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世功 ]——(2001-5-16) / 已閱39453次
經過這番剝離之后，如果我們不是關注于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對國家權威的合法化約束，或者說不是關注于哈貝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問題”的話，那么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將“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使得具有潛在分析的“公共領域”概念成為哈貝馬斯關注的“晚期資本主義問題”的殉葬品。40相反，我們或許可以將“公共領域”甚至“市民社會”從特定的“問題背景”中解放出來。將“市民社會”看作是與資產階級沒有必然聯系的或者說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有聯系的非國家權力支配的生活空間，如家庭、社區、市場體系等(在這個意義上，“市民社會”與“社會”是同義詞。在討論中國歷史時，我還同樣使用“鄉村社會”的術語)，而將“公共領域”看作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通過自由溝通(communication)以形成理解或通過交涉(negotiation)以達成妥協的機制或制度化渠道，如自由言論、代議制、選舉、司法審判等。
經過這樣的“概念治療”(維特根斯坦語)之后，我們就會發現，所謂合法性就是指社會對國家所維持的統治秩序的認可或同意，這種認可或同意是以自由溝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機制作為前提的，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機制，國家利用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對社會施以控制或管理，社會亦利用自己的資源對國家進行批評、監督、抵制甚至反抗。這一合法性的確立過程正是統治秩序的合法化(legitimation)過程。一般而言，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包括制度資源(經濟資源與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前者指國家對合法地施以暴力的壟斷，后者指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霸權。因此，國家在社會中確立合法性主要依賴兩種不同的合法化手段，即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前者指對統治秩序進行知識上或信仰上的真理化論證；后者指以暴力強制為后盾的權利義務安排，由此產生了兩種合法性，即基礎的合法性和授權的合法性。41任何統治秩序的建立必須借助于這兩種合法化手段。它們在實踐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的灌輸或啟蒙是以相應的法律制度(如教育制度、言論自由等)為保障的，法律制度的推行也是以相應的最低限度的共識為前提的。因此，意識形態的合法化與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在功能上屬于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正是在這種相互替代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合法化模式；即控制模式與治理模式，這一點我們留在后面有關中國法的歷史中再加以討論。 --------------------------------------------------------------------------------
注釋
1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48頁。
16參見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盛葵陽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56頁。
17A.P.d'Entrèves,NaturalLaw:AnHistoricalSurve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65,P.7.
18亞里士多德，前注15引書，第六章。
19參見薩拜因，前注16引書，第十二章，十三章和二十章等，哈羅德·丁·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第八章。
20參見強世功：“馬基雅維里與文藝復興”，《蘭州學刊》，1994年第5期。頁29-30。
21有關近代科學對自然法思想的影響，參見卡西勒：《啟蒙哲學》，顧偉銘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六章，亦見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四章。
22盡管古典自然法學家的政治主張和制度設計是不同的，比如霍布斯主張君主專制，洛克、孟德斯鳩主編共和，盧梭強調民主，但是他們所賴以得出結論的方法是一致的。
23轉引自，A.P.d'Entrèves，前注17引書，頁76。
24參見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8-271。
25同上，頁190-191。
26DolfSternberger，Legitimacy,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9,p.244.
27比如JeremyAdams將合法化類型分為程序的、強制的、警告的、學術論證的和大眾的五種，Hok-LanChan將合法化類型分為符號的合法化和現實的合法化。參見Hok-LawChan:，LegitimationinImperial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4,pp.16-17,11-12。
28參見蘇國勛，前注24引書。
29參見弗蘭克·帕金：《馬克斯·韋伯》，劉東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6-117。
30約翰·基恩：《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馬音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66。
31尤爾根·哈伯馬斯：《合法性危機》，陳學明譯，臺北：時報文化，1994［民93］，頁128，129。
32參見基恩，前注30引書，頁266—267；哈貝馬斯，前注31，頁129-131。
33AlbrechtWellmer,Reason,Utopia,andtheDialecticofEnlightment,inRichardJ.Bernstein(ed.),Habermasand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85.
34有關哈貝馬斯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參見曾慶豹：“論哈貝馬斯”，《國外社會學》(北京)，1994年第5期和第6期。
35轉引自方朝輝：“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論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學說”，《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4期，1993年8月，第35頁。本節關于哈貝馬斯對合法性與市民社會的論述主要參考了此文。
36借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歷史的例證，當推WilliamT.Rowe的有關十九世紀漢口城市的研究著作，而對其以西方概念套中國歷史的批評，參見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中國書評》(香港)總第5期，1995年5月，第28—38頁。對這種方法更廣泛的批評見魏斐德：“清末與近代中國的公民社會”，見汪熙、魏斐德編：《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57頁；PhilipC.C.Huang,"PublicSphere"/"CivilSociety"inChina?—TheThirdRealmBetweenStateandSociety,ModernChinaVol.19,No,2,April1993.21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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