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立新 ]——(2005-6-15) / 已閱10926次
對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幾點追問
毛立新
曾參與辦理佘祥林一案的湖北省京山縣公安局民警潘余均，于5月25日在武漢市黃陂區自縊身亡，死前留下"我冤枉"三字血書（見新京報5月26日、28日、29日）。驚聞此訊，筆者痛心不已。佘祥林受冤固然令人同情，媒體和輿論對辦案民警痛加指責也無可厚非。但現在，面對一個42歲人民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們就能坦然接受嗎？為了那個同樣有著妻子、孩子和老人的家庭，為了那些仍戰斗在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第一線，日日夜夜流血流汗而又默默無語的警察兄弟，我要為潘余均鳴冤！
佘祥林冤案的造成，警察固然難辭其咎，但把帳都算到警察頭上，卻是違背事實、顯失公正。大家知道，我國刑事訴訟分為偵查、起訴、審判等環節，公檢法是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辦錯了案、抓錯了人，固然關系重大。但從訴訟理論上講，公安機關的結論只是一種具有或然性的"偵查假說"，其是否真實可信，還要經歷整個刑事訴訟過程的檢驗，接受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的層層審查與審理。試問：如果說偵查弄錯了是警察的責任，但案件起訴錯了、判決錯了，能說都是警察的錯嗎？
事實上，此案在起訴和審判過程，檢察院、法院都發現了諸多疑點，但又有誰做到了盡職負責、依法處理呢？湖北省高院在二審中發現存在"五大疑點"，但為什么不按照"罪疑從無"原則宣判佘祥林無罪？試想，如果當時宣判無罪，而不是發回重審，又何來后來的錯誤判決，何來佘祥林11年冤獄生涯？對此，湖北省高院不僅不加反省，還一度作為經驗加以宣揚，豈非滑天下之大稽？還有京山縣法院、荊州市中院，為了確保佘祥林受到有罪處理，竟然違法改變管轄，并在證據并不確鑿、充分的情況下作出有罪判決，其過錯比之于警察誰更大？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此并非想指責法官、檢察官，更不是想為警察推卸責任。而是想說明，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并非是哪個人、那個職業群體的單獨過錯。正如許多法學家早就指出的，佘祥林一案所折射出的是中國司法的觀念之弊、體制之弊、制度之弊，更大一點說是政治制度之弊。作為個人，每個參與辦案的警察、檢察官、法官，只是中國司法這臺高速運轉的國家機器上的幾個零件，在既定的運行軌道上，他們又有多少選擇？換句話說，即便換成你我，難道就能保證此案不辦錯？設想一下，面對層層加碼的"限期破案""命案必破"，面對上級領導批示和政法委的協調定案，面對受害家屬的聯名上訪，面對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不管換成誰，又能保持多少獨立的判斷和理性的抉擇？
潘余均走了，他到底懷著何種屈怨，以致如此抉擇？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不管他對佘祥林一案負有多大責任，都罪不至死。生命只有一次，每個人的生命均應受到同等的關注和珍視。現在，面對這名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要問的是：是否應有人對此亡負責呢？報載，5月21日潘被湖北省紀委工作人員帶至武漢市黃陂區隔離審查，24日中午他給妻子打電話稱"是偷跑出來的，壓力很大""實在受不了了，我先走了"，25日凌晨即被發現自縊身亡。由于不了解知詳情，筆者不敢斷言潘余均是否受到過某種非正常的對待。但至少可以提出幾點質疑：一是所謂"隔離審查"，是"兩規"還是"兩指"，如果二者都不是，那又是什么，依據何在？二是在"隔離審查"期間，潘余均又何以能夠"偷跑出來"，這是否屬于工作"失誤"或者"事故"，應否有人負責？三是潘余均在被隔離審查期間，是否遭受了不人道、有傷人格尊嚴的審查方式，使其備感屈辱，萌生去意？四是潘余均作為當年佘祥林專案組排名最后的一名民警，是否在審查中被迫承擔了與其身份、地位和作用并不相稱的責任與壓力，使他備感委屈和不公正，以致死前仍在念叨"我冤枉"？
這些質疑，雖屬猜測，但我認為仍有提出來的必要。因為，不管事實到底如何，出于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和負責，有關部門都應詳加調查、并給出公正的結論。潘余均的生命固然無可挽回，但對于他的死，我仍有進一步的擔心，害怕有關部門不加認真調查，再隨手扔給他一個"畏罪自殺"、"死有余辜"的帽子。則不僅潘余均死不瞑目，更會使眾多執法人員頓生"兔死狐悲"之哀，傷了大家的心。雖說近來警界"事故多發"，警察倍受社會指責，簡直成了"過街老鼠"，感覺灰溜溜的。但大家都明白，社會離不開警察，在最危險、最困難的時刻仍需警察沖鋒在前，是他們在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秩序與混亂之間為我們樹起了一堵堅不可摧的墻。警察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但也絕非都是無賴和流氓。100多萬人的警察隊伍中出過不少敗類，但更多的是流血流汗的英雄，是忠于職守的戰士。據統計，我國每年都有400多名警察犧牲，近7000人因公負傷，請問在中國有哪個群體能付出如此犧牲？所以說，是他們用鮮血和忠誠澆鑄了共和國的安寧！
為了那些沉默無語的警察，為了公平與正義，為了我們的共和國，我要為警察說句話，我要為潘余均鳴聲冤！
（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訴訟法學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