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遐 ]——(2005-12-19) / 已閱32406次
考試作弊的法律社會學分析
陳遐 孔一
[內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中外歷史與現實資料的基礎上將考試劃分為測驗考試、選拔考試、資格考試三種類型。在考察考試作弊的危害、淵源流變及其控制與原因之后，筆者提出動用法律資源控制考試制度。
[關鍵詞] 類型 考試作弊 原因
考試無疑是目前我們所能找到的選拔考量、認定資格的最好方法，它保證了“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實現了社會正義。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至高無上的，它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他把正義分為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社會正義有兩項原則：平等自由原則、差別原則與公正平等機會原則；個人正義的首要原則是公正原則，即個人在以下兩個條件下應盡制度所規定的責任。第一，這一制度本身是正義的，它符合以上所講的對制度來說的兩個正義原則。第二，一個人已自愿地接受了這種制度所安排的利益或利用了它所提供的機會來促進自己的利益 。考試制度最大限度地實現了社會正義的要求，而考試作弊則是對社會正義的破壞，也違背了個人正義的原則。
2000高考湖南郴州嘉禾一中 ，廣東電白考試舞弊案震驚全國 。2000年11月5日在開封市舉行的全國經濟技術類資格考試的兩場考試中的2179名考生中搜出作弊工具手機38部、傳呼機百余部。 正如任何違規現象一樣，被發現的只是實際存在的一小部分。筆者在1999年12月1采用主觀抽樣方法抽取浙江省某中專二年級兩個班級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均為初中專（初中升中專）學生，樣本總量106人。調查表明：自參加考試以來，71.3%的學生有過4次以上作弊經歷,只有3.8%的被調查者表示從未作弊；而因此受到處罰的僅為7.2%。考試作弊浮出水面進入我們的視界，考試作弊已不再是個人問題或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一、考試的類型
迪爾凱姆認為科學的分類“不僅使我們把已有的全部知識初步條理化，而且還有助于我們形成新的知識。” 這是社會科學研究一項準則，也一再被科學研究所實證。
筆者認為依據不同考試的內在規定、主要功能可將考試劃分為三個類型，即測驗考試，如學校自己組織的一般的中期、期終考試；選拔考試，如高考、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除了測驗考試和選拔考試外還有另一類不同的考試，即資格考試，如法國的大學預科班入學考試，只要考分達到10分以上均可入學 ，再如高中的會考、律師資格考試。資格考試與選拔考試相比根本的區別在于不受定額的限制，與測驗考試相比它不僅有測量之義，還要對達標的考生賦予某種資格或身份，這種資格或身份是一種榮譽，有時也會成為考生的進身之階。三類考試的規定、原則、功能、意義參見下表
內在規定 首要原則 主要功能 第一意義
測驗考試 參考標準 客觀原則 考量水平、促進教與學。類似與古之“考校” 手段
選拔考試 名額限定 公平原則 擇優，“選賢與能”，“選士”。類似與古之“考選” 目的
資格考試 分數線限定 公平客觀混合原則 考量水平、評定等級、賦予資格 混合
要實現考試的功能意義，則必須要求要求考生“獨立答題”。“獨立答題”的情形之一是閉卷考試中不借助于他人、書籍資料等獲得答案；情形之二是在開卷考試中不借助于他人獲得答案。也就是說答題所憑借的資源（如知識、技術）必須是自己獨立占有的。筆者認為開卷考試只有形式合理性，而不具有實質合理性，因為每個人占有的資源，如資料不可能是等質量的，它違反了公平原則。于是選拔考試極少利用這種考試形式。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是獨立答題的考試要求產生了公平原則，還不如說是公平原則產生了獨立答題的考試要求。由此也體現出其正義的價值取向。而考試作弊直接違背客觀原則和公平原則，否定正義。
二、考試作弊的危害后果
不同類型的考試中考試作弊會有不同的表現和不同的危害后果。
測驗考試、選拔考試、資格考試三者的作弊的普遍性依次遞增。有這樣一個社會事實：一些人不在測驗考試中作弊而在選拔考試中作弊，一些一向拒絕作弊的人在資格考試中舞弊。其原因在于：測驗考試的功能是考量水平、促進教與學。對主考 而言可以了解被考學習狀況、診斷謬誤、改進教學；對考生而言是自我檢查、自我診斷，真實的結果更有利于自己提高； 選拔考試的結果往往與重大的利害得失相關聯，自然有人去冒險，但因其錄取名額限定，作弊就意味著不公平競爭、意味著損人利己，對有些人來說是其道德感所不允許的；資格考試既有利害結果又不會直接損害他人利益，也就是說，既有利又可免受道德譴責。如果考題粗制濫造，作弊者會更加心安理得。筆者曾目睹了“x x素質考試”、“x x資格考試”中的舞弊場景，考生中不乏正人君子，但鮮有感到不安的。 至于因違背誠實的信仰而感到的良心不安在三類考試中程度上并無太大差異。
三類考試作弊危害后果的排序依次為選拔考試、資格考試、測驗考試。在選拔考試中作弊，直接威脅到其他考生的利益。如1995年高考中某省某市一考生強制抄襲前排同學的答案，兩人填報的志愿又完全一樣，結果作弊者被西安某大學錄取，前排同學卻因與抄襲者1分之差未能被該大學錄取。重大的選拔考試中的舞弊會敗壞考風、敗壞學風、降低人才規格。明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在其給皇上的奏折中說：“（作弊猖獗）以致天下士子，竟懷僥幸，不務實學”。 以舞弊而考取的考生會形成扭曲的成功觀，而因他人作弊而落選的考生會產生深刻的敵意 。這有時會危及社會正義，危害社會團結。 資格考試中的作弊危害的是該“資格”的社會聲譽和該“資格”對應的（身份）職業群體的聲望。試想如果一個初中生也能考取律師資格，那律師將會怎樣的泛濫和草芥。測驗作弊直接損害考生自身的利益，可能敗壞校風，但最終受損的還是考生自己。
三、考試作弊的淵源流變及其控制
“方生方死” 。萬事萬物自身即孕育了反對自身的因素。考試與考試作弊相伴相生，如影隨形。
實質意義上的考試起源于西周的“選士”制度，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 。
而正規的科舉制度則發端于隋而廢止于清，歷時1317年（公元583年—公元1904年） 。
唐代科舉初創，防弊不嚴，請托盛行。唐憲宗元和年間流傳這樣一句話：“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尤可，三楊殺我”。 為遏制考試作弊，《唐律疏儀》特做了如下規定：
諸貢舉非其人，應貢舉而不貢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若考校，課試而不以選官乖于舉狀，以故不稱職者，減一等。
失者，各減一等。（余條失者準此）承言不覺，又減一等；知而不行，與同罪。
到了宋代冒籍、匿喪、槍替、倩代、夾帶、傳遞、抄襲、暗通關節等違規舞弊事件屢有發生。為防止考官考生串通作弊，景德四年（1007年）北宋朝廷制訂了“糊名” “易書” 兩項考規。
明代考試作弊仍未絕跡。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禮部覆南道御史史官所陳兩京鄉試革弊事宜：
一、今后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北用，北人南用，以別嫌疑
一、譽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 ……
清代為防止考生利用“關節字”（標知碼）與考官暗通關節，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制訂的考規中規定，三場考試中“七藝”的破題、承題、開講所用的虛字譽錄時一律不抄寫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則對詩文開頭所用虛字做了統一規定 。盡管如此，咸豐八年（1858年）還是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順天鄉試科場舞弊案。該案共處罰91人，其中處斬5人。被斬者中的主考官柏葰乃位及一品的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
隨著清朝的滅亡，科舉被廢止了，考試作弊也隨之消失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中國創立的選官制度 經由英國傳播正在為世界多國所效仿。而后來民國的精英們卻到西方去學習考試制度。
到了民國學習西方律法，奉行刑罰人道主義，法律關于考試作弊的規定不似古代嚴酷。如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政府令公布的《考試法》 第十七條規定：“對于考試及格人員，事后發現有第八條 所列各款情事之一或冒名頂替或潛通關節情事者，由考試院撤銷其資格”。
我國目前尚缺乏有關考試作弊的法律法規。
四、現階段我國試作弊的原因
（一）價值觀念的顛倒
在自由競爭時代，人們更看重結果，而忽視甚至輕視手段選擇的合法性。某種情形下，判斷善惡的標準，不再是動機或動機與效果的結合，而只有效果。許多人更熱衷于金錢、權力、而不再崇尚知識、道德。知識的價值衰落了，知識更多地成了謀生的工具，而不再是信仰和“理性的追求”。學生對無助于升學、就業的課程大不以為然，應付了事。調查顯示，有96.3%的被調查者表示，“在數學考試中，據估算所有做出的題目總計分數不超過58分，而其余題均不會做”的情形下，會“采取一切辦法拿到2分”。78.3%的調查對象表示“如果坐在他旁邊的好友在考試中向他求救”，他會“幫助他”。這就是說及格、交情等現實利益的價值已大于“誠實”、“公平”等抽象原則的價值。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衍生出來的對人（職業）的評價標準必然是功利的、單向度的⑦ ，如以升學率為標準評價教師，以考分評價學生。對不道德、非法行為的道德譴責也越來起弱化。調查表明，只有29.9%的被調查者認為“作弊是可恥的”。隨著測驗考試成績跟獎學金、畢業排名、就業的相關程度提高，它也具有了選拔考試的目的意義，“促進學習”的功能逐漸異化為“擇優選拔”，使一些人在日常測驗考試中也采取作弊手段。
（二）社會控制的失調
1、法律資源的缺乏
目前我國尚無針對考試作弊的專門法律，這就使得對舞弊的處罰缺乏法律的依據，也使得人們對考試舞弊的損害后果缺乏預見性——即未能發揮法律的威懾作用。在無法可依的狀況下，行政處分很容易被地方保護主義、人情、關系所消解，于是這種損害后果是不確定的。如監考熟人，監考者很難按章辦事，尤其在選拔考試中。對此，法律并未做出類似“回避制度”的規定。現有處罰的嚴重程度與作弊的實際危害是不相適應的（如取消考試資格，有時通過改換名字即可以在第二年得以恢復）。法律因其強制性而可能對個人的自由造成傷害，因此，對法律的訴求應十分慎重，但當一種現象相當普遍又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時，就不得不動用法律這“最后的控制手段”來維護最基本的社會正義。必須注意的是，只有考試合理化、考題科學化的前提確立后，“考試法”才可能是“良法”。培養專門的研究考試的研究生加盟考務部門，是良法運行的基本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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