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景仲 ]——(2005-11-30) / 已閱42258次
第一，從人的角度來看。它被充分地反映在我國當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中。是一個人在新時代條件下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更是為一個人的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與發展空間。
第二，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鼓勵和引導個體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發展的舉措，讓經濟主體擁有了充分發展的自由，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從而繁榮了經濟，增強了國力。
第三，從政治文化角度來看。它首先有利于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完善，民主監督在自由的保障前提下更真實、更可靠。其次，正是由于自由精神的倡導，人們才創造出了光輝燦爛的各種文化，促進精神文明的進步。
4 正義之第二范疇：平等
（一）、平等理論小史
從歷史上來看，平等多表現為從不平等到平等的渴望。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粗暴地否定了人類的平等”[16] 。他露骨地宣稱：“世上有統治與被統治的區分，這不僅事屬必需，實際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誕生時就注定是被統治者，另外一些人則注定將是統治者。”[17] 。與自由一樣，平等在黑暗的中世紀也成了時代的犧牲品，失去自由的平等根本不算一種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對于平等的理解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霍布斯強調指出：“任何兩個人如果想取得同一東西而不能同時享用時，彼此就會成為仇敵。他們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時則只是為了自己的歡樂；在達到這一目的的過程中，彼此都力圖摧毀或征服對方。……根據這一切我們就顯然可以看出，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利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18] 。洛克也形象地比喻：“大與小之間、強與弱之間所能有的和平，就像人們所想象的狼和羊之間的和平，羊只有和平地讓狼撕碎吞掉。”[19]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近現代，在自由得以充分實現的同時，平等則受到新的更大的挑戰。此階段的理論多是在尊重自由的同時，偏向于平等理論的研究。德沃金在《認真對待權利》一書中強調，一個理想的社會是致力于平等的社會，自由可以用平等來解釋，某些自由可以因為平等而放棄。
（二）平等真義
作為正義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平等也是一個古老而永新的話題。它是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含義的多形概念。其所指的對象可以是政治參與權利、收入分配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勢的群體的社會地位與法律地位。其范圍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機會的平等以及人類基本需要的平等。它還可能關注保護諾成合同的義務與對應義務間的平等。關注在因損害行為進行賠償時作出恰當補償或恢復原狀，并關注在執行刑法時維持罪行與刑罰間的某種程度的均衡等等 [20]。
平等作為人類的一種價值取向只可能存在于人類，而對于其他生物世界是不可適用的。它是人類精神狀態中的一種追求——動物之間只存在“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而決無平等可言。對平等的追求在人類群體生活中世世代代都成為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自然界本身為人類展示的更多地是一幅“令人恐怖的”不和諧場景：山崩地裂，狂風暴雨，物物相克，強者生存；人類可憐的認知能力與這樣的自然哪有和諧可言？“人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對自然的反叛！自然法則要求所有生物無欲無求——像牛羊在藍天白云下悠閑的啃著青草，像魚兒在狂風暴雨中無奈地潛入海底——靠本能順應環境而獲得生存。而人類有了精神、意志，便想追求，想占有；面對無限的物質世界使觀念也無限瘋狂——欲念之火時時生騰使人躁動不休，越感個體的無能便越想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有為，于是人與自然總處在無休止地搏斗之中——通過艱難拼搏而從周圍環境中盡可能地榨取一點果腹的食品及生存資料。”[21] 。
筆者以為，正是因為大量現實的不平等現象的存在，才更加激發了人們對于平等觀念的向往與追求，因為這是人之生存所必須具備的前提。基于以上事實，有學者提出了平等三法則：“一，平等只會是弱者發出的呼喚；二，被要求平等（均分物質財富）的主體之間本無平等可言——平等主體之間原本只存在實力的較量；三，平等只能依靠超越平等主體的權威力量才能求得——這種力量一定比強者更強，且為弱者所擁戴、所推崇。”[22] 。
我們基于生活本來的面貌，很容易理解法則一與法則二所蘊涵的道理，而重點在于對法則三的理解。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平等觀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在于它必須依靠權威——即塑造“共同權利”才能實現，亦即平等觀念本身包涵“不平等”的悖論，平等要以不平等為前提。而同樣的道理，蘇格拉底在2400多年前似乎就明白了這一點，他聲稱國王是“人民的牧人”，而人民只不過是一群需要被主人照看的羊群。“蘇格拉底的前提是一種根本的不平等；沒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有著一道鴻溝。”[23] 。
由于“事物的力量總是傾向于摧毀平等的，所以立法的力量就應該總是傾向于維持平等。”[24] 。因此，平等精神成為政治制度及方方面面制度維護其合理性，保證其連續性的理論內核當然不足為奇。并且驅使立法者為了平等的使命而把握好利益的天平。
（三）、平等的現代意義
可以說，在漫長的歐洲中世紀黑夜以后，文藝復興在人類擺脫精神枷鎖，尋求自我解放的路途上標志著黎明的到來。而今之西方，在自由的道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因此，筆者以為，在隨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地位分層不斷明顯的現代社會，更應該把眼光放在平等上。
固然，以一種形式上的平等來取代實質上的平等，其實是也是一種極大的不平等。但如果不加以強制，則只會造成強者恒強、弱者甚弱的結局，這便失去了人類之間本身所具有的人文關懷的特征。所以，平等之于現代社會是必要的，也是急待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5 徘徊于平等與自由之間的正義
（一）、正義理論小史
古希臘柏拉圖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種品性，當理性支配意志和欲望的時候，人們便獲得了正義的德性。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政治學上的善就是正義，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按照一般的認識，正義是某種事物的‘平等’（均等）觀念”[25] 。在羅馬歷史的早期，西塞羅把正義描述為：“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人類精神意向。”[26] 。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提出的，并被認為是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Ulpian）首創的一個著名的正義定義，其表述如下：“正義乃是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永恒不變的意志。”[27] 。中世紀著名神學家圣•托馬斯•阿奎那認為：“正義是一種習慣，依據這種習慣，一個人以一種永恒不變的意愿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28] 。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時期，正義有了更通俗說法，即：“無論是他還是它只要給每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那么該人或該物就是正義的；一種態度，一種制度，一部法律，一種關系，只要能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那么它就是正義的。”[29] 。而當代正義理論之極大成者當屬羅爾斯及其《正義論》。
（二）、正義真義
從以上可以看出，不管怎樣定義，給予每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的意愿乃是正義概念的一個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組成部分。沒有這個成分，正義就不能在社會中興旺。恰如亞里士多德所明見的那樣，正義是一種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美德。“正義本身乃是‘他人的利益’，因為它所為的恰是有益于他人的事情。”[30]。因此，為了有效地起到作用，正義呼吁人們從他們那些唯一只顧自己利益的沖動中解放出來。
作為一個真實生命體的存在，我認為生活中的正義就是一種價值追求的滿足以及別人對這種追求的尊重。當然這種正義首先得滿足一個條件，即它必須首先是善的，即人的一種理性欲望的滿足。我們不能說一個殺人犯殺了人，滿足了其殺人的欲望后而謂之其行為為正義之舉，這是很不可思議的，正義與理性是密不可分的。西塞羅就曾經在把“自然效力”歸于該法律時，明確地提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義與非正義的標準。有理性的人的特征是按照理性給予每個人以應得的東西，即像他前面所說的這是正義。他同時指出，這種態度最初也許僅限于家庭、親戚和朋友。然而隨著文明的進化，這種態度必定會擴展適用于同胞、政治同盟，最后發展到全人類 [31]。
從政治哲學角度，關于正義的探討從古希臘就開始了，但中途特別是中世紀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正如當代正義大師羅爾斯所言：“政治哲學——政治科學和道德哲學——相對講來已經荒蕪了很長一個時期。”。然而羅爾斯的巨作《正義論》在經過作者20余年含辛茹苦的耕耘后，一經發表，便在這個領域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正義高潮。當代著名社會哲學家尤根•哈貝馬斯對此談到：“在最近的實踐哲學上，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標志著一個軸心式的轉折點，因為他將長期受到壓制的道德問題重新恢復到嚴肅的哲學研究對象的地位。”。
羅爾斯是一位充滿正義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一生都在關注這樣一個問題：人類生活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是可以改善的——人們無論以個體還是集體的方式能否過上一種值得過的生活（或者用康德的話來說，人類生活于世的價值何在）。在他看來，即使是那些行為與品性無可指責的人，他們的生活也可能缺乏價值，人們終日碌碌于職業與個人事務，卻不明生活的最終目的不能增進人類的美善與繁榮。正是在此種觀點下，羅爾斯試圖部分通過發掘可使人生有價值的原因來過一種有價值的生活。他認為，是否可能設想一種社會秩序，以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在總體上生活得更有價值。當然人們可以設想各種情形，但最重要的是，必須在一種現實主義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問題。這樣，問題就成為我們能否設想一種現實的烏托邦，一種通過可信的轉換途徑可從現狀企及的理想社會秩序，而且這種社會秩序一經實現，便可自我維持。通過構建這樣一個現實的烏托邦，羅爾斯力圖世界至少在有可能實現人類有價值的集體生活的意義上是善的。這是與正義的實際政治相關聯的，并且它還堅持認為，從實現的角度看，一種根基良好的信念能夠使我們與這個世界相協調。只要我們有充足的信心相信人間自我維持和正義的社會秩序確實是可實現的，我們就可以希望自己或其他人總有一天在某個范圍內實現它，并且為這一目標而努力。
羅爾斯強調正義是至高無上的，它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美德一樣。不管一個理論怎樣精致或簡潔，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必須拋棄它或修正它；同樣，不管法律和制度是怎樣有效而巧妙的設計，如果它不是正義的，就必須改革和廢除。他同時強調“每個人都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作為整體的全社會利益也不能小視之。”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使我們忍受一種不正義只能是在需要它來避免另一種更大的不正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正如允許我們默認一種由錯誤的理論的唯一前提是尚無一種較好的理論一樣。
為了使其現實的烏托邦得以成立，羅爾斯基于社會契約理論巧妙的設計了一種可以甄別個人利益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他把這種無知境界（situation of ignorance）描述為契約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他假定，契約各方都居于無知之幕的背后。他們由于不知道各種不同的選擇將如何影響他們各自的特殊利益，因而不得不僅僅在一般考慮（general considerations）的基礎上對各種原則進行評價。第一，沒有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位置，他的階級出身或社會地位，他也不知道他在自然資財與自然能力的分配中的運氣如何，也不知道他的理智與力量的情形如何；第二，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觀念是什么。不知道他的理性生活計劃的特殊細節，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各種特殊的心理特征，如對冒險的厭惡，對樂觀或悲觀的不同傾向等；第三，雖然契約雙方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社會的具體情況，但他們卻知道有關人類社會的一般事實。這里的一般事實指的是政治事務和經濟理論原則，社會組織的基礎和人的心理學法則[32] 。
羅爾斯基于以上的“原始協議”，在《正義論》中反復論證了下述兩個基本原則：
“第一個正義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想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平等自由原則）
第二個正義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33] 。
這兩個原則的要義是平等地分配各種權利和義務，同時盡量平等地分配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和負擔，堅持各種職務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開放，只允許那種能給最少受惠者帶來補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團體除非以一種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謀利，否則就不能獲得一種比他人更好的生活。所謂“作為公平的正義”即意味著正義原則是在一種公平的原初狀態中被一致同意的，所達到的是一種公平的契約，所產生的也將是一公平的結果。另外，羅爾斯認為第一原則應優先于第二原則，第二原則中的公平機會原則又優先于差別原則。分別稱之為“自由的優先性”與“正義對效率和福利的優先”。
就正義這個問題，有學者還作如下之論述。正義一般可以分成以下三個觀點：平等（狹義正義），合目的性（依其他術語為社會或共同福祉正義）以及法律安定性（法律和諧或和平）。就平等而言是涉及正義的形式，而合目的性涉及正義之內容，以及就法律安定性則是涉及正義的作用。[34] 。
（三）、正義的現代意義
正義納入現代，就筆者從身邊的感受來說，它不被覺得陌生就是覺得太過遙遠，甚或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奢華。正義感不是被人們所推崇，反倒成為一種笑料。“人不為己，天殊地滅”，“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也似乎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生活方式。有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而不擇手段地去“踐踏”了別人的“目的”。
之所以如此，我想這是有一定原因的。就我們國家而言，由于傳統性的“熟人”社會、“關系”社會，使得人們在解決問題或面對某種競爭時，熟人與關系成為首選的手段。這無疑會造成兩方面的結果：第一，現實的不平等。致使那些沒有關系、沒有熟人的但又相當優秀的人失去了很多本來屬于他們的機會，讓他們在沮喪的同時也埋下了不良的種子。第二，從受益方來說，熟人好辦事的觀念使得其在未來的道路上更加注重這一點，從而使得不良之風更加肆虐橫行。
由此看來，社會如此并不足為奇。且筆者也承認在短時期內是無法改變的，因為包括筆者自己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曾“受益”過關系或熟人。那么在這種環境下再提正義似乎就顯得蒼白無力了呢？其實不然。正義的核心是在于滿足他人的合理需求，重點是在他人，而非自己。因此，旨在“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正義恰恰是“治療”這種“慢性病毒”的一劑良藥。
6 正義何以可能：平等與自由的沖突及求解
（一）、平等與自由的沖突
一、平等與自由的地位
以上各部分，筆者只是從正義、平等、自由各自獨立的角度進行闡述和自我體會，而沒有結合起來作一分析。而事實上，作為正義的兩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平等（equality）和自由（liberty）之間存在著既相獨立又不可分割的復雜關系。
我們知道，平等與自由是人類在群體性與相互交往中在精神層面形成的兩大基本價值目標，人類千百年來的向往的諸多價值都不過是這兩大基本價值的派生的正義問題，對我們在社會生活中自覺地遵循應然的基本價值目標，進行生活秩序的種種安排，確定法律控制的基本走向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盧梭所述：“如果我們探討，應該成為一切立法體系最終目的的全體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們便會發現它可以歸結為兩大主要的目標：即自由與平等。”[35] 。
二、平等與自由的沖突
有學者指出：“兩者的基本取向應該說都集中在人們對與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密切相關的物質財富的分配和占有的態度上，只有基于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的行為準則及價值觀念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人們全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才是生活的根本原則和最終目標。平等表現為個體在群體生活中要求與其他成員一樣均等地享有一份財富（弱者們希望從強者手中分得財富），而自由則更多的表現為個體乞求合情合理的占有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奮斗所獲得的成果（強者們并不會樂意向弱者出讓利益）[36] 。
不難看出，雖然自由與平等兩者對于人類之生存必要性和共存性，但同時也不免聞到了兩者之間的火藥味。進一步分析，由于平等是以塑造權威和剝奪強者利益為前置條件的——否則競爭中的勝者是不會自動出讓利益以實現真正的平等；而求自由恰恰又是以消滅權威（這也是民主政治的直接要求，政府的必要管理并不等同于這里所說的權威）和自由占有財富為前提的——否則談何自由自在的創造呢？于是這兩者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難以解決的悖論：一個社會若以平等為最高價值目標，則勢必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創造為代價，社會最終將由于助長人的惰性而陷于停滯甚至會導入災難性的局面；而社會若以自由為價值最高目標則無法保證人與人之間實體利益上的平等，社會就呈現瘋狂的競爭狀態，而致使財富出現巨大的兩極分化。一個社會若以自由為唯一目標則將自我毀滅。因為自由競爭的規律性發展便是強者恒強，最終強者“吞食”弱者，以致社會解體。這是自由本身存在的悖論。
我們知道，自由是一個人能夠在不受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其作用是防范公共權力及他人對個人的侵害。因此，其終極的價值取向指向的是公民個人。這種價值取向要求政府的功能主要應局限于消極地保護個人權利，要求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因此，自由就是免于被強制去做什么的形態。但是由于平等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社會比較，因此更多地指向社會結構中的社會關系，其終極的價值目標在于實現社會公平，而由于每個人在能力和條件上的差異，必然存在財富、地位、權力占有的不平等，這就要求政府扮演積極的角色，干預社會分配。即要求政府依據平等原則加以再分配，這就必然會影響到某些人的自由。從具體的現實生活中，我們是不難體會到這一點的。不僅如此，就我們單獨一個人在完成一件小事的時候都會體會到，你不能完完全全地自由自在地運用你所想到的方法，因為在運用某種手段達到目的的過程中，還得基于平等的思想“韁繩”止步于侵犯別人權利之際，也就是說你不能因為想達到自己的目標而自由地“踐踏”了別人的同等權利。與此同時，兩者的對立還通常表現在另一不被人們所注意的生活事實，那就是在不平等的情況之下，卻有著大量自由元素的存在。這主要表現在身份出生方面。正如羅爾斯所言，貴族身份是一種極大的便宜，它使一個人在十八歲上就出人頭地，為人所知并受人尊重，就像別人要到五十歲上才配得上那樣，這就不費力的賺了三十年。然而，即使這樣，人們特別是那些出生貧寒之家的人們仍然自由自在的生活，全然不顧這種極大不平等的存在。當然有人會說任何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還是任命算了。但我想這至少是一種形式上的對立。
三、平等與自由的選擇
總共4頁 [1] 2 [3] [4]
上一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