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成泓 ]——(2005-10-28) / 已閱33046次
美國民事訴訟費用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周成泓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先民多是為了逃脫暴政的壓制而來到美洲大陸的，故而他們十分強調自由和自治，1787年通過的美國憲法即體現了這一精神[1]。美國的民事訴訟制度是以美國憲法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與理念為基礎的，它賦予并保障了了美國人民接近司法的權利，作為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訴訟費用制度自然也較為強調訴訟費用的訴權保障功能。
與其他國家的民事訴訟費用的構成不同，美國的民事訴訟費用包括審理費用（costs）[2]和律師費(fees)，以下分別對其進行闡述。由于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聯邦及各州的法律均不相同，本文的論述以聯邦法律為主，兼及一些州法。
一、審理費用的范圍、征收標準及其負擔
（一）審理費用的范圍
根據《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54條第4款之規定，當事人在聯邦法院進行訴訟應交納的審理費用包括以下幾種：（1）起訴時應支付的案件受理費。此項費用在性質上與我國的案件受理費相同，具有國家規費的性質。（2）因庭外錄取證言和庭審速記而支付給法院記錄員的費用。此項費用與我國法院和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實際支出的費用相似。（3）出庭證人的費用。由于美國采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一般情況下，證人由當事人自行傳喚，相應地，證人出庭作證所發生的費用也由傳喚該證人的一方當事人自行償付；當法庭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主動傳喚證人時，證人出庭作證的費用可以作為審理費用的一部分，按照訴訟費用分擔的原則確定由某一當事人或當事人共同負擔。（4）勝訴一方當事人在訴訟中支付的諸如文件費、復印費等小額費用也可以作為審理費用而獲得補償。（5）執行官、法庭任命的專家和翻譯人員的費用也應記入審理費用之列。
在美國，律師費一般不能納入訴訟費用，而是由雙方當事人分別負擔，這被稱為“美國規則”。當然，該規則也存在例外，根據《規則》第54條第4款第2項的規定，當實體法確定這種費用的補償構成損害賠償金額的一個組成部分時，可以通過協議的方式提出律師費用的請求，即在這種情況下，律師費可以作為訴訟費用的一部分。符合這些條件的案件大多是一些涉及民權或其他社會問題的案件。
另外，根據《規則》第54條第4款第1項的規定，對美國政府及其官員和機構提起訴訟的費用，只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才能由對方當事人負擔。美國確立這一制度，是出于給官民關系中的公民個人提供特殊保護，在政府與個人之間發生糾紛時，鼓勵公民個人起訴，以實現司法權制約行政權、防止行政權擴張之目的[3]。
（二）審理費用的征收標準
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審理費用也是根據費用的不同種類而采取不同的征收標準的。具體如下：
1.案件受理費
在美國，聯邦政府對訴訟提供巨額財政補貼，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費用，審理案件的成本幾乎全部由政府負擔。此外，為體現司法低廉原則，聯邦法院不是按照案件的爭議金額或者訴訟標的征收案件受理費，而是按案件件數收取固定的費用。1999年聯邦地區法院每個案件的受理費為150美元，聯邦上訴法院每個案件的受理費為100美元，聯邦最高法院每個案件的受理費則為300美元[4]。之所以上訴審采取較低的收費，而聯邦最高法院收取的受理費較高，是因為在美國，二審上訴是當事人的一項基本訴訟權利，法律并不限制當事人的上訴權，相反為了給當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濟，鼓勵當事人上訴，而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不是當事人普遍享有的權利，為了節約司法資源，一般限制當事人向最高法院上訴。
2.向法院書記員給付的費用和部分當事人費用
向法院書記員給付的費用和部分當事人費用，一般情況下按實際支出數額予以征收，但以合理需要為限。至于何為合理需要，由法院以自由裁量權決定，對于法院的決定，當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異議，然后由法院書記員以非正式聽審的方式加以決定。
3.證人出庭費用
當事人支付給證人的出庭費用的數額，由法庭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對此，《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706條（b）（2）項規定，指定的專家證人有權在法庭允許的數額內獲得補償。在刑事案件和根據憲法第5修正案包含此類補償的民事訴訟中，補償金在法律規定的款項中支付，在其他的民事案件中，補償金將由當事人根據法庭確定的比例和時間支付，法院按照與確定其他費用的方式相似的方式做出具體決定。
（三）審理費用的負擔
由于在理論上，審理費用通常被認為是敗訴的固有后果，是對不當增加審理費用及不當延長訴訟的抑制策略，故《規則》第54條第4款第（1）項規定，除美國制定法或該規則明文規定以外，只要法院不做出別的命令，律師費以外的費用當然補償給勝訴方當事人。但是以下兩種情況一方當事人雖然敗訴，但敗訴方并不一定承擔訴訟費用：（1）對美國政府及其官員和機構提起訴訟的費用，只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才能由對方承擔；（2）憲法第5修正案所涉及的民事案件中，證人和專家證人的出庭費用從法律規定的款項中支付。其中，第一種情況下的費用應在接到通知的1日以后由書記官評定；對評定的費用，如果當事人在5日以內提出申請，法院應對書記員的處分行為進行審理。
共同訴訟人敗訴、當事人部分勝訴部分敗訴時審理費用如何負擔，對此《規則》沒有做出規定。不過按照一般法理，此時的審理費用負擔應當按照雙方的實體責任按照比例進行分擔，但是因某一當事人自身的過錯而引發的費用，應當由該當事人自己承擔。另外，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發生訴訟時分攤律師費用的條款。據此，當事人可以訂立合同約定，在就合同發生糾紛時，勝訴人可以追索可能判決的損害賠償以及律師費。
二、律師費用
（一）美國規則
按照《規則》第54條第4款第2項之規定，律師費用一般不計入訴訟費用，不能從對方處得到補償，而是由當事人分別承擔各自的律師費，這種律師費的負擔方式被人們稱為“美國規則”。美國法律將律師費作為訴訟的附屬事項而與訴訟標的區分開來，除非法律或者規則另有規定，它是不能得到補償的。關于“美國規則”的確立理由，有學者認為，訴訟是十分不確定的，當事人不應僅僅因為起訴或進行辯護而受到懲罰，如果律師費實行敗訴者負擔原則的話，窮人就會因為害怕一旦敗訴的話就要承擔對方的律師費而不敢起訴以維護自己的權利；此外，時間、花費以及證明何為合理的律師費也會給司法當局帶來沉重的負擔。在上述兩個理由中，前者是主要的理由。在大多數人身損害案件中，原告無力負擔己方的律師費，而是依靠風險酬金才使訴訟得以進行。許多原告也會僅僅害怕負擔高昂的律師費而不敢起訴，即使這種風險較小[5]。除此以外，另有學者認為，對抗制、陪審團審判以及挑選法官的程序使得美國的訴訟較之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來說，更為昂貴和難以預料，也是致使美國采取該規則的重要原因[6]。
（二）美國規則的例外
1.法定的例外
有180多部聯邦制定法和4000多部州制定法規定可以對律師費進行補償。大多數這類法律的理論根據是，律師費由敗訴方負擔能夠激勵當事人起訴從而更好地執行法律。但是不同立法的具體規定是不同的，其理論基礎也不相同。
2.惡意訴訟的例外
在惡意訴訟中，法庭可以對律師費的償付做出裁定，這種償付是對不當訴訟行為的懲罰。上述裁定也可以對律師做出，其典型案例是Railway Express Inc.v.Piper一案[7]。在該案中，律師未經其當事人同意就提起一樁集團訴訟，并且沒有對對方當事人的書面質問書進行答復，就代其當事人做出書面筆錄，提出案件摘要書，并且無視法院的各種命令，等等。
3.藐視法庭的例外
對故意違反法庭命令的當事人，法庭可以確定由該當事人負擔律師費。不過，做出這種裁定屬于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圍，當事人并沒有要求得到律師費補償的權利。
4.合同的例外
法院可以對合同中的律師費條款進行強制執行，比如加利福尼亞州、俄勒岡州以及華盛頓州的法律就規定，任何合同，只要規定律師費由一方當事人負擔，則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要求對方就其所支付的律師費予以補償[8]。
5.家庭法的例外
通常法院會在離婚案件中做出律師費的裁定，配偶一方可以將律師費視為各自所得財產或者是撫養孩子以及支持不能獨立生活的另一方之費用的一部分而予以支付。一些州還就家庭案件中的律師費裁定的程序做了規定，例如，伊利諾伊州的法律指示法庭，當認定配偶一方有足夠的財力支付律師費而另一方支付不起律師費時，法庭可以做出中間律師費裁定，以使起訴方能夠充分地行使訴訟權利。
6.附屬訴訟的例外
當被告錯誤地使原告卷入附屬訴訟時，原告可以被告要求償付其為進行該訴訟所花費的費用（包括律師費），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惡意告發。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附屬訴訟”屬于用詞不當，因為任何附屬的法律費用均是可以得到補償的，補償的途徑也不只是訴訟一途，還包括協商等[9]。
7.私人首席律師（the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的例外
在Alyeska一案中，法官拒絕適用司法創制的私人訴訟促進公共政策的例外規則，但是該案的裁決對由州法調整的訴訟請求（state claims）不予適用。好幾個州基于私人首席律師理論規定了律師費補償制度，它們絕大多數屬于州憲法上的請求，不過，也有不少州明確表示拒絕這樣做[10]。
8.共同基金（the common fund）例外
當某個案件創設了一個其他人也可享有的共同基金，原告及其律師有權得到律師費補償。反托拉斯法授權原告有得到律師費補償的權利，防止消費者欺詐法大抵也是這樣規定的，不過其理論基礎不是律師費裁決理論。在這些共同基金案件中，律師費從當事人應付給集團的訴訟請求金額中進行扣除。律師費由集團而非當事人支付，集團律師可以從共同基金中支付律師費，即使該項請求并非由關于律師費裁決的法律所規定。
（三）律師費的單向轉移
律師費的單向轉移是指，僅僅勝訴的原告有權獲得律師費補償，而勝訴的被告方沒有這個權利。這方面的聯邦法上的例子有反托拉斯法和公平勞動條件法等。而一些州法規定所有勝訴的原告均有權得到律師費補償，但是僅僅在惡意訴訟案件中勝訴方被告才有權獲得律師費補償，其典型例子是德克薩斯州的防止欺騙交易法，該法規定，當訴訟在法律上或事實上沒有理由，或者出于惡意而提起，則被告有權就律師費獲得補償。此外，一些州法表面看起來是中立的，但卻朝著有利于原告的方向進行解釋。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有關人權方面的法律，比如，防止雇傭歧視法規定，法院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權做出對勝訴方當事人予以合理的律師費補償的裁決。
為何當法律對勝訴的各方持公允態度，而法院的裁決會如此地不相同呢？對此，法院的回答是，勝訴原告維護的是聯邦政策，敗訴被告是被判決的犯錯者；但是勝訴被告保護的只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敗訴原告并未做錯什么，法院擔心賦予勝訴被告以律師費補償權會抑制原告提起無懈可擊以外的其他訴訟。
律師費單向轉移制度集中體現了美國鼓勵訴訟的政策。如果原告必須支付己方的律師費，他們就能負擔得起那些雖然有價值但卻并不經濟的訴訟。因為他們能夠獲得所有的賠償，而不是只獲得除去了律師費之后的賠償，此外，如果情況變糟，他們也不必過于擔心責任問題。
（四）勝訴酬金
勝訴酬金（contingent fee）是律師與當事人之間關于律師報酬的協議，按照這種協議，律師在準備和出庭陳述方面投入必要的時間，律師的報酬為當事人將來可能取得的款項的一部分。在美國，人身傷害賠償案件一般都使用這種協議[11]。過去的普通法認為勝訴報酬協議是無效的，其理由是它是支持訴訟之人與請求權利人之間分享訴訟成果的一筆交易，不當地促進了他人的訴訟，并且這種協議還是經濟性的發動、支持他人在法庭上或在別的場合進行爭吵——而這些行為均被過去的普通法認為是犯罪。
在當今美國，勝訴酬金一般被認為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些情況下，法院也可能宣告此類協議無效，比如離婚案件，其理由是勝訴酬金協議會不恰當地推動離婚。在City of Burlington v. Dague 一案中，最高法院駁回了或然增加的補償額。最高法院裁定道：或然增加的補償額與勝訴方當事人的要求不相符合，因為這不過是當事人就其敗訴支付律師費的一種掩蓋方式；最高法院還駁斥了認為或然增加的補償額實際上是對律師訴訟風險的一種補償的觀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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