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3-5-3) / 已閱2654次
《刑事疑案探究》問題案例之十一……使用欺騙手段將人和財物一并控制在行駛的交通工具上的行為性質
一、基本案情
被害人王某受雇于李某牧羊。某日，被告人張某開一輛卡車至王某牧羊的地方（位于新疆荒山野地，四周荒無人煙）對王某說：“你家主人把羊（共計29只）已經全部賣給我了，讓我用車拉走。”王某不信，讓張某叫主人來當面說明。張某又說：“那我們把羊裝上車，帶你一同去找你主人問個清楚。”王某未反對。于是，張某將全部羊裝上車，讓王某站在后廂上。張某發動卡車急速向前駛去。卡車行駛500米后，王某發現不是去主人家的路，于是大聲喊叫讓張某停車，張某置之不理，繼續開車前行，王某情急之下跳車，張某不知。由于車速過快，王某前額碰到石頭嚴重受傷，因無人救助流血過多而死亡。
二、爭議問題
本案件的爭議點在于對張某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張某侵犯財產法益的行為究竟應當歸為哪種財產犯罪？他對最終王某的死亡這一結果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這都是分析本案需要解答的問題。
因為上述分析的復雜性，筆者將本案事實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被害人受雇于李某放羊至讓張某叫主人來當面說明。二是張某又說至張某讓王某站在后廂上。三是張發動卡車急速向前駛去至繼續開車前行。四是王某情急之下跳車至無人救助而死亡。
三、第一階段分析；
四、第二階段分析；（省略三頁半）
五、第三階段分析：（省略五頁半）
六、第四階段分析：（省略七頁半）
七、結論
張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其目的行為就是非法獲取羊群的占有，其手段行為就是急速開車使得被害人被控制在后廂上，已經足以抑制了被害人的反抗，且其搶劫行為還造成了使得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結果。因此，應當依據《刑法》第263條（五）中有關加重結果的規定，對張某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案例評析：
原案例分析中主要問題有二個：一是將案件事實人為地分為四個階段。實際上，這四個階段是不可拆分的一個行為整體。二是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成立搶劫罪。實際上，本案例應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成立轉化型搶劫罪。
第一階段成立詐騙未遂；第二階段被成立搶劫預備；第三階段成立搶劫罪；第四階段成立“搶劫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情形。這里特別要注意，預備，未遂，既遂，都是針對整個案件的行為性質而言的。不允許將案件中的某個行為獨立拎出來，進行法律評價。所以，前述的未遂，預備，搶劫既遂，搶劫致人死亡，這些都是斷章取義，沒有真正理解預備、未遂、既遂等概念。
第二階段張某的欺騙導致了王某同意讓張某將羊群裝上車，并打算一同去找主人問個清楚。這里張某的欺騙導致了羊群被張某裝上車，使得張某對羊群具有實際控制力，取得控制權。王某雖然不相信張某最初的說辭，可是在張某進一步欺騙之下，出現將信將疑的情況，允許張某將羊群裝上車，自己隨同上車一起去找主人。顯然，張某已經著手實施詐騙犯罪，王某盡管沒有完全上當受騙，沒有向張某交付羊群的意思，但是允許張某將羊群裝上車，是一種不完全的處分行為，實際上使得張某取得了羊群的控制權。當張某開車快速朝主人家反方向行駛時，王某立即喊叫要求停車，張某見事情敗露，便不予理睬，快速開車前行。此時，張某的目的，是為了保住已經裝上貨車的羊群（為了窩藏贓物），采取開快車的手段，也就是搶劫罪罪狀中的“其他手段”，非法拘禁王某，使得王某在后車廂上處于不能反抗、無法反抗的境地。對于正在實施詐騙犯罪的張某而言，當騙局被王某識破后，為了窩藏贓物而當場使用搶劫罪狀中的“其他手段的”，應當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之規定，成立轉化型搶劫罪。
在當時情境下，王某作出跳車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不是異常行為，而是正常反應。不能要求一個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的人做出完全理性的選擇。因此，張某應對王某被迫跳車導致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需要強調的是，羊群被裝上車廂后，盡管王某也站在貨車后廂上，但是王某對羊群的控制，主要是觀念上的。對羊群物理上的控制，掌握在車主兼司機張某手里。當張某的詐騙罪行敗露后，張某開快車拉著羊群和王某一起狂奔，物理上并沒有從王某手里強行劫取羊群，而是將已經裝上貨車的羊群拉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因此，張某并不是在王某發現方向不對識破騙局后強行從王某手里劫取羊群的，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經取得了羊群的實際控制權了。也就是說，事實上，張某并不是采取搶劫罪狀中的“其他手段”，直接從王某手中強行劫取羊群的。故不能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之規定，而應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之規定。
原文“在本案中，正如前面所論證過的，張某的行為并不是針對財物轉移的欺騙，其結果也并沒有導致被害人在相信其所說的情況下自愿的處分財產；相反的，被害人主觀上口袋是出于‘去問個清楚’的目的，客觀上也沒有脫離對于羊群的控制和占有。認定張某為詐騙無論在主觀目的上還是在客觀情況上都說不通。”這段話存在的問題是，任何罪狀，都是以行為人為中心定義的。本案中張某已經著手實施詐騙行為，取得王某默認張某將羊群裝上貨車，就是處分羊群的行為，盡管王某沒有完全上當受騙，隨同羊群一起上了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羊群裝上車后，主要就是貨車司機實際控制了，王某雖說也在車上，只能說明張某尚未完全實際控制羊群。因此，張某的詐騙行為，主客觀方面均符合詐騙罪罪狀，只是處于未完成狀態。故‘認定張某為詐騙罪無論在主觀目的上還是在客觀情況上都說不通’的結論，是違背案件事實的。
原文“一些觀點認為，強取財物意味著暴力、脅迫與取得財物之間必須有因果聯系。適用到本案中，就是張某開快車的行為與王某放棄財物之間應當存在著因果聯系，對于本案似乎看不到明顯的因果聯系。然而，這樣的觀點并不被很多學者所認同。日本學者認為，只要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并趁機取得了財物，就可以認為是強取，并不一定要求兩者之間有嚴格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搶劫罪必須要求暴力、脅迫及其他手段行為與劫取財物之間，是直接因果關系。否則，不可能體現“兩個當場”的行為特征。本案例因為成立的是轉化型搶劫，使得開快車的“其他手段”與取得財產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明顯，原因就在于張某采取的開快車的“其他手段”，主要目的是為了保住已經被裝上貨車的羊群，是為了窩藏贓物。
作者簡介：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巫水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