場地、車輛、器材及住宿服裝等已經產生了使用效用，現無直接證據證明其損失發生的具體事實，故亞環公司以此部分費用作為損失要求賠償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因電影學院未實際履行合同，也未付出相應對價，其應將所收取的勞務費退還亞環公司，減少其損失。賠禮道歉僅適用于人身權及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的侵害，故亞環公司要求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于法無據，不予支持。故判決電影學院返還亞環公司人民幣15000元；駁回亞環公司要求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1133450元的訴訟請求。
三、評析
這是一起特殊的合同糾紛，涉及的法律關系比較復雜。判決中認定此合同是一起有效的第三人負擔合同，由于第三人未履行合同，締約方電影學院構成違約。但判決中對于合同性質及效力的認定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試圖通過對此典型案例的評析，深化對問題的認識，同時活躍案例研討之風，并求教于各位同仁。
本案中的關鍵法律問題主要有三：第一，此合同是束己合同還是涉他合同?如果理解為束己合同，那么電影學院有沒有違約?第二，如果將此合同理解為涉他合同中的第三人負擔合同，那么為第三人設定義務的合同是否有效?第三，如何理解合同中約定的15000元的性質?在對這三個問題討論的基礎上，此案該如何處理?
首先，認清合同的性質是正確處理案件的前提，合同性質的認定要從合同文義著手。亞環公司與電影學院作為合同雙方主體簽訂了《外借人員勞務合同書》，合同的內容是，亞環公司“借用”電影學院的學生趙薇擔任演員工作，期限三個月，電影學院不得擅自變更借用人員職務或轉借。合同是締約當事人之間設定、變更、終止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合同債權是相對權。原則上，合同中的權利義務只能由締約雙方享有和承擔，第三人不享有合同權利，也不承擔合同義務，即合同相對性原則。合同相對性原則要求合同一般只能約束締約雙方，是束己合同，而不能為第三人設定義務，法律僅以特殊情況下承認涉他合同，包括利他合同和第三人負擔合同。此合同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僅直接約束締約雙方，而且為合同外的第三人趙薇設定了義務，即特定的表演行為。根據本合同的文義并探求當事人締約時的真實意思，應認為此合同的內容既具有束己合同的因素，又具有第三人負擔合同的成分。合同中“束己”的因素即約束締約雙方的是，亞環公司應給付電影學院15000元，電影學院負有批準趙薇外出拍攝《財神到》的申請的義務，這是合同約定的作為義務；電影學院作為趙薇的所在單位于1999年4月10日至7月10日期間不得擅自變更趙薇的職務或轉借，這是合同約定的不作為義務。合同的涉他因素是，雙方為第三人趙薇設定了“擔任演員”的特定義務，時間為3個月。所以本案中的合同實際上是一個復合型的合同，本判決指出了合同是第三人負擔合同，但沒有說明其中的“束己”的成分，因此不能全面揭示合同的性質。
其次，認清合同的效力是本案的關鍵。分析合同是否有效以及電影學院是否構成違約也應從合同的特點入手。從合同中“束已”的因素來看，此合同是雙方當事人在平等基礎上基于意思表示一致而達成的協議，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是有效的。而且電影學院也依約履行了義務，沒有給趙薇安排其他的實習任務，并一直催促她去劇組報到，沒有違約。從合同中“涉他”的因素看，合同的主要條款系為趙薇設定的義務，是以趙薇履行合同的行為為標的第三人負擔合同。那么，合同中的這部分內容是否有效呢?
根據涉他合同的一般原理，為第三人設定的權利義務非經第三人承諾對其不產生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第三人。如果第三人不履行此義務，應由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但債務人承擔違約責任的前提是該第三人負擔合同是有效合同。一般說來，為第三人設定的義務可能有三種：一是財產給付義務，二是與第三人特定人身不可分離的行為給付義務(如授課、表演)，三是人身義務(如婚姻)。第三人負擔合同的效力因設定義務內容的不同而有異：為第三人設定人身義務的，因違背人格平等和意思自治的理念導致合同本身無效，這沒有疑義；為第三人設定財產給付義務的合同有效，但僅在當事人之間發生效力，第三人不履行的，應由債務人履行或承擔違約責任；為第三人設定特定的行為義務的，因為給付行為與特定人身不可分離，無法從市場上找到替代品，故第三人不履行的，不僅對第三人不產生效力，而且此合同也因標的不能而無效。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講，未經第三人許可或者授權而為其設定與其人身不可分離的特定義務，有違人格尊重的一般原理。事實上，趙薇雖系電影學院學生，但雙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電影學院根據自身的管理規則有權對學生的教學情況進行管理，但無權為他人締約。學校對學生不具有支配權，有關拍攝的協議必須是由學生本人簽訂。當然學校可以以不符合管理規定為由不批準，但無權主動對他人簽定合同。從亞環公司來說，自以為與電影學院簽了“外借”合同就可以“借到”趙薇，這更是一種錯誤認識。因此，此合同部分內容為第三人趙薇設定了行為義務，此部分內容應屬無效。本判決一方面認為“電影學院在趙薇本人無申請，及其與趙薇無約定的情況下，與亞環公司訂立由趙薇履行義務的合同，使合同從訂立時就存在不能實際履行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認為合同有效，其妥當性是值得懷疑的。
最后，由于合同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本案處理結果的復雜性。合同中既有有效因素，又有無效部分，因此如何理解合同中亞環公司給付電影學院的15000元錢的性質成為處理此案的核心。筆者認為，如果把15000元錢理解為電影學院“不變更借用人員職務或轉借”這一義務的對價，那么，電影學院依約履行了此義務，應有權獲得這15000元。如果將15000元理解為“借用”趙薇而給付的報酬，那么根據這個無效的涉他合同，電影學院應予返還。因合同無效所造成的損失，雙方均有過錯，應由雙方根據過錯的比例分擔。依筆者所見，探求亞環公司的真意并根據合同的數額，后一種看法似乎更為合適。不宜單純地把15000元理解為電影學院“不變更借用人員職務或轉借”的對價，它主要是聘用趙薇演出的對價，只不過此費用給了締約方電影學院。所以，根據此無效的第三人負擔合同，應由電影學院予以返還；亞環公司遭受的損失，屬締約雙方的過失所致，應在證據證明的基礎上根據雙方的過錯程度分擔。本判決一方面認為電影學院違約，另一方面認為“該片拍攝中所租用的場地、車輛、器材及住宿服裝等已經產生了使用效用，現無直接證據證明其損失發生的具體事實、故亞環公司以此部分費用作為損失要求賠償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否認了亞環公司的賠償請求，雖然后果上相差不遠，但法理上卻是迥異的。
(作者單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