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拓 ]——(2005-11-23) / 已閱24037次
論刑事偵查中的DNA提取存在的問題
丁拓
（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2003級6班 成都 610225）
摘 要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作為人身同一認定的最好方法，DNA
鑒定技術正在廣泛的在刑事偵查中得到應用，而DNA得到廣泛應用的同時，相關問題隨之而來，如人權問題、刑事偵查的過于迷信DNA的問題。本文將深入探討并試提出解決方案。
關鍵詞 DNA鑒定技術 人權 DNA數據庫
一提到DNA鑒定，通常人們的第一反映就是中警方根據案發現場犯罪人留下的精斑，血跡，唾液，毛發等身體物質里的DNA找到犯罪真兇，從而又一個大案告破。確實，DNA鑒定作為人身同一的最好方法，正越來越多在刑偵工作中得到應用。據有關數據統計只2002年一年，在大連市利用DNA所破案件就高達151起，也正因為DNA鑒定在刑事領域的大范圍應用，使得人們在為DNA鑒定技術不斷叫好的同時，又不得不對其帶來的一些問題引起思考。
本文將以一個以DNA鑒定結果為主要證據的案例為切入點對刑事案件偵察中的DNA鑒定引發的問題進行討論并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法。
案例：據新華網5月20日報道，湖北警方為偵破一起惡性強奸殺人案，深入91個村逐村逐人排查15萬人，從中確定重點對象1748人，之后又給其中1262個做了常規血樣檢測。接著，湖北警方通過與現場提取的犯罪嫌疑人遺留精斑與專案組送來的血樣進行比對，認定兇手，隨之大案告破。案子雖然破了，但也引發了我們的思考——湖北警方是根據什么法律，通過什么方法使那么多人接受了抽取血樣的調查的？（1）
事實上，自從1985年國際上首次報道DNA指紋技術應用于刑偵鑒定以來，刑事偵查中，提取犯罪嫌疑人的DNA進行鑒定，似乎成為了理所當然。但近些年來，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對于警方為破一個案，抓一個犯罪人，就對上百人甚至上千人進行DNA檢測的這種“大動干戈”的排查行為表示出強烈不滿，也有人直接提出了這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使公民的隱私權受到了侵犯。其實，這種現象不僅在我國，國外許多國家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討論，如1999年德國發生的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DNA信息收集的案件，共收集了31，64萬名男子的DNA樣本。在美國雖然法律對大范圍收集DNA樣本有嚴格的規定，但在僅可使用的個別案件中，已經有至少一個案件的調查工作遭到起訴。
那么，這種“地毯式”的DNA取樣鑒定說到底究竟是好是壞，它究竟有沒有侵犯到人權呢？從哲學角度來看，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雙面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通過大規模的DNA排查破案總好過犯罪人逍遙法外，而從另一角度看，這般如此的大范圍DAN排查，又在某些程度上確實有損公民的合法權益。現代刑事偵察和保障人權為基礎價值目標，在現代法治國家的背景下，這兩大價值目標之間是基本協調的，往往演變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現了對犯罪的公正懲罰，就意味著保護了社會，保障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但是，由于內在規定性的不同，以及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的刑事偵察資源的有限性。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這兩個價值目標之間依然存在著發生價值沖突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是遵從懲罰犯罪的傳統目標，還是高揚保障人權的現代大旗，立法者也面臨兩難的價值選擇。（2）那么我們怎么來解決DNA提取的尷尬呢？
（一） 針對DNA鑒定中帶來的人權問題有關人士提出建立DNA庫來解決這一問題。
那么什么是DNA庫呢？DNA數據庫就是將大量個體樣本的信息特別是DNA分型數據信息放在一個計算機信息庫中，可以進行查詢對比，從而可能快速找到或排除犯罪嫌疑人，節省辦按時間，為案件的偵破提供線索。（3）
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有開始建立DNA數據庫的國家，如英國。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庫的國家，英國法庭科學服務部在1990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DNA數據庫，當時僅能對犯人及未破案件現場生物建材建庫。隨后，根據法律授權1995年4月起，允許建立一個向整個英聯邦開放的DNA數據庫，但法律規定警察在提取個體的樣品時需區分個人隱私樣和非個人隱私樣。以這一方法來保護人權不受侵害。個人隱私樣包括：血樣、精液、尿液、陰毛和任何其他用牙科工具或刷子從除嘴外的其他部位提取的身體組織。個人隱私樣品只能在以下情況下提取：有足夠理由懷疑某人與已立案件有關聯，但未被逮捕者，被懷疑者需要按照警察的要求提供已述樣品中的全部或部分，取樣目的僅為證明或解除對該嫌疑人的嫌疑。非個人隱私樣包括：非陰毛的毛發，指甲或指甲下附著物，用刷子從身體任何部分（包括嘴但不包括其他體竅）所取樣品，唾液、足跡或身體其他部分印痕而不是指紋。個人隱私樣在以下情況下提取：被懷疑與某案有關但未被逮捕者，取樣可以不經被取樣者同意直接提取，如果當事人拒絕提供個人隱私樣且兩次非個人隱私樣均不能得到足夠的DNA分型數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授權警察有權要求該人提供個人隱私樣以澄清他在案件中的嫌疑，如果繼續遭到拒絕，可以向審判法官申明提出建議。（4）事實上，在中國，有關專家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呼吁盡早建立全國DNA數據庫而在1998年也得到了立項，我國的DNA數據庫包括前科人員庫、現場物證庫、失蹤人員及親屬庫等，雖然如此，但進展遠遠落后與歐美發達國家，全國的DNA數據庫加起來也只有20多萬份。盡管建設速度緩慢，但中國擴大DNA數據庫信息的趨勢是必然的。（5）
（二）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DNA檢測。
犯罪嫌疑人是在刑偵階段因有犯罪嫌疑而受到刑事追訴的人。所謂犯罪嫌疑，我認為應該是有一定證據表明一個人有相當的可能實施犯罪。不能將犯罪嫌疑擴大化。僅僅和警方推斷的犯罪人在身體特征、行為方式、生活習慣、性格等方面有一定相似之處，并不能構成犯罪嫌疑。例如，不能因為推斷一個性犯罪人是單身漢，就把附近所有的單身漢都列為犯罪嫌疑人。這些因素至多只能對縮小偵查的范圍有所幫助。根據刑事訴訟法和刑偵原則，如果認定一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就可以依法對其實行一定的特殊偵查手段或者強制措施，這會對該人的利益造成損害。因而，在破案過程中，不應列出許多犯罪嫌疑人，否則既浪費工夫，又會傷害無辜。在DNA檢測問題上，我認為，為了確認犯罪嫌疑人與犯罪的關系，可以不經其同意而進行DNA檢測。對于尚未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檢測DNA。這是一種特殊的偵查手段，只能用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決不能濫用。對已經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關于鑒定的規定進行強制性地檢測DNA。另外，我認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洗清自己的犯罪嫌疑主動要求DNA的，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如果認為確有必要，應予安排。
（三）在刑偵排查中對僅對重點懷疑對象進行DNA檢測。
即根據其他犯罪證據，在一定范圍內的人群中進行普查，尋找有犯罪可能的人，然后確定一定數量的重點懷疑對象，抽取他們血樣與已經掌握的犯罪人DNA進行比對。重點懷疑對象的范圍要比犯罪嫌疑人寬泛。前述案例的檢測對象就是重點懷疑對象。在案例中的重點懷疑對象有1748人，其中的1262人被抽取血樣。顯然，這1748人或者1262人還不能被視為犯罪嫌疑人。一個強奸殺人案不可能有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如果警方真把這么多人當成犯罪嫌疑人，只能說明警方偵查工作做的不好，對犯罪人特征缺乏起碼的分析和掌握。
最后我想說，DNA鑒定技術是科學的，但像本案中如此運用這一技術不是科學的。警方過分依賴DNA鑒定，已經達到迷信或崇拜的程度。過分依賴DNA鑒定必然導致對犯罪現場留下的DNA材料的不擇手段。DNA作為人身同一認定的最好方法，雖然為刑事偵查提供了許多快速有效可信的證據，但DNA鑒定并非萬能，它也只能認定一部分案件事實，而非全部。例如在強奸案中，在被害人身內提出的行為人的DNA樣本只能證明他們確實發生了性行為，而并不能證明性行為是在被害人不自愿的情況下發生。所以案件的偵破DNA鑒定只是個客觀說明，而不是一把萬能鑰匙。真正的案件真相還是要靠偵察機關的詳細偵察，使真相水落石出。
參考文獻：
（1） 新華網7月20日
（2） 《證據學論壇》第三卷《多元與普適：刑事司法國際準則視野內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謝佑平 萬毅 第212頁
（3） 《現代DNA分析技術理論與方法》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斐黎 第333頁
（4） 《現代DNA分析技術理論與方法》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斐黎 第334頁
（5） 《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2日 《DNA數據庫：更有效地識別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