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律師 ]——(2023-3-15) / 已閱3600次
作者：韋律師，電話：18865906406
從司法政策上來說，訴訟是為了公平公正、簡潔高效的化解社會矛盾，增加社會和諧的因素，降低社會沖突的因素。站在中國語境下，從某種層面上來說，法檢機關的設置，就是為了引流社會矛盾、吸收社會矛盾和化解社會矛盾，用更加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給老百姓一個說理的地方，進而不至于使社會矛盾積攢甚至激化，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惡果，因此，吸收、消滅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因素，使那些社會矛盾真正得到解決，就成了包括律師在內的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任務和使命。
從當事人的需求上來說，其打官司也是無奈之舉，或者從更加商務一點的當事人的立場來說，其打官司是為了通過官司、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是為了通過訴訟活動把事兒辦成。這種帶有強烈的“中國式的實用主義”傾向的思維方式，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當事人的目的是為了辦事兒，而不是為了辦案，他們是為了通過訴訟達到一定的目的和效果，而可能并不重視案件本身或者案件的過程。
還有的當事人在找律師的時候，只帶有一定的事務目的，請求律師幫助他出主意、拿方案，能夠解決他生活和經營中遇到的問題。他們往往不是帶著打官司的目的找的律師，而是希望律師幫助他通過法律途徑盡快解決完問題。而律師在幫助他出最佳的主意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要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問題，這種情況下，筆者將其稱之為“由事及案”。
還有一種情況，當事人找到律師可能就是要律師幫助其打官司，贏得訴訟，無論這樣的當事人是原告還是被告，但是這樣的當事人可能意識到或者從經營的角度考慮，出現訴訟一定會影響經營，可能會激化原被告雙方的矛盾，甚至還會引發原被告雙方的另一個訴訟。在這種情況下，律師要能夠通過其所辦理的案件想到將來可能引發的事務上的糾紛，進而做通盤的考慮，幫助當事人最大限度的解決問題。筆者將這種情況稱之為“由案及事”。
我在實踐的過程中，包括和其他律師的交流過程中，遇到了相關的事例，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能夠更好的理解“由事及案”和“由案及事”，更好的理解當事人的需求。
案例一
甲男和乙女是兄妹關系，由于其老父親去世，再無其他第一順位繼承人，其老父親名下有房子一套，需要對房子因為繼承而辦理過戶手續。由于甲乙兄妹兩人平時關系較好，或有其他交易，兩人都同意將房子由哥哥繼承，妹妹放棄繼承權。他們的需求或者所面臨的問題是，現在要將房子過戶到哥哥名下，但是不動產登記機關及其人員卻不予登記，其理由是不動產登記機關及其人員并沒有相關材料的審查權限，也無法對相關因繼承而辦理過戶的材料進行實質性審查，不動產登記人員并不能確認老父親還有沒有其他繼承人及相關材料的真實性，因此，哥哥因繼承房產而辦理過戶登記遇到了來自不動產登記機關的阻礙，他就找到律師，希望律師能夠幫助其出主意，看看怎么能夠順利的辦理過戶登記。
遇到這樣的問題，可能一般的律師按照既定的法律思維，就會建議當事人去起訴不動產登記機關，通過行政訴訟方式，迫使不動產登記機關予以辦理過戶登記，但是，殊不知這是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的硬傷啊，這是不動產登記制度不夠完善造成的啊，根本就怨不得不動產登記機構及其人員，因為他們確實沒有能力和權限對登記材料進行實質性審查，因為，我們沒有不動產登記官制度。如果我們盲目地按照一般法律思維去單純的形成行政訴訟，會傷害當事人的需求，使當事人付出極大的經歷和實踐也起不到作用，因為這樣做敗訴的風險也是極大的，當事人本質上也不愿意起訴不動產登記機構，當事人從實現上理解，對于“民告官”，還是能不做就不做。
那么，還有的律師說了，遇到這樣的問題，去公證處出一份能夠繼承的公證書，再拿著公證書去辦理辦理過戶不就可以了嗎？但是，這對于現實中的這位當事人來說，也不是最佳選擇，因為他是某縣級市的居民，房產所在位置也在這個縣級市，該縣級市的公證處還處在國營和私營含混不清的地帶，公證處只會做一些出國公證之類事務，根本不會也沒有能力去做這樣的繼承公正。再一個，從成本角度考慮，當事人可能也不愿意花一些公證費用。因此，公證的路子也沒有可操作性。
這是一位律師給我提供的案例，遇到這樣的事情，他以及經常辦理繼承案件的律師通用的方法是，建議哥哥作為原告起訴妹妹，再通過訴前調解的方式，讓法院出具一份蓋有法院大印的調解書，將房產確認在哥哥名下，然后再讓哥哥拿著這個調解書到不動產登記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即節約成本，又高效快捷，也能夠得到不動產登記人員的認可，順利的辦理過戶登記。
案例二
這是一個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糾紛，甲公司到某地投資房地產，尋求當地企業進行合作，于是當地乙公司應答，甲乙公司經過溝通協商，形成相關合同。合同約定：一、甲乙公司共同出資設立丙公司，以作為合作開發房地產的主體，甲乙雙方各對其占股70%和30%，丙公司管理人員由甲公司派駐；二、乙公司負責協調當地的政府機關，辦理A地塊的用地審批和其他行政審批，乙公司必須在2X16年1月1日之前將A地塊的使用權辦至丙公司名下；三、如果乙公司拋棄甲公司，與其他企業簽訂共同開發A地塊的合同的，乙公司構成違約，乙公司應當向甲公司支付違約金300萬元。
簽訂合同以后，甲乙公司共同注冊登記了丙公司，甲公司也實際對丙公司派駐了相關人員，并基于丙公司的經營目的，實際開始運營丙公司，也因為運營丙公司支付了一些相關的費用。
但是，截止2X16年1月1日，乙公司并未將A地塊的土地使用權辦理到丙公司名下，也由于乙公司經營上的考慮，其本身也不再愿意與甲公司繼續合作開發房地產。由于此事久拖不決，甲公司相關投入也在不斷的流入，于是甲公司以乙公司違約為由，將乙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乙公司支付違約金300萬元，遂成訴。
成訴之后，乙公司委托律師，希望律師幫助其打贏這個官司。律師經過分析之后，認為單純的打贏這個官司可能并不難，因為甲公司請求支付300萬元違約金的條件并不成就，甲公司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合同第三條約定的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300萬元的違約事由。但是，乙公司委托的這個案件應當從整體上通盤考慮，單純打贏了這一個案子，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的矛盾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站在矛盾發展和事務發展的角度考慮，這個案子結束之后，甲公司與乙公司之間圍繞案涉事宜，可能還會形成兩個訴訟，經歷后面這兩個訴訟之后，甲乙公司之間的矛盾和事宜可能才能真正的告一段落。對于這兩個訴訟，其一是甲公司可能還會因為乙公司違反約定另起一訴，要求乙公司賠償甲公司相關的損失，其二是甲公司和乙公司可能會就解散丙公司產生一定的談判或者訴訟。對于本案，律師在代理乙公司辦理業已形成的300萬違約金的案件時，要考慮到后面可能形成的兩個案件，既要打贏在辦案件，又要為后面的案件留下余地，真正的通過“事兒”上的考慮結合法律意見去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這樣做也可以將后面的事想在前面，節省后面兩個案件的分析工作。
果不其然，在上面的在辦案件一審結案之后，很快甲公司又以乙公司違約為由起訴乙公司，要求乙公司賠償甲公司投資形成的損失，由于前一個案件中律師辦的比較漂亮，乙公司又委托了同一律師進行辦理后一案件，而由于該律師經過通盤考慮，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代理思路，對后一個案件也較為輕松的幫助當事人打贏了官司。該律師的代理思路是：甲公司的損失是其投資丙公司形成的，屬于丙公司的經營損失，應當在丙公司解散和清算時，由丙公司的股東按照持股比例承擔這個損失。最終，一審法院也正是以此為理由駁回了甲公司的訴請。由于，乙公司代理律師的上述代理思路，也成功的將案件引向了丙公司的解散訴訟，最終，丙公司成功通過訴訟解散和清算，由甲乙公司按照投資比例分擔了丙公司的損失，事情最終以對乙公司較為有利的結果得到了解決。
由上述案例以及前述的介紹可知，無論是“由案及事”，還是“由事及案”，律師在辦理案件過程中要經過通盤考慮，尋求從整體的“事兒”上幫助當事人運用最優化的途徑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事兒是整體，案件是部分；事兒是目的，案件是手段。手段的運用要基于目的考量，部分不能脫離整體，對案件的辦理要有利于事情的解決，案件及案件思路從事兒上來，事兒在必要情況下在案件上得到解決，只有兩者并重，才能在辦好某一個案件的同時為當事人最優的解決問題，同時也增加了當事人對律師的信任，進而能夠贏得口碑，增加收入，也更好地完成了司法政策強調的法律職業共同體化解社會矛盾的任務，積極地為社會做了應有的貢獻。決不能只重視事兒而不重視案件，也不能只重視案件而不重視事兒，只重視事兒而不重視案件，可能會使事情的辦理脫離法治的軌道，無法彰顯律師及法律的作用，進而最終會引起更大的事兒，只重視案件而不重視事兒，是脫離社會及當事人需求，在機械的適用法律和辦理案件，最終會導致事兒沒辦成，案子也不能很順利的進展。綜上所述，我們把這種既考慮為當事人解決問題的整體，又考慮在整體中尋求案件最優辦理的業務理念叫做“辦事兒與辦案并重”。
“辦事兒與辦案并重”能夠從根本上化解當事人遇到的法律難題，也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辦事兒與辦案并重”就是最優化的既辦成案件也能夠辦成事。從每一個獨立個案的角度考慮，從每一個法律適用的案例中考慮，法律的適用和案件的審理不是機械的適用法條的過程，他一定有著強烈的社會背景、經濟背景甚至是政治背景，律師不能脫離這些背景或者語境盲目地、片面地去適用法律，這樣就在個案中犯了過于形而上學的錯誤。法律服務于社會，并且最終要解決的是社會問題以及某一個當事人的問題，法律的意義以及在個案背景下的法律解釋一定也是要符合社會語境的要求的，一定也是要符合社會以及個案目的的，因此，律師要帶著問題導向，從問題出發，然后尋求最優的案件走向，這一定也是最優的有利于個案圓滿解決的，如果相反，律師每一個個案都脫離實際，只是單純地、機械地走其想當然的認為要走的案件路徑，其結果一定也是案件沒有辦好，反而傷及了當事人的信任。律師不是法學家，也不是政策制定者，律師能做的就是通過最優的法律途徑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訴訟的目的是化解矛盾，而不是制造矛盾和沖突，有一些法治領域的突出難題，只靠律師通過個案層面的努力是很難解決的，律師必須在為當事人意愿考慮的基礎上，有效的繞開制度難題，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有的情況下，“辦事兒與辦案并重”是從事兒上考慮并選擇案件方案，而不是機械地運用法律程序，通過案件推著事兒往前走，當律師考慮解決問題的時候，如果擺在律師面前是ABC三條訴訟路徑，假設A是最優化、最有利于解決問題的路徑，那么律師一定要在當事人同意的基礎上選擇A路徑，即從事兒上整體考慮決定了訴訟路徑的選擇。
從贏得當事人的信任的角度考慮，律師要做是辦事能力與外在表達贏得當事人的信任。當事人的目的是辦事兒，只要能夠辦成事兒，就具有了贏得當事人信任的基本前提，當事人要的是一個結果，他們不是法律從業人員，或許不會也沒有那么大的興趣和能力去考察案件的辦理過程，甚至有一些法律意識或者道德素質不那么強烈的當事人，可能只是尋求辦事兒的結果，或許根本不會在乎辦事兒手段的合法性，甚至他們找律師的目的也是不單純的，所以從當事人的角度，要重視辦案結果和事兒上的整體考慮，至于如何辦理案件，在充分尊重當事人的知情同意權之后，需要律師做的工作就是尋求最優合法途徑解決問題，當事人可能關注的是辦事兒本身，而不能考慮過程，但是律師一定要考慮過程與結果并重而審慎行事，這里所要強調的是，一方面，律師要在一定前提下掌握和尊重當事人辦事兒的愿望，以事兒定案，另一方面，律師要加強自身修養和職業道德建設，抵抗住或者平衡當事人辦事兒的沖動，不能讓當事人牽著鼻子走，而是要基于自身的專業判斷，給予當事人合理合法的建議，以免讓當事人拖入不合法的軌道，給律師自身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辦事兒與辦案并重”就是戰略與戰術并重，也更是強調律師的戰略意識。
案事兒并舉也能夠最大限度的從現有案源上為律師帶來業務量，一方面，這是從當事人的信任上來的，是贏得了當事人口碑的結果，另一方面，是事兒上另一個案件也委托給了同一律師，因為，一個事兒可能串著好幾個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