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冬平 ]——(2005-10-20) / 已閱24562次
論刑法中的行為對
周東平*
摘要：刑法中的行為對象是許多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一，但目前關于行為對象的概念、是否一切犯罪都有行為對象尚未達成一致意見。
關鍵詞：行為對象 法益 社會關系
刑法中的行為對象迄今為止依然是爭論不休的領域，本文試圖對此展開初步研究。
一、 行為對象的概念
關于行為對象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1）張明楷教授認為行為對象是：“行為對象也叫犯罪對象，（大陸法系國家稱之為行為客體），是指危害行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體（人）或物質的表現（物）。”[1], （2）侯國云教授認為：“犯罪對象亦稱行為對象，是指被犯罪行為所直接作用或指向并體現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的人、物或信息。”[2]以上兩觀點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不同表現在：前者用“法益”，后者則用“被該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二者的不同是基于對犯罪本質的不同認識。其相似之處為：在犯罪行為的外延上都包括人、物，只是后者多了信息。即兩者都認為其是具體的實物。下面筆者從兩方面對行為對象概念進行討論。
（一）、行為對象必須是合法的嗎
就以上兩種相異說法筆者更贊同張教授的，法益的侵害或威脅實為犯罪的本質，而犯罪對象是由犯罪和對象兩個概念組成，“法益”（**）說比侯國云所表述的更準確、簡單。雖然如此，但二人對行為對象特征表述時都認為“行為對象體現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即認為行為對象必須是合法的。筆者認為這一說法存在幾個問題。
法益從侵害的角度而言稱之為被害法益，就是犯罪所侵害或威脅的利益；而從受保護的角度而言則是保護法益。如此說來，法益并不能與合法完全等同，它應該具有兩面性。因此可以解釋為什么稱“刑法所保護的法益”，而不直接稱“法益”。例如，在窩藏罪中的犯罪分子，是國家刑事追訴的主體，而非刑法所保護的主體，難道其不是窩藏罪的行為對象？又如販賣毒品罪中的毒品，不是刑法所保護的物質，如果認為其不是行為對象即可以認為其不是構成此案的要件要素，那么換成其他物品還能構成販賣毒品罪嗎？故認為行為對象只指合法的，有過于片面，邏輯不嚴密之嫌！
筆者還認為他們所說的“體現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應指依法做出的行為或受法律保護的行為所指的對象（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對象，防害社會秩序罪中的大部分犯罪對象等），并非所有的都如此，如上述的窩藏罪、販毒罪等等。而且僅能體現法益還不行，必須得有侵害或侵害的危險時才能稱之為行為對象。這是判定的先決條件。
因此，筆者認同在其概念中用“法益”，但是法益不能與合法性等同，故以為其特征應表述為“行為對象體現刑法的法益”。這樣不論語法還是理論上都要準確的多。
（二）、行為對象的外延只包括具體的人或物嗎
行為對象外延是刑法理論上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我國學者似乎避難就輕，并未深究，普遍認為其只包括具體的人或物。這樣會產生一些問題，以張明楷教授對一類犯罪的對象確定為例：“脫逃罪、偷越國（邊）境罪 的行為對象是行為人自身的狀態，即行為人作用于自己的身體所處的狀態或者改變自己所處的狀態，因而侵犯相應的管理秩序，成立犯罪。”[3]那么可以認為行為人自身所處的狀態是法益的主體或物質表現？又如毒品是不合法的物資，大多數學者認為行為對象必須是合法的，那么毒品就不是案子的犯罪對象嗎？既不把相關非實物的社會關系當作犯罪對象又對相關具體的實物做諸多限制，最后成了無對象的案子。我認為這樣是不合邏輯的，不能令人信服。
國外對行為對象外延有三種觀點：（1）蘇聯學者認為犯罪對象的客體是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具體的人或物。[4] （2）日本木村教授認為犯罪的客體是行為的客體，指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具體的人或物，而不是抽象的社會關系。[5] （3）日本夏目、上野教授既認為犯罪客體是社會關系，又認為是具體的人或物。企圖調和兩種不同的觀點。[6]
筆者比較贊同國外的第三種觀點，理由如下：（1）眾所周知，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人，與人有關的物是社會關系的表現。“人”包括自然人、法人、社會組織等具有法律上人格的主體。“物”則包括抽象的物、具體的物。它們脫離了社會就根本沒有存在的意義。因此，各種具體的人或物歸根結底是社會關系的體現，如果只認為社會關系的實物體現是行為對象，而對于社會關系中的非實物體現予以否認，那么就縮小了其外延。（2）更因為一部分犯罪行為的指向并非是具體人或物，如前述的脫逃罪、偷越國（邊）境罪等，而是抽象的社會關系，因而筆者認為行為對象除公認的具體實物外還應包括那部分抽象的社會關系。這樣好像把法益與行為對象混淆，但是避其不談，認為抽象的社會關系不是行為對象，就得出了有的犯罪行為無行為對象的結論。例如在自愿進行的賣淫活動中，一方愿意出賣肉體另一方愿意甘此墮落，而組織賣淫的人只是起到中間媒介作用，其所構成的組織賣淫罪并沒有侵害買賣雙方的主體利益，實質上是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即刑法上所禁止人們作為的規定。上面的例子中，危害行為只作用了法益，并沒有作用法益的主體或物質表現，為何不能說法益是其犯罪的對象呢？
從筆者以上的觀點似乎看出：犯罪對象歸根到底是社會關系，與國外的第一種觀點相似。但是，筆者的觀點依然是第三種。當某些案件很容易找到其犯罪對象是具體實物時，社會關系就是第二層對象，當然這樣的案件相對易于辨認。而一些似乎無具體的實物作為犯罪對象的，如許多道德性法律規范，則以社會關系為第一層對象，再通過此社會關系聯系到的實物就成了第二層對象。筆者這樣操作好像與任何一位學者的都不同。犯罪對象是為了確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重罪與輕罪，而把它分成第一層、第二層正符合以上要求。如用以上的方法來確定偽造貨幣案中的犯罪對象：（張明楷教授等認為真幣是犯罪對象，李潔教授等則持相反觀點。他們各持之理由都合理，不好認定誰更正確。但換個角度來思考）這種無直接或說很難以認定哪個實物是其犯罪對象的案件，其涉及到的社會關系是：國家用法律確定下來的金融秩序、公共信用、貨幣的發行權，對國家、人民的財富積累地保護……但只有與由此社會關系有最直接關系的實物才能作為該案件的犯罪對象。假幣直接作用了這種社會關系，導致了對其的侵害、威脅，真幣不能作用于這種社會關系，它的存在不會對這種社會關系發生任何效應。故筆者認為此案犯罪對象是假幣。如果有人認為這樣間接地尋找行為對象無實際意義，那么有的法益也是從間接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法益的研究也無實際意義嗎？筆者之所以不同意第一種觀點，除以上原因外還有：具體的事物能彌補絕大多數犯罪對象在不具體社會關系中的不確定性。
二、是否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對象
筆者認為一切犯罪都有犯罪對象。理由如下：（1）正如前述，犯罪對象既包括法益又包括具體對象，既分第一層又分第二層。所以任何犯罪都有行為對象與之相映，或是法律穩定下來的社會關系，或是體現法益的主體或物質表現。（2）犯罪既然成立那么肯定存在客體被侵害的事實，而犯罪對象與犯罪之客體之間存在者外部表現與內在本質的關系。[7] 所以，有法益被侵害定有犯罪對象來承受；有犯罪對象才有相應的法益被侵害。它們之間的關系可初步認定為因果關系。從另一角度來看，犯罪對象是法益與犯罪之間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是他們之間的橋梁。當法益受害時，且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程度后法律這柄利劍才能體現出它的威力。但是，法益受害被確定，而沒有對象來承受不利后果，就像沒有產生結果的危害一樣不和邏輯。脫逃罪、偷越國（邊）境罪等沒有具體的人或物來作為行為對象，因為它們只是法律性規范，違反的是法定力或說違反的是法益的本身。為何不干脆將此時的法益做為犯罪對象？這樣試著用法律規定的關系、行政命令的關系或是較高道德所要求的關系來承受無具體實物的影響和侵害，好象更易理解。如脫逃罪，犯人的脫逃行為違背了法律所規定的其人身限制關系或者其犯罪后的懲罰行為關系等。那么，一切犯罪就都有了犯罪對象。
有的學者認為某些犯罪無行為對象還有另外的原因：那些行為對象不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因此是不值得關注或與案件的破獲無關緊要的。也許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行為對象無須關注，沒有對其加以認定的必要，只要它們違反了法律規范就是犯罪。不過，首先筆者認為作為規范性很強的刑法，其犯罪對象只包括那些對犯罪有價值的實物對象，對案件無關或沒有作用的實物能叫犯罪對象嗎？其次，對那些容易忽視的社會關系對象的研究有利于犯罪構成理論的完整性、深入性，也有利于基礎刑法學的發展。對它們的不關注可能造成對其犯罪的不重視，從而不利于從源頭上預防此類犯罪。
注釋：
*作者簡介：周東平（1985——），男，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法學系2004級四班學生
**關于法益說，請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07頁。
[1]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
[2]侯國云：《刑法總論探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47頁。
[3]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第160～161頁。
[4]、[5]、[6]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總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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