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碧華 ]——(2005-8-1) / 已閱15046次
誘惑偵查及其規制
洪碧華
[摘要]：近年來，偵查機關經常使用誘惑偵查手段破案。但此舉缺乏法律依據，基本上處于無法可依狀態，又容易侵犯人權，法學界褒貶不一，主要有肯定和反對兩種觀點。本文持肯定的觀點，探討誘惑偵查的合法性、存廢及法律規制問題。
[關鍵詞]：偵查手段、誘惑偵查、法律規制
隨著社會犯罪率不斷上升，為了加大打擊力度，偵查機關頻頻使用誘惑偵查手段。一般做法是，偵查人員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接觸嫌疑人，偽裝要買毒品、宿娼或行賄，在對方同意并開始交易時將嫌疑人抓獲。這種特殊的偵查手段，已被世界各國警察所采用，許多國家的立法也有規定。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大量應用，據廣西桂林某區檢察院統計，該院2001年至2002年6月受理的毒品、假幣犯罪案件中，有80.85％的案件運用了誘惑偵查手段，大大提高了案件的偵破率和取證的準確度，效果十分顯著，但缺乏法律依據。理論界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大致形成的共識是，可以允許合理使用“誘惑偵查”，但應當禁止誘人犯罪。就是說警方原則上不能設置陷阱，陷害忠良。
一、誘惑偵查及其合法性問題
所謂誘惑偵查，是指偵查人員或其協助者為偵破某些極具隱蔽性的案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意向提供其實施的條件和機會，或有意創造某種誘發犯罪的情境，待其實施犯罪或自我暴露時，當場將其拘捕的一種特殊偵查手段。類似古代成語故事“欲擒故縱”。
誘惑偵查有三個特征：一是誘使者必須是偵查機關或其代理人，這是誘惑偵查與教唆犯罪的根本區別。二是誘惑偵查是通過采取種種誘惑性手段，如提供實施犯罪的種種客觀便利條件等，引誘偵查對象進行犯罪。采取誘惑性手段，是誘惑偵查與其它偵查手段區別的特征。三是被誘惑者的整個犯罪過程處于偵查機關的嚴密監控之下，犯罪行為實施時或結果發生后，就是被誘惑者被捕之時，所有的調查取證工作也幾乎同時結束，而且往往是在犯罪現場或者人贓并獲。這是誘惑偵查的最大優點。
關于誘惑偵查合法與否，法學界觀點不一。肯定論認為：第一，誘惑偵查作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偵查手段，在我國當前司法資源匱乏、偵查技術落后的背景下，對于打擊犯罪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二，誘惑偵查可以有效打擊刑事犯罪，一些嚴重的犯罪，如賣淫、販賣毒品、賄賂、賭博等，運用常規手段難以破獲，因為警方難以獲取有效的指控證據。因此，誘惑偵查成為偵破案件的唯一選擇。第三，誘惑偵查雖然未出自法律的明文規定或明示支持，卻是法律所默許的。《刑訴法》第八十九條對偵查行為的幾種主要方式作出規定，而對偵查機關采取什么偵查手段，沒有加以限制。從全球情況看，上世紀60年代來，刑事犯罪發生了巨大變化，販毒、賄賂、偽造貨幣、洗錢等“無被害人之犯罪”日趨隱蔽化、復雜化，往往實施犯罪時大都有周密的計劃及很強的反偵查能力，對社會公眾的壓力比一般犯罪要大得多。面對這種情形，使用一般偵查技術手段往往不能破獲犯罪案件，偵查線索的發現和犯罪人的拘捕都極為困難，最終使這些犯罪人得以逃脫法網。對付智能化、隱蔽化、組織化犯罪而采用特殊手段是客觀現實的要求。
否定論則認為：第一，使用誘惑偵查潛藏著公共政策和價值導向的風險。司法機關為了打擊犯罪，必須采取必要的偵查手段，但如果它突破了打擊犯罪之底線，不是抑制犯罪而是制造犯罪，顯然與其初衷背道而馳；更重要是，由此造成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犯，造成消極的社會影響。第二，誘惑偵查具有違法嫌疑，體現在四個方面：①刑事司法的目的是制裁已然犯罪，維護社會穩定。誘惑偵查卻是以種種誘惑手段去誘人犯罪，這實際上是在制造犯罪，擴大犯罪。②我國刑訴法的任務是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誘惑偵查卻有可能使一個無辜公民遭受刑事懲罰。③誘人犯罪的偵查人員因其公權行為而得以免責，就算違法行政，給相對人造成損失，也由國家賠償，這違背了罪責自負原則，給濫用職權、感情用事、公報私仇等留下余地。④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應以犯罪事實的發生為前提，即先有犯罪事實，后有立案偵查，誘惑偵查即是先有偵查行為，后有犯罪事實，違反了刑訴法規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驟。第三，誘惑偵查在實踐中被大量應用，其中不乏陷人于罪之舉，而且，不能排除誘惑偵查在使用中有利益驅動的原因，如設圈套抓賭抓嫖抓娼等，大都意在罰款，這違背了立法宗旨和執法本意，罰款的目的在于教育群眾遵紀守法，而不是為了單位創收或個人福利。
二、 誘惑偵查的存與廢
綜上所述，誘惑偵查論爭的實質是：如何在偵查犯罪的必要性與維持個人的法律安全之間尋求平衡?一對是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二對是維護個人利益與維護社會利益。如果從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利益的價值定位出發，那么，使用誘惑偵查手段就是正當的；如果從保護人權，特別是保護犯罪嫌疑人個人權益出發，那么，禁止使用誘惑偵查手段就具有了正當性。然而，我們應當看到，偵查手段必須具備有效性。強制性偵查手段如搜查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侵犯人權的威脅，而這恰恰是它們賴以發揮威力之基礎。
對誘惑偵查的存與廢，應當立足于司法資源、社會治安形勢、公民權利意識等國情背景作綜合考慮，不能僅僅著眼于理想主義的公民權利自由保障。社會契約說認為，自由和安全之間存在著沖突和矛盾，個人不可能享受完全的自由和安全。從權利角度看，維護安全所需的公權和保障自由所需的私權猶如天平上的兩端，而影響其平衡的則是社會治安形勢，高犯罪率的社會必然要求公民將更多的自由讓渡與國家，這就意味著公權的擴張，但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權益和自由。1970年美國反黑法和意大利采取“雙軌制”對付黑手黨就是例證。越來越嚴重的黑社會犯罪，迫使政府改變刑事政策，甚至違背法治原則采取特殊措施。因此，誘惑偵查作為公權執法與公民犯罪斗爭的結果，應當受到批判地肯定和尊重。
即使在法治發達國家，誘惑偵查也經常運用，因為它確實行之有效。美國警察常常使用秘密手段破案，包括化裝偵查、誘惑偵查。例如，在1980年初，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一項代號“阿伯斯卡姆”行為。某特工化裝成阿拉伯石油大亨向國會議員行賄，結果使數名議員犯了受賄罪。意大利警方曾派“線人”去見米蘭養老院院長基耶薩，因承包工程，當面送給該院長一筆錢（鈔票的號碼事先已經作了登記）。后者將賄金放進辦公桌抽屜后，警方一擁而入，人贓俱獲。基氏被捕后，交代了其所在的執政黨中高級官員從政府工程中大肆受賄的部分情況，意大利反貪風暴由此拉開序幕，一大批高官落馬。
誘惑偵查是一柄雙刃劍，既有其合理性，又存有弊端，如何使誘惑偵查在一定限度內依法進行，關鍵在于對這種手段進行必要的限制，以阻卻其實施中的違法性，消除其弊端。如德國法律規定適用“誘惑偵查”必須滿足：①必須有“足夠的事實根據”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為。②只限于毒品、武器交易、偽造貨幣或有價證券、有關國家安全方面的犯罪，或者是職業性的、持續性的犯罪，或者有組織實施的重大犯罪。③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偵查將十分困難的情形。日本也規定，只有在被侵害法益很大，偵查比較困難的無被害人犯罪中，才可以適用“誘惑偵查”。
三、誘惑偵查的法律規制
關于誘惑偵查，我國立法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無法可依，急需修改《刑訴法》第八十九條，從法律上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包括對誘惑偵查的概念、使用目的、范圍、適用條件、程序等做出相應的規制。
（一）誘惑偵查的界定和使用目的的規制
誘惑偵查的概念可以這樣界定：誘惑偵查，是指偵查機關為了偵破罪案，以種種誘惑性手段，引誘偵查對象進行犯罪，待犯罪行為實施時或結果發生后，拘捕被誘惑者的特殊偵查手段。同時，對誘惑偵查的使用目的進行規范：誘惑偵查用于證實不確定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確定并緝拿犯罪嫌疑人。
（二）誘惑偵查的適用條件和范圍的規制
刑事訴訟的過程，采取誘惑偵查手段所獲得證據與證據的證明力存在著直接關系，因此，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時，對誘惑偵查的范圍和使用條件應嚴格監督，防止其被濫用。具體措施如下：
１、誘惑偵查的實施應當具備合理依據，即有線索或證據表明某人或某地區有實施或發生罪案的嫌疑，但是尚無充分證據足以證明，而偵察人員的行為正是為了防止正在進行特定的犯罪行為。
２、誘惑偵查只能用于無被害人之犯罪和組織化犯罪( 關于無被害人之犯罪和組織化犯罪的內涵和外延，可以司法解釋形式作補充闡述)。
３、誘惑偵查只能適用于有刑事行為能力和刑事責任努力的正常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包括間歇性精神病人除外。
４、誘惑偵查的實施，必須是在其它偵查手段都已使用而無法奏效情況下的最后選擇，并且應盡量避免一切足以造成危險、侮辱人格或者有傷風化的行為。
（三）誘惑偵察的程序控制
由于在適用誘惑偵查的范圍和條件的判斷可能因人而異，為防止誘惑偵查的濫用，應設立嚴格統一的誘惑偵查適用程序。
1、法律應對適用誘惑偵查的案件設立一個審批程序，當偵查人員認為需要對偵查對象使用誘惑偵查時，應由承辦人員寫出書面請示報告，詳細陳述采取誘惑偵查的根據、理由，由主管領導、負責人審核批準，最后交由承辦人員嚴格遵照執行。
2、主管領導、負責人在審查誘惑偵查的申請時，除必須具備法律要件外，還應符合以下規定：①嫌疑人必須明知其將實施違法行為的違法性；②嫌疑人所實施違法事件的性質本身，不具有任何為實施誘惑偵查行為而為的不當情節。
3、實施誘惑偵查時，由檢察機關事前備案和對整個偵查活動進行監督，檢察機關如果認為誘惑偵查違反程序，或者可能誘發無辜者犯罪，可以建議偵查關終止誘惑偵查。
當然，只要立法機關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賦予偵查人員對嚴重犯罪擁有誘惑偵查權，那么，誘惑偵查作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偵查手段，在我國當前司法資源匱乏、偵查技術落后的背景下，對于打擊犯罪將具有重要現實的意義。
參 考 文 獻
[1] 王新環：《法律，如何面對“警察圈套”》，《檢察日報》1999年9月22日
[2] 李永紅：《偵查陷井的法律規制》，《人民檢察》2001年第1期
[3] 謝光永：《國外偵查陷井探微》，《檢察日報》2000年12月13日
[4] 馬 躍：《美、日有關誘惑偵查的法理及論爭之概觀》，《法學》1998年第11期
[5] 王世洲：《警察圈套初探》，《法學與實踐》1992年第2期
[6] 馬 滔：《誘惑偵查之合法性分析》， 《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5期
[7] 李 莉：《論刑事證據的證據能力對證明力的影響》，《中外法學》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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