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凡 ]——(2005-11-29) / 已閱25392次
“嚴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楊凡 湖北五峰縣人民法院 443400
內容摘要：
“嚴打”作為一項刑事政策，伴隨了我國近20年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歷程。面對日益嚴峻的治安形勢，嚴打政策應運而生，其產生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嚴峻的治安形勢是其產生的現實基礎；對刑事政策認識的混亂是其產生的思想基礎；舊體制舊觀念尚未消除是其產生的社會基礎；傳統的法律文化是其產生的價值基礎。誠然，“嚴打”政策在實踐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局限性和負面效應同樣不容忽視。“嚴打”是對法制的破壞與違反，依法從重從快這一“嚴打”內涵的內在邏輯矛盾對法制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集中體現在依法與從重從快二者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嚴打”無形之中又制造了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喪失殆盡等。。我國的“嚴打”是建立在人治基礎上的，它破壞了法治的基礎，蔑視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對法治建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償失。因此，“嚴打”何時能擺脫人治思維，更值得我們關注。“嚴打”最初是非常狀態下的非常選擇，但是戰役不間斷的進行到現在，這也表明“嚴打”政策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長期性基本刑事政策。因而，對于“嚴打”僅是一項權宜之舉，不能不提出懷疑。
關鍵詞： “嚴打” 刑事政策 局限性 理性反思
Abstract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followe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 criminal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day by day, attack severely the policy and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produces its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produced ; The confusion known to the criminal policy are their thought foundations produced ; It is its social base produced that the old idea of the old system has not been dispelled ye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ts value foundation produced . Tru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played a active role in suring in practice, but its limita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either。Attack severely " destruction to legal system and infringement , this " "strike-hard" campaign "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of intension negative effect in legal system obvious severely and quick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everely and quickly between the two getting implacable;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made new crime again virtually, the suspect's right is exhausted etc.. "strike-hard" campaign "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ruling by men, it has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governed by law, have despised the law and procedure , So it builds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n ruling by law it is enormous, even lose more than gain. So, when can " "strike-hard" campaign "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ruling by men, deserve the close attention of us even more. " "strike-hard" campaign " is an extraordinary choice under an extraordinary state at first, but the campaign goes on incessantly till now, this indicat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become one long period of tim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already in fact too. Therefore, to " "strike-hard" campaign " it is only an expedient act , Have to propose suspecting .
Keyword: " "strike-hard" campaign " Criminal policy Limitation Reason reviewing
“嚴打”是“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簡稱，是我國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面對違法犯罪升級、蔓延而采取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伴隨 了我國近20年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歷程。誠然，“嚴打”在司法實踐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而對我國：刑事犯罪案件特別是重大案件仍然持續大幅度上升，社會治安問題日增多的嚴峻社會形勢，我們不得不對“嚴打”政策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理性反思。
一． 對“嚴打”的界定
在談論“嚴打”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刑事政策有個清楚的了解，刑事政策是為了抗制犯罪而產生的。刑事政策是指國家或執政黨為了達到抗制犯罪的目的，依據本國的犯罪總態勢并采取刑罰和非刑罰等手段所制定 的一系列方針和策略的總和.
(一)對“嚴打”的界定
“嚴打”是“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簡稱。“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包括實體與程序兩個方面。“從重”是指刑事實體而言的，即對特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對嚴厲的制裁。狹義地講，“嚴打”的對象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廣義地講，“嚴打”的對象是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分子。從重處罰體現在立法、司法兩個方面。“從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現為簡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現為加快辦案速度。
“嚴打”是我國根據某一領域或某一階段犯罪態勢的發展變化以及抗制此種發展變化的需要而適時調整的具體刑事政策。“嚴打”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與世界各國的 “重重”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促使這一政策出臺的主要原因也是犯罪浪潮的高漲。80年代初期，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我國社會由封閉轉向開放，社會結構由靜態轉為動態。由此導致人們利益結構的傾斜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各種社會矛盾隨之計激化。從那時起，我國的犯罪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依照我國犯罪態勢有5次高峰的說法，第5次高峰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持續至今，已達20余年，時間之長可謂高峰之最。不過，持續的犯罪高峰并未改變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會矛盾仍是對這一時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解釋。事實上，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特別是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初建，我國就一直處于經濟轉型，社會轉軌的大變動時期。社會大變動導致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濫，基于犯罪是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綜合反映的認識，持續上升的犯罪應該是不足為怪的。
我們應該理智的善待“嚴打”，在刑事政策視野中給予“嚴打”以準確的定位。
第一：“嚴打”應該具有目的性。如前所述，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抗制犯罪，包括控制犯罪態勢、改造已然罪犯、預防各種犯罪等三項而言。“嚴打”是一項具體的刑事政策，其目標應該定位在控制犯罪態勢上，依靠“嚴打”控制犯罪態勢必須把握兩點。一是懲罰犯罪的及時性，即盡量縮短犯罪實施與刑事司法運行之間的時間間隔，增強刑事司法的權威，提高“嚴打”的司法效率。二是犯罪懲罰的不可避免性，即盡量破除犯罪人僥幸心理，樹立權威的刑事司法，展示“嚴打”的司法效率。
第二：“嚴打”應該具有法律性。這主要是指“嚴打”不是隨心所欲的濫打或無原則的狠打，而是在嚴格執行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適當從重從快。“嚴打”的法律性是“嚴打”本身固有的特征，強調“嚴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嚴打”與“嚴格執法”統一起來，在堅持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水平，適當從重量刑。
第三：“嚴打”應該具有綜合性。即要把“嚴打”視為一個由多方參與的系統工程，主要包括“嚴打”前因素、“嚴打”中因素、“嚴打”后因素。“嚴打”前因素主要考慮為刑事司法活動提供周密的法網支持，“嚴打”中因素主要考慮刑事司法機關的通力合作，“嚴打”后因素主要考慮鞏固“嚴打”成果。
第四：“嚴打”應該具有針對性。刑事政策因犯罪而生，故而，刑事政策也要為犯罪而活，即適當調整。這種調整的形態之一就是基本刑事政策 與具體刑事政策的分野。“嚴打”只是特定階段對特定領域的一項具體刑事政策，具體刑事政策會因各國具體國情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其趨同的可能較小。但就“嚴打”而言，有一點各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嚴打”的對象應局限于嚴重刑事犯罪。
第五：“嚴打”應該具有層次性。“嚴打”作為一項具體刑事政策，應該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個層次。從定罪方面來看，我國新刑法的罪名數由130個增至413個，可以說，犯罪化是我國新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導取向；從量刑方面來看，刑法典賦予了審判人員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使“嚴打”政策在此體現的最為突出，在量刑中，貫徹“嚴打”政策關鍵是把握好“從重處罰”的尺度；從行刑方面來看，“嚴打”政策的貫徹應該是“嚴格執法”。
（二）“嚴打”與刑事政策的關系
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立足于當前的社會治安狀況，調整刑法打擊的重點和力度，以有效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嚴打”體現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懲治效能要通過法律的實施來實現，而法律的實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響尤甚。“嚴打”實際上是對特殊形勢的特殊反應，是基于客觀情況的變化對刑法打擊重點和打擊 方向的調整，是刑事政策指導刑事法律實施的具體表現。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會政策一樣，也要根據不同的社會治安狀況制定，并隨著犯罪現象的發展而變化。犯罪現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不是按部就班的向前發展，而往往受社會、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嚴打”正是依據總體犯罪狀況的變化，適時開展專項斗爭，有針對性的確定打擊重點，組織不同規模的集中打擊犯罪活動。
二．“嚴打”產生的條件：
任何一項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其產生的思想和社會基礎，都是基于現實的需要。“嚴打”作為我國的 一項具體刑事政策，當然也不例外，離不開它特定的時代背景。
（一）現實基礎-----嚴峻的治安形勢
從我國建國以來的歷次“嚴打”來看，提出的時機無不在社會治安狀況嚴重惡化時期。沒有犯罪狀況的嚴重性也就沒有“嚴打”產生的現實合理性[1]。在1983年當時是國門初開，經濟開始轉型，經過文革十年浩劫，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這些犯罪分子活動猖獗，破壞社會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在一段時間內，我們還沒有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當大的一不分犯罪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秩序。嚴峻的客觀形勢，迫使人們不得不開拓視野，尋求新的犯罪對策，依靠全社會力量，采取多種手段預防犯罪，治理罪犯，教育青少年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實踐活動。1981年中央召開京、津、滬、穗、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議，對新的犯罪對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會議記要》中明確提出了“全黨動手，實行全面綜合治理”這一新時期的刑事政策。同時對這一政策做了詳細的闡述，對于極少數殺人犯、放火犯、搶劫犯、強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依法從重從快處罰；對于大量的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既不判罪勞改，也不送去勞教，而是依靠全黨依靠全社會力量，加緊進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預防犯罪。對于一部分現行刑事犯，依據輕重，區別對待。該勞改的就勞改，該逮捕的就逮捕，該判刑的就判刑。1982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強調了“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全黨動手，認真落實‘綜合治理’的方針”，同時指出要綜合治理的中心環節是青少年教育，綜合治理要發揮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各種措施和多種方式。應該說，這一時期面對嚴峻的治安形勢，我國已經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政策和兩極化政策。應該說，“嚴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實施，對于維護當時非正常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思想基礎-----對刑事政策認識的混亂
我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形勢犯罪的方針，與“重重”相近。對輕微違法犯罪青少年實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針，與“輕輕”相近。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刑事政策與現代刑事政策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舊的思維定勢的慣性影響，加之對現代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的不準，因而，一度出現了對刑事政策理解、執行混亂的狀況。由于我們對綜合治理方針的理解帶有片面性，把大量的工作放在預防犯罪和教育、感化上，沒有很好運用專政的威懾力量。該殺的沒殺，該逮捕的沒有逮捕，該判的沒有判或輕判，使犯罪分子氣焰更加囂張，更加肆無忌憚，到處為非作歹，殘害人民。“壞人神氣，好人受氣”人民群眾缺乏安全感，批評政法部門“軟弱無能，心慈手軟”。有的人對階級斗爭心有余悸；有的人認為，既然對社會治安實行綜合治理，就不必再提出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嚴重危害社會的現行犯罪；有的人把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說成是搞“懲罰主義”、“報復主義”、“重刑主義”，以上這些思想認識上的混亂，造成了實際工作中對刑事犯罪活動打擊不力，嚴重刑事犯罪活動越來越猖獗的后果。不少地方犯罪分子逞兇肆虐，無所顧忌，許多犯罪團伙橫行城鎮鄉村，無惡不作。為澄清一些模糊的認識，糾正打擊不力的傾向，更好的貫徹和落實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出臺了“三年為期，三個戰役”的集中統一行動的決策，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可見，對于現代刑事政策理解不全面或不顧國情，照搬照抄國外的刑事政策是不可取的，難以指導實踐的，對治理犯罪是不利的。因而，嚴打決策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刑事政策片面理解的錯誤傾向。
（三）社會基礎----舊體制舊觀念影響尚未消除
我國的刑事政策是國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在傳統觀念與現代觀念博弈過程中，現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長的土壤和條件不完全具備，必定面臨著沖擊和挑戰。一是受國家至上觀念的沖擊，難以形成國家和社會的二元格局。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大政府和小社會，全能政府的格局并沒有改變。國家至上觀念仍在起統率作用。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只是國家領導下的發動，并不是市民社會的自發啟動。公民缺乏參與熱情，只是消極受領任務，事不關己，甚至袖手旁觀，任由犯罪者橫行。國家的主動性積極性和社會的被動性消極性相互抵消，犯罪問題日益突出，犯罪形勢愈加嚴峻。二是受群眾運動慣性沖擊，難以形成法制社會的良性機制。雖然我國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刑法》、《刑事訴訟法》，但由于新法剛剛頒布實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員還不完全掌握和熟悉，出現了對刑事犯罪打擊不力的現象。改革開放對社會治安產生了一些沖擊和震蕩，刑事犯罪活動突出，甚至出現了不正常狀況。三是收階級斗爭觀念的影響，難以形成“預防犯罪，治理犯罪”的穩定格局。雖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階級矛盾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機關仍然習慣于階級斗爭的思維，盡管我們一直在反“左”，但寧左勿右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帶有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對他們決不能心慈手軟，必須動用專政的手段實行嚴厲打擊。按此邏輯懲辦與打擊是首位的任務，預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為了取得治理的犯罪的實效，也可以本末倒置。
（四）價值基礎----傳統的法律文化
在中國的他法律文化中，“法”始終是權力的附庸，是以統治者意志為轉移，可以隨意運用的工具，是執行君主專橫意志的強暴手段。法并不是至高無上的，也不是普遍的秩序，它聽命于權力，從來都是統治者的鎮壓工具，而不是捍衛民眾權利的武器。正如嚴復所說“中國法直刑而已，所以驅迫束縛其臣民，而國君得以超乎法之上，可以益用法易法，而不為法所拘。夫如是，雖有法，亦成專制而已”。深刻的指出了中國傳統者支配法律的歷史傳統，由于過分強調統治階級的意志，忽視人權的保障，缺乏應有的獨立價值。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法觀念與我國當時法律的概念在內涵上并沒有實質的區別，無非都是統治者貫徹和實施其統治的工具而已 。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嚴打”的出現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幾千年的法律文化傳統是“一種具有深厚社會文化基礎的觀念一旦形成，必將極大的作用于歷史，即使在最初的條件已經消失，相應的制度已經改變的 情況下，它也可能長久的存留下去，無形之中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1】
三．“嚴打”存在的局限性：
面對改革開放后始料未及的嚴重犯罪問題，我國分別在1983年、1996年以及2001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統一部署，實行“嚴打”。加之各項專向斗爭、治理整頓和季節性嚴打，以及各省市所組織的局部性“嚴打”，可以說“嚴打”方針濃縮了我國近20年犯罪治理的經驗與教訓。在歷次的“嚴打”斗爭中，官方報道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抓獲犯罪人數目、判刑人員數目等統計數據在向我們傳達著同一個信息--------經過運動化、戰役式“嚴打”斗爭上的洗滌，我們將再次回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低犯罪率的清平社會。 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隨著我國社會總體轉型的深入，刑事案件在總體趨勢上處于高速增長階段，而并非只是“反復”和“反彈”[1]那樣依然可以樂觀的狀況。就實際而言，20年的“嚴打”不僅沒有實現“社會治安根本好轉”，“恢復但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的既定目標，反而離我們越來越遠，同時，“嚴打”所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公平使其遭到理論與實務的雙重質疑。
（一）“嚴打”對法制的違反與破壞
我國“嚴打”概念的內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最顯著的變化是將其由“從重從快”演進為“依法從重從快”。“依法”的突出和強調在一定程度上擯棄了以往長期人治下的法律虛無主義影響，逐步順應了建設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即使是這樣，“依法從重從快”這一“嚴打”內涵的內在邏輯矛盾對法制的負面影響仍然是顯而易見的，集中體現在“依法”與“從重從快”二者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刑法哲學追求的三大價值目標是公正、謙抑、人道[2]。與之相適應，我國刑法確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當”的實體法價值原則，上述原則所蘊涵的“刑之法定，罰當其罪是指對犯罪行為量刑的各種情節均由《刑法》加以規定，當輕則輕，當重則重，而不得因刑法規定以外的其他事由對犯罪人加重或減輕處罰。刑法的人道性和謙抑性更是要求“可罰可不罰者，不罰；可判可不判者，不判。現行《刑事訴訟法》所確定的訴訟期限體現著打擊犯罪的及時性與保障無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的雙重價值。在兩種價值之間，過分的夸大任何一個方面都將是非常危險的，而“依法從重從快”卻要求司法機關在嚴打過程中要依法同時又要從重從快，這顯然是一個無法兩全的邏輯難題。刑法謙抑性和人道主義所闡釋的“能不判的就不判、能不殺的就不殺與從重從快所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捕；可判可不判的，判。法定訴訟期限要求的當快則快，當慢則慢與嚴打中一味求快之間的內在矛盾顯然無法協調與統一。依法與從重從快之間的矛盾，反映出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渡的今天，法律至上與法律虛無主義兩種價值觀念的深層次沖突，法治與人治兩種治國策略的痛苦抉擇。
（二）嚴打與嚴格執法，打擊犯罪的混淆
嚴打就是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但是，作為具有階段性、運動化、戰役性特點的嚴打，與日常工作中的嚴格執法，打擊犯罪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區別呢？如果兩者都解釋為嚴格依法，打擊犯罪，那么作為非正常狀態的嚴打其存在是否還有必要？其自身的獨立價值如何體現？如果將兩者的區別界定為嚴打期間應該從重從快，非嚴打期間必須嚴格執法，這是否又回到了1983年“嚴打”無視法律“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老路？其結果必將重新導致法律虛無主義的盛行，這對于我國剛剛起步的司法改革顯然是不利的。“嚴打”內涵的內在邏輯矛盾，象一道選擇題，將選擇的主動權完全交給了司法實踐部門，其結果不難想象的。司法機關或一味強調打擊犯罪的效果和訴訟效率，無視法律的“從重從快”，忽視對無辜者人權的保障，導致案件質量下降，冤假錯案增多；或是理解為“嚴打”期間要嚴格“依法”，非“嚴打”期間就可以放松執法，導致養虎為患。2001年9月3日，雅虎新聞網轉發了這個新聞社的一則消息，題目是《“嚴打”三個月破案率100%，到底是功績還是失職》。這篇報道說，“據報載，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個月內破獲各類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掛牌的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4個、黑惡犯罪集團21個、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獲率100%。《這個青年報》刊登讀者來信質問：到底是功績還是失職？黑社會性質的反組集團和黑惡勢力并非一天形成，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為什么我們的公安部門不能將其控制、消滅于萌芽狀態？難道該市的這些犯罪集團都是在嚴打這一兩個月內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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