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大偉 ]——(2005-7-6) / 已閱24505次
聊北京胡同，說城市規劃，談法制建設
（上海《城市中國》雜志編者按：2005年5月3日至6日，同濟大學在上海主辦了中法城市建筑和城市規劃論壇。在會議期間，我們采訪了旅美法律學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規劃設計有限公司董事周大偉先生。以下是采訪的內容。本文內容經周先生審閱和修改。）
《城市中國》：您對城市規劃與現代化建設之間的矛盾有何見解？
周：我對這次論壇中關于城市文化遺產、老城區改造的議題很感興趣。中國現在確實是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新的老的問題摻雜在一起。如果把中國的改革分為兩個階段的話，前一個階段的嚴重不足就是規劃方面的缺失。
規劃的缺位給城市發展帶來了很多后遺癥。如果到一些中型城市里去，會發現很多遺憾。比如鄭州西安合肥這樣的省會城市，一下火車你會發現，80年代甚至90年代蓋的房子已經慘不忍睹，馬上都快要拆了。一是當時缺乏規劃，另一方面也是無可奈何，當時沒有足夠的資金。一個外商要在這里搞個項目，地方政府都是求之不得。發展到今天，中國人自己有錢了，有些好項目自己可以做，而且不是想做就可以任意做的，需要遵循日趨嚴格的城市規劃。用現在的時髦的話說就是要用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引導。
《城市中國》：請您談談應該如何保護正在消失的歷史文化。
周：我的觀點恐怕跟很多人都不一樣，可能不少人不能接受我的有些想法。
舉個北京的例子吧！北京的胡同，現在大家都在呼吁不要拆，要保護。前不久，經歷了此起彼伏的對拆除北京舊胡同現象的口誅筆伐，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似乎不約而同地恢復了鎮靜。北京舊胡同開始變成了一件人人愛憐的“皇帝的新衣”，人們似乎不再輕言拆除胡同種種理由。堅持不同觀點的人們開始擔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負上忽視和遺棄歷史文化遺產的眾責。
我本人無意反對保留和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無論如何不愿意在“大眾話語霸權”下接受那些不切實際的結論。通過實地考察，人們不難發現，目前北京殘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貧民窟，拆掉這些胡同已經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前不久，我專門騎著自行車在長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區域作了實地考察，拍攝了數百張照片。這次考察，再次印證了自己的看法。
為什么說是不得已呢？首先，新中國定都北京后，沒有采用梁思成等專家關于保護舊城的規劃方案，由毛澤東等人決定采用了蘇聯專家的建議，將北京定位為現代工業城市的模式。這樣，原來只有62平方公里的舊城的命運就不難想象了。現代工業的肢體破墻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經是積重難返，覆水難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磚木結構。年久失修后就成為危房。居住質量暫且不論，居住安全甚至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必須清醒地看到，時至今日來奢談保護北京老城，雖然是亡羊補牢，但實在是太遲了一些。
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年月里， 我曾有機會在胡同里的一個親戚家里生活過兩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風，夏天漏雨，沒有基本的衛生和防火排水取暖設備。一個胡同幾百人，就那么一個很小的公共廁所，早上起來擠在那里排隊。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連消防隊的救火車也開不進去。我住在里面兩年，似乎沒有體驗到多少那些文學作品里所描述的所謂鄰里之間的親情或友情。相反我看到了太多的貧窮、擁擠、愚昧、落后、爭吵乃至斗毆。在外面的人覺得很美，至少我沒有發現美在什么地方。什么張大媽、李大爺以及老槐樹的故事等等，從一開始我就懷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觀者的角度杜撰出來的。
你去北京隨便一個大雜院，問問里面的居民他們想不想住得更好一點兒，他們都想。但問題就是，想保留胡同的不少人其實都是沒在里面住過的，他不明白底層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什么人喜歡？外國人喜歡，老文化人喜歡，一聽說要拆，心如刀絞。
有些海外來客，自稱是專門回北京來尋找當年的胡同的。他們發現，原來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變成大雜院了。拉洋車的祥子們也開上出租車了。于是好不傷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實，這些人平時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記著我們北京胡同的事兒。他們只是偶爾或順便回來一次，然后充滿懷舊地嘮叨幾句。問題是，我們到底要為這些人的懷舊情感支付多少代價？當我們奢談以人為本的時候，是否真正考慮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們。
當然，我并不是說北京的胡同沒有文化價值。我也不贊成把它們統統拆掉。比如像皇城、親王府這些達官貴人的比較完整的四合院，還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應當保護的。
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北京民居，色彩單調灰暗，缺乏生命的綠色，有的胡同里甚至連一棵樹也沒有。既沒有江南水鄉的清秀，也沒有西域邊城的神秘。文化遺產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沒有必要一概保護。就像一個家庭里常年積累了很多舊家具，擠滿了生活的空間，那么就免不了要拋棄一些不需要的東西。被拋棄的東西中一定會有日后令人垂足嘆息的古董。 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心留著舊東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們變成古董，這些“古董”也就不值錢了。自古以來，人類對待古董古玩的心態其實就是在有意無意的保留和遺棄之間孕育的。
《城市中國》：看來您對北京舊城改造有些研究，您能進一步談談嗎？
周：談不上研究，但的確做了些思考。
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從北京城建都以來，出現了一種奇特的人群隔離現象。一面是紅墻碧瓦氣勢恢宏的皇家園林，一面是色調灰暗混亂簡陋的胡同雜院；一面是富貴堂皇的滿漢全席；一面是雞零狗碎的牛羊下水；這說明什么呢？說明長久以來北京城里只住著兩類人：一類是皇親國戚，一類是駱駝祥子。皇家貴族式的東西講究招牌氣派，令人嘆為觀止；而祥子家里的東西則是因陋就簡，寒酸得上不了臺面。即便這樣，祥子們心里還是熱乎乎的。因為再寒酸，咱們也是在皇城根兒底下拉洋車的。
1949年后，北京城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最高領導層入住了昔日皇家的園林，北京市的主要人群也隨之被分配為以下四個大的區域：以三里河地區為代表的國家部委機關居住區；以公主墳地區為代表的海陸空三軍以及各兵種駐扎區；以中關村地區為代表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區；最后一個就是以天橋地區為代表的老北京市民聚集區。在通常情況下，這四個區域的人群在各走各的路，各說各的話。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你憑人們講話的聲調和內容，可以大致判斷出他們居住區的方位。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里，都沒有發現類似北京城里的官僚知識階層和平民階層如此嚴重割裂的現象。
這種割裂現象其實一直在延續。在北京的官僚核心階層（包括文化知識階層和軍伍階層）長期以來和生活在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老北京人）并沒有密切的來往。在那個頗具轟動效應的50集電視劇<<渴望>>里，平民出身的劉慧芳和官僚出身的王滬生之間的婚姻，通常只有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導致“公子落難”的非常時期才得以發生。而在一切恢復常態后（王的父親官復原職后），婚姻頓時陷入了危機。這個電視劇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歡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實。
在這樣一種畸形變態的文化生態中，老北京人練就了像《茶館》里的王掌柜的所說的“當了一輩子的順民”的心態。他們大多時間里安分守己，服服貼貼。據說有個老北京人，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醬面，吃了幾十年炸醬面。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像馬季和趙炎在相聲里互相調侃時說的：“別看他肚子這么大，其實里面裝的全是炸醬面”。當有人嘲笑此人時，他的回答是：“我就好這一口”！老北京人說：“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瞇著”。“睡不著瞇著”，有人贊美說這地地道道表達了北京人與世無爭得過且過的精粹人生哲學。北京人常年累月生活在皇城腳下，到頭來并沒有栽培出幾個像樣的官僚。據說老北京人掰著手指頭算，最后也只算出一個在非常時期當過部長的大官：這個北京人的后代名字叫莊則棟，打乒乓出身，在文革期間當過一年零十個月的國家體委主任。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追問：北京人真的就好這一口炸醬面嗎？北京人睡不著真的就能這么瞇著嗎？北京人難道真要世世代代這樣生活下去嗎？假如這就是人們呼吁要保留和挽救的所謂“京城胡同文化”，那么，無論于情還是于理，顯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圍。
當然，據史料記載，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時候。據說當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那年月，有些人發現皇城里空了，老佛爺也跑了，頓時膽子就大了很多。他們在那些月黑風高的夜晚，趁著京城里的混亂，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寶，然后用板兒車拉回家。皇城里的東西，到底是八國聯軍搶的多，還是這些暴民偷的多，到現在誰也說不清楚。
可能是我自己悟性遲鈍，我是到了美國以后才發現，騎自行車的人和喜歡騎自行車的人，過的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到北京，又忽然發現：住在胡同里的人和喜歡胡同的人，其實也存在本質的差別。在有些喜歡胡同的人眼里，老胡同如同一個古玩般的大鳥籠子，忙碌的時候可以掛起來，閑暇的時候也可以拿出去溜溜。至于籠子里的鳥兒們的感覺如何，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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