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文靜 ]——(2005-11-16) / 已閱23453次
法學視野下的環境權保護研究
余文靜 四川師范大學法學院
內容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越來越多的公司、企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他們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忽視或者違背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對環境造成了污染或者破壞。因此本文擬從法學的角度對環境權的保護問題進行簡單研究。
關鍵詞：法學視野 環境權 保護 研究
正文：
一、環境權的概念辨析
1、環境權的歷史沿革
對于"環境權"的討論和研究始于上世紀60年代。1960年，原西德一位醫生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認為向北海傾倒放射性廢物的違法行為違反了《歐洲人權條約》中關于保障清潔衛生的環境的規定。由此引發要不要把環境權追加為歐洲人權的討論。在美國，與此同時也掀起一場萬眾矚目的爭論，即公民要求保護環境，要求在良好的環境中生活的憲法根據是什么？因為按傳統的憲法及民法理論，公民無權對與自己無關的財產主張權利，所以公民對作為無主物的空氣、水、陽光等環境要素是不能提出權利要求的。其中，密執安大學的薩克斯教授提出的"環境公共財產論"和"環境公共委托論"倍受推崇。此理論認為，空氣、水、陽光等人類生活所必需的環境要素，在當今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以至威脅到人類正常生活的情況下，不應再被視為"自由財產"而成為所有權的客體，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對人類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來說，它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共享資源"，是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任意對其占有、支配和損害。為了合理支配和保護"共有財產"，共有人委托國家來管理。國家對環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權的，因而不能濫用委托權。隨其理論備受矚目，有人便在"公共財產論"和"公共委托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環境權的觀點，認為每一個公民都有在良好環境下生活的權利，公民的環境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應該在法律上受到確認并受法律的保護 。 之后，美、日兩國開始了環境權的立法實踐。1969年美國頒布的《國家環境政策法》對國家公民在保護環境方面的權利與義務作了具體的規定。日本同年也在《東京都公害防止條例》序言中規定："所有市民都有過健康、安全以及舒適的生活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因公害遭受侵害。"這些立法實踐對于環境權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在此之后，1970年3月在東京召開的一次關于公害問題的國際座談會所發表的《東京宣言》第52頁中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環境權和當代人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 同年9月召開的日本律師聯合大會第13屆人權擁護大會上，仁藤一、池尾隆良兩位律師作了題為《"環境權"的法理》報告。該報告倡議將各種有關環境的權利稱為"環境權"，并指出："為了保護環境不受破壞，我們有支配環境和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基于此項權利，對于那些污染環境、妨害或將要妨害我們的舒適生活的作為，我們享有請求排除妨害以及請求預防此種妨害的權利。" 而歐洲人權會議歷經10年的討論和研究，終于20世紀70年代接受了環境權的觀點。1973年在維也納召開的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將環境權作為一項新的人權加以肯定，同時還認為應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 以上關于環境權的研究討論和立法實踐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1972年聯合國召開了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113個國家和一些國際機構130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普遍接受了環境權的觀點，并在會議所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中加以明確確認，"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照自己的環境政策開發資源的主權，并有責任保證在各自管轄和控制之內的活動，不該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或本國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
二、 環境權的內容初探
從法學角度來看，環境權應有以下內容：
1、環境權主體廣泛性與不確定性。環境權不僅保護人的權利，也保護自然的權利。人類，包括當代人和后代人，即世世代代的人類都是環境權的主體。同時，人在作為權利主體時，作為社會里的人，其權利也衍生出由人所組成的團體的權利。所以，代表人類利益的法人，組織等團體也是權利主體之一。打破傳統法律的局限，自然也成為環境權的主體。自然的權利涉及到整個生態系統本身，生態系統內的各種生物物種和物理存在物等，它們都由法律賦予了享有權利的資格。
2、環境權客體寬泛性。一般認為環境權的客體包括各種組成環境的自然要素和人為要素，如：a、自然環境要素；空氣、水、土壤等；b、人為環境要素、生活居住區、歷史文物、人文遺跡等。c、整個地球生態圈，臭氧層、海洋、熱帶雨林、及生物物種等；此外，權利客體還包括防治對象和行為，對于受到損害的各種環境及其組成要素，影響人類健康的疾病、傳染病等危害公共衛生和安全的因素與破壞環境的行為，也是環境權利所指向的客體。
3、環境權內容豐富性。由于環境權利主體的廣泛性。進而就形成了不同的主體，具有不同的權利，權利多樣化的事實。如環境權利主體對一定質量水平環境的享受并于其中生存、生活、繁衍的權利，具體化為生存權、生命權、健康權、安寧權、清潔權等，對于自然的權利的保護，因為自然本身不會如人類一樣表達意愿，所以其權利的實現依賴于人類來代為完成。這些權利具體化為：環境損害賠償權、環境狀態信息權、有關地方環境事務的被聽取意見權，防止環境危害發展的請求權等。
4、環境權責任的復合性，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在行為人違反了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一般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民事責任的承擔，《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 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 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刑事法律責任如：《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將境外的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未經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許可，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以原料利用為名，進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液態廢物和氣態廢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三、現行法律對環境權保護的不足
1、法律規定的欠缺
第一、民事權利設置的欠缺。目前對違反環境權保護的民事責任設置過于寬泛和原則化，不利于司法操作。
第二、當前行政法對環境保護不夠。由于行政法的局限性因此在對環境保護上表現出了本身的不適應。 具有嚴重的不適用性和滯后性。
第三、刑法對侵害環境犯罪的打擊不力。刑法的宗旨是對人身或財產權的保護。即使有時也對危害環境的犯罪作出規定，但是刑法對自然資源以及動植物的保護也是針對對人類有經濟價值的資源而言。如，我國的刑法，對于盜伐珍稀瀕危樹種的處罰，可能會因為經濟價值不高不夠定罪量刑條件，而失去環境保護的意義。 傳統刑法認為犯罪是行為人對他人權利的一種嚴重侵害的現象，當這種侵害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時，即可以刑罰制裁。而在環境犯罪中，受到侵害的環境利益因為被認為只依附于一定財產權基礎上，不存在環境這種公有物為個人所享有的物質基礎，所以還沒有針對環境犯罪而制定有力的刑罰措施。
從制度的結構來看，受“警察國家”和“國家代表”等學說的長期影響，以及對市場調節功能認識的不足，現行的環境法律制度大多屬于政府的行政監管制度，而在市場運行，環境私益的保護，公眾民主參與等方面，制度的建設則很不發達，市場主體利益的保證不力。
第四、環境權法學研究范式的僵化性，我國傳統法律研究的范式是“階級范式”以及現代流行的“權利范式”，筆者認為基于經濟法的興起，以社會本位為研究的范式模式正在興起。在環境法領域尤其如此。
四、完善我國環境權保護的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環境權有了一定的初步了解，對當前環境權保護的不足進行了探析，結合筆者的研究認為，我國環境權的保護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作手。
第一、憲法層面：應當增設憲法對環境權的規定。
第二、完善環境保護的各種制度
（1）、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我國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最早的法律規定見諸于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后經改進，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并頒布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13條則進一步從國家法律的高度肯定了這項制度。根據環境保護法和有關的法律法規，凡從事對環境有影響的建設項目，都必須執行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審批制度，包括工業、交通、水利、農林、商業、衛生、文教、科研、旅游、市政等對環境有影響的一切基本建設項目和技術改造項目以及區域開發建設項目。對環境影響較小的大中型基本建設項目和限額以上的技術改造項目，經省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確認，可以只填報環境影響報告表；小型基本建設項目和限額以下的技術改造項目填報環境影響報告表，但縣級以上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認為該項目對環境有較大影響的，要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判斷建設項目“對環境有影響”的一般原則是：凡是屬于中型以上的建設項目，對廠區以外地區的基本環境要素或特定環境保護區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壞，不通過環境影響評價不能判斷影響程度的，都應編寫環境影響報告書，其余的項目可以只填寫環境影響報告表。
對于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時間，我國最初要求在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即在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完成，項目的主要內容已經確定之后才進行。這樣規定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做出的環境影響評價一旦未被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已經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即被推翻，而一般大中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大多需要約一年的時間，從時間上和經濟效益上都是不可取的；二是如果環境影響評價認為項目的某些內容需要進行實質性的改變，那么，可行性研究認為“可行”的項目在改變之后則很可能變成“不可行”的項目。所有這些，都使已經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可能變成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上的一種浪費。因此1986年的《基本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辦法》改進了這一作法，規定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報告書應當在可行性研究階段完成。
（2）“三同時”制度
其基本涵義是對環境有影響的一切基本建設項目、技術改造項目和區域開發建設項目，其中防治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簡稱“三同時”制度。
（3）、環境標準與許可證制度
環境標準在我國的環境法體系中，是一項主要的技術基礎，按照環境標準的性質和限制的對象，可分為環境質量標準、污染物排放標準、環境保護儀器設備標準以及有關的方法、標準樣品和基礎等標準。其中環境質量標準和污染物排放標準是兩類最重要的標準。地特點制定了一些地方環境標準。
（4）、經濟刺激與限制制度
在環境與資源保護方面，特別是資源綜合利用方面，我國還制定和實施了一些經濟鼓勵政策。國務院及其有關部門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對工業企業利用“三廢”生產的產品，可以給予定期減稅、免稅照顧；對于企業綜合利用產品的盈利，在投產三年內經同級財政部門審查批準，可以留給企業繼續用于“三廢”治理；綜合利用項目的折舊基金，全部留給企業，專項用于綜合利用設施的更新改造；對微利和生產國家急需原料的綜合利用項目，各專業銀行應當積極給予貸款扶持，還貸期限可以適當延長，等等。
（5）、公眾參與制度
在我國的憲法中，有一些關于公民參與國家管理的條款。這是在環境與資源保護中公眾參與的憲法基礎。在有關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中，也有一些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如《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在其他環境法律法規中，也有一些類似的規定。
第三、完善法律責任制度
在我國的所有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中，都規定有破壞環境與資源的法律責任。與絕大多數國家的情況一樣，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是我國環境法律責任的基本形式，并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行政、民事和刑事處罰。在我國的有關法律中，環境法律責任一般包括警告、罰款、責令停止污染和破壞環境與資源的行為、限期治理、對有關責任人員進行行政處分，以及由《刑法》規定的有關刑事處罰。
綜上所述，我國的環境權保護面臨的困難是現實的，在法律務實方面和理論方面有許多難題，筆者僅對此做初步研究以便以后繼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呂忠梅：《論環境權》，載于《法學研究》1995年第6期
2、李艷芳：《論環境權及其與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系》
3、陳泉生：《環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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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巖：《知識經濟發展戰略》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
6、李恒遠：《環境法制讀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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