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毅軍 ]——(2005-6-27) / 已閱9063次
保全“誠信”…談法院保全工作的瓶頸
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 唐毅軍
法院的保全工作，原來只被認為是民事訴訟程序中一個輔助性的環節，現在已經被意識到是及其重要的一環。通過對財產的保全查封，使判決后勝訴一方有申請執行的依仗，減少法院判決書變成空頭支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過對證據的保全，使得裁判多少有了一些客觀依據，增加了主觀裁量的準確性。那么這與“誠信”有何關系，“誠信”能夠保全嗎？或者說“誠信”有必要進行保全嗎？筆者參與法院保全工作有幾年了，得出一個結論是，所有保全案件其實質都是保全“誠信”，“誠信”之保全是目前最重大的難題。
誠信，本屬于道德的范疇，是近年來社會一大熱門話題。在我國近十幾年的社會生活中，失信現象如瘟疫一般肆意橫掠，從假煙假酒假文憑，到假帳假簽證假評估報告；從普通人惡意消費透支，到一些官員言行不一政績摻水；從“三角債”越滾越多，到很多地方政府出爾反爾宰投資者的肥羊；從教授剽竊他人著作，到足球場上“狗吹黑哨滿天飛”等等。人們痛苦地發現，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充滿了種種“陰謀”，而因此對社會充滿“整體誠信危機感”。這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在社會生活中，大至三峽工程的招標投標施工，小至去士多店買瓶醬油，其實均以“誠信”為基礎。只要是涉及兩個以上個體之間的事，總會出現誠信問題，反面來說總會有騙人和被騙的可能性。法院的訴訟保全，其實就是喪失“誠信”而矛盾激化的產物。如果任由“整體誠信危機感”發展下去，也許真有那么一天會弄得什么事都得去保全，簽合同先找法院保全一下，借款也找法院保全一下，甚至煙癮發作想去買包煙，也得想一想是不是找法院保全一下，免得買到假煙抽出問題，幸好這僅是一個荒謬想法。
即使將法院保全的范圍稍為擴大，比如說在銀行貸款業務中引入法院保全這一程序，也必然會招致強烈的反對。因為這違反了社會經濟的基本規律----成本加效率原則。事先進行保全也許增加了保險，但交易成本卻極度上升，而效率卻無限地下降，這樣的經濟活動有何必要繼續下去呢？社會經濟活動是以“誠信”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就是誠信經濟，棄誠信而行為，必然不能長久。而且，我們回過頭想一下，其實法院的保全這種較為保險的行為方式，也是離不開“誠信”的。
在現今的財產保全查封與證據保全查封，其主要方式不外于登記、公告、貼封條、扣押，再以拍照、復制、制作筆錄等作為輔助性手段。其中扣押這種方式在保全工作中很少運用，這是由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質（保障性、預防性）所決定的，僅在證據保全中，對于一些易于滅失、變造的物品（如帳冊、產品樣品）等，適用扣押方式進行保全。絕大多數的保全查封，按照最高法院有關查封有效方式的規定，分情況采取公告、封條、登記等方式，財物的實際控制權仍然在被保全人的手中。法院是基于“被保全人不敢欺瞞法院、不會擅自轉移財產、不會偽造或毀滅證據”這樣一種“誠信”，而把保全的財物仍由被保全人控制。另外，對于一些特殊財物如銀行帳號、房屋土地、車輛、股權商標專利等進行保全，需要協助單位如銀行、房產國土部門、車管所等協助辦理查封，這種方式也是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法院相信協助部門“會認真按照法律文書的要求辦理查封手續，不會弄虛作假”。上述公告、封條或者協助查封文書實際僅是一種形式，一層“薄膜”，如果當事者不顧“誠信”這一基礎，那么捅破這層“薄膜”是并不困難的事。
法院不可能派員24小時盯著被查封物，也不可能把其他單位的活攬給自己做，那些拋棄“誠信”的當事者便是利用這一漏洞，進行違法活動的。筆者經歷過不少這類案件，查封某酒廠酒窯，酒廠負責人指使工人鑿穿墻壁插水管偷酒；因專利案件查封某家具廠的家具樣品，該廠人員則另作一套進行調包；還有銀行故意拖延通風報訊幫助被保全人轉移存款的，近期就有廣州某銀行行長指使職員，采取托延、造假的手段，在我院人員眼皮底下故意轉走應辦理凍結手續的4000萬元人民幣；還有的單位利用“轉制”，另立一套招牌，轉移大量資產，而致使原債主討債無門。上述這類情況多不累數，相信經歷過的朋友是很有同感的。
《白毛女》里的佃戶楊白勞欠了地主黃世仁的高利貸，除夕之夜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賣女抵債，逼得楊白勞喝鹵自殺。舊社會欠債不還的經常被債主逼上絕路。時至今日卻顛倒過來，欠債的比債主還有理，欠債的成了爺，能把債主逼上絕路。在一個深受儒家誠信文化影響的國家，為何講誠信的斗不過不講誠信的？關鍵是中國目前沒有形成對“誠信”的法律保障制度，“誠信”仍然局限在道德范圍內，而沒有強制的法律約束。回到本文的主題就是說“誠信”沒有保全好。這么說可能有點玄，我們具體聯系上述的保全案例，身為一個銀行行長，不可能不知道欺騙法院、轉移存款的嚴重后果，直至被送進看守所他仍然是不后悔。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個“利”字，他事先已經權衡了利弊。欺騙法院、轉移存款最嚴重是被拘留，這是肯定意識到的，但如果不這樣做，也許就會丟了工作，權衡之下于是作出了選擇。從這一案例我們是不是已經發現，法律對于拋棄“誠信”之行為的懲罰遠遠不足夠、不對稱呢？
新加坡的鞭刑是很有名的，僅僅因為隨地亂吐口香糖，便會給施以鞭刑，因為過于嚴酷而常常被批評，但事實是不可忽視的是：新加坡的城市衛生狀況非常好。對于不道德的行為給以足夠的懲戒，才是對道德最好的“保全”。中國現有的法律對違反“誠信”的懲罰，可以這么打比方，就是賴債一千只罰一百，賴債仍然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那么賴債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就不以為怪了。
法院保全工作中對于“誠信”的保全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由于現有法律的桎梏，對“誠信”的保全措施與違反“誠信”所得的“利”是如此不平衡、不對稱，其力度遠遠不足以平息某些人心里希望拋棄“誠信”的欲火。法院作為建設法治社會的重要國家機關，對于建立社會誠信體系義不容辭，而應當有所作為。關鍵之一，首先應調整法律執行中的道德標準。
如何理解“法律執行中的道德標準”？通俗地講，就是對有道德的人采取寬容、靈活的執行措施，對沒有道德的人采取強硬、嚴謹的執行措施。儒家文化的誠信觀念，一直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思想，以至于我國現行的法律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都是“君子法”----即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意思。這種誠信標準在傳統經濟條件下是行之有效的，因為人們均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圈子里，有什么欺詐作假，很容易會四鄰皆知，為人測目，再難抬頭。但是在現今這個光陸離奇、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面前，“君子法”就不堪一擊。一個人失信了，一張飛機票幾個小時就可以天涯海角下落不明了。所以筆者認為針對于小人調整法律執行的道德標準是很有必要的。具體地講，就是降低目前法律的道德標準，把預防工作做得更嚴更細，把保全“誠信”的措施設計得更為有效一些。
如何把保全“誠信”的措施設計得更為有效呢？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王眾孚在2003年11月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的講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2003年以來，全國工商系統以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為重點，在全面、準確掌握企業信用狀況的基礎上，建立實施了企業信用分類監管體系。未來不久，各類企業將根據其信用情況，被分為綠牌、藍牌、黃牌、黑牌四類，分別代表守信企業、警示企業、失信企業和嚴重失信企業。工商部門將對綠牌企業予以重點扶持，給予年檢免審等優惠待遇；對藍牌企業實行警示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予以提示；對黃牌企業進行重點監管，實施案后回查、辦理登記和年檢時重點審查，向社會公開其違法記錄；對黑牌企業發布吊銷公告及發布違法記錄，對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參照工商管理這一按照對象誠信標準所采取的分類方法，法院保全工作同樣可以將保全對象分為一、二、三類，對于第一類誠信良好、沒有不良記錄的，采取最為寬容、靈活的保全措施，查封手段以登記為準，盡可能不影響其正常的經營生活，使其享有較高的自主權；對于第二類誠信記錄一般的保全對象，查封可以采取登記、公告等相結合的方式，并采用一些監控措施，約束其自主權；對于第三類失信記錄多、誠信標準低的保全對象，查封應當以封死或扣押為主，盡可能地壓縮其自主權。以上設想，是根據不同的“誠信”對象，采取相應的法律執行的道德標準，為的是產生足夠的法律力度，預防失信行為。這樣與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質是相一致的。
上述的一、二、三類如何區分，這要談到關鍵之二，保全“誠信”首先要保全信息。“誠信”與信息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誠信”只能建立在真實、可靠的信息基礎之上，沒有信息化就不可能有很高的信用水平。近年失信現象如此泛濫，信息缺失、信息被隱瞞是很重要的原因。法院系統通過審理案件，其實擁有一套大容量而且高度權威的信息庫，但現在這套信息庫沒有一個真正管理的制度，僅僅起到考古作用（記錄歷史）。其他國家機關、較低級別的國家部門，比如公安、稅務、工商等，都有自身的一套管理、運用信息庫的有效制度，而且都是信息的權威。那么法院為何不能運用自己的信息庫、不能樹立自己的信息權威呢？信息能有效地保全了，那么不管是保全對象的誠信等級分類，還是其他財產經營信息，均可準確地掌握。
保全“誠信”的兩個關鍵：一個是工作觀念---如何調整法律執行的道德標準，一個是工作方法---如何掌握、利用信息，這兩點也就是本文想說明的法院保全工作最大的難題和瓶頸。本文觀點僅是筆者一個粗糙的想法，如有不屑之處請勿見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