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國瀅 ]——(2001-5-16) / 已閱40674次
H·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著《論法的風格：法美學文集》（1947）；
H·馬爾庫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與美學》（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
（三）
德國學人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心靈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樣，法可以為藝術（美學）服務，藝術（美學）也可以為法服務。象任何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法也需要具體的表達手段：語言、手勢、服飾、符號和建筑等。法的這些具（物）體表達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過審美作出評價。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學著作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是法的擔當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們也可以接著說，人也是美的擔當者。幾千年來，藝術（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較性，因為它們都有著神秘的起源，均追求著某種永恒的價值（如“善”）。法表現為正義的工具，而藝術則是創造美的“技藝”（Koennen）——在希臘人那里稱techne，在羅馬人那里稱ars。所以，在歐洲中世紀，近代，甚至到了18世紀，某些藝術家和法律家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親緣關系，他們被封為供職的“藝術創作者”（Kunstwerker），為教皇和王室服務。他們的技藝包含多種多樣，如詩歌、建筑、繪畫，甚至還有法的修辭和法的藝術（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藝術和法遵從的是美和正義的“傳統”。
法律與藝術（美）的結緣，事實上并不完全是“風雅的時代”（例如“巴洛克時代”或“洛可可時代”）矯揉造作生活的一種表象的修飾，從根本上講它是人們試圖將一切事象訴諸直接的“觀看”和“欣賞”而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正是處在遵循傳統與尋求自由伸展之機的人們才會把他們驚異的目光以及想象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觀察的對象之上，不僅繼續探尋對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內含之“美”。
的確，并不是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承認“真”、“善”、“美”之內在的關聯性，康德（Kant）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甚至認為，追求功利的“善”與表達為概念的“真”有害于“美”的純形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探討“美的本質”，而是把美視為對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屬性，那么我們同樣可以說任何對象物及其屬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而且，有時，認識事象的美，正是獲知事象之真、善的橋梁和基礎。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藝術家們》（1789）一詩中寫道：
只有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
你才能進入認識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事象所暗含的所謂無意識的“隱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時也必須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才能被人們所知覺和認識。在此意義上，我們并不是把“法美學”看作是一門“畫地為牢”的學科，而看作是那種用美學的觀點、方法和態度來把握、審視和判斷法律現象的問學方式及方向。“法美學”并不象其他藝術門類那樣通過直觀、感性呈現的方式把美的對象物直接展示給“觀看者”（Spectator），而是通過直觀的認識來發現法律內在的美的秩序，探求這種秩序形成的審美動因，并為法律的構建提供某種可以參照的美學標準和原則。無疑，法美學將從感性的進路拓展法學的生動形象地觀察法律的視野，同時也將激活被傳統法學長期壓抑的法律認識，使法律研究者們從絕對主義和純粹理性規則主義的法律教義中逐步解放出來的，在法學理論中尋求一種“和諧的自由活動”之旨趣。或者，簡括地說，法美學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們在法律認識領域正悄然逝隱退化的直觀想象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原創力和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看，法或法律作為美學（藝術）考察的適切的對象，作為藝術素材來對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獨特性質所決定的。如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蘊藏著某種“戲劇化的沖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內在地包含有一個多樣態的反題，即事實和價值、實然和應然、實在法和自然法、正統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義和公平、法和寬容之間的對立性[10]。藝術形式（尤其是戲劇）的本質在于闡釋反題（矛盾），它也特別喜歡抓住法或法律現象的內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惡有惡報》等，均極盡曲折而生動再現了“想象的現實”中“法律的故事”之動天哀地的情節，通過安提戈涅、鮑西婭和伊薩貝拉們沖突的命運，揭示出人情與法律、罪孽與寬恕、殘酷與仁慈、冤苦與正義伸張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與此相應的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性（Problematik）。[11]
在這里，藝術（美）形象地復述出法律世界中的“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使法律的敘事和對話形成“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部組成的復調”（米·巴赫金語）[12]。這樣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將打破或改變傳統法學理論研究中那種既定的、“獨白式（主調）的”解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談（Diskurs）或對話的規則，以便在復雜的“疑難案件”（hard case）的辯談中引申出更切合問題性的法律義理。
除了戲劇外，還有另一些藝術（美）形式表明特別適合表達法的矛盾性，這其中包括諷刺作品和漫畫藝術。一個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職業生涯中不能及時充分認識到其職業中存在的深層的問題性，就不是一個好的稱職的法律人。因此，嚴肅的法律人應當喜歡看待那些用諷刺形式批評其法典的人，應該喜歡那些詩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為他們對正義基礎中值得懷疑的人性比較敏感；同時也應該喜歡托爾斯泰，喜歡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偉大的司法諷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這些人既是諷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才會過分陶醉于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純粹“專業性質”，每時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養成偏狹獨斷的職業作風。而法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機械精細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偉大的博愛精神、人文的關懷、美學的原則和正義的情感以專業化的、理性而又藝術的方式表現出來。
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律人應當同時是工匠和藝人（Kuenstler），是法律藝術的創造者。
（四）
從美學的觀點觀察法律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把一個抽離了一切內容和規定性（Gegebenheit）的“純粹的法”或法的純形式作為法美學的對象物來研究。但事實上，能夠成為審美對象的法均包含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或者說，法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現實地”存在過，它才會被人通過審美意識所經驗和認識。沒有歷史和地域的規定性，沒有現實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許是可以成為（形而上學）“思”之對象的，但絕不可能成為（法美學）“視”之對象。畢竟，法美學不是關于法律的思辯的哲學，而是研究人對法律之美的感性審視的學問。
“法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還包含這樣一層涵義，即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學價值和表現形式的。我們不可能以超時間的美學標準來審視歷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驗地預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換一個角度說，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所謂“一般的法”有什么樣的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而總是說處在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的“法”有什么樣獨特的美學意義、價值或性質。在此，法律的審美態度實際轉換成了一種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m）的態度。
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法律，我們總是要謹慎地對待所觀察的法律形成的歷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進的隱秘過程，比較不同地域（如東方與西方）和不同時間段（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現形態、“式樣”、“風格”等等。或者說，我們對待不同形式的法律（習慣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東方法”、“西方法”、“大陸法”、“英美法”）、不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法和現代法），所持的審美觀點、方法和態度應當是存有一種情境的差別的。
（五）
法美學若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就應當更多地從法的表現形式之美的研究中獲得滋養。如果我們懷有維科和格林們那樣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們將會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詩歌、古律、判例、話本小說、戲劇和民間傳說等不同文本的解讀中尋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蹤跡。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動的，可能是探尋維科和格林均描述過的悠遠年代的“詩體法”。這些以詩歌表現的法律，記載著每一個在成長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記載著他們對朦朧的正義、神圣的規則及隱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在以“輸洛加”（Slokas）詩體寫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們甚至讀到了來自遠古“詩化的”醍醐灌頂的智慧[13]。這些充滿著先民驚異、想象和虔誠的詩體法，對我們后來逐漸成熟老化變得精明世故的人類將是值得永遠自我觀照的鏡鑒。它們的魅力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日益增強。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有時必須呈現生動形象的外表，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們現實的身影[14]。在這里，生動形象的詩歌之美“調和了它自身的內外界限，調和了規則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動表達，并不只限于詩歌，它們也可能表現為民間俚諺（語）、格言、散文、韻文或繪畫。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進化論》中提供的鑿鑿之據表明：在東方和西方的法律進化史上，從“無形法”到“成形法”的過渡，其間經歷了“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和“文字法”諸階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諺簡明勻稱，羅馬法《十二表法》句韻切合，中國太古之“象刑”（繪畫法）栩栩生動，均屬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積氏看來，這些法律表達形式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智慧、認知能力的增長和社會力之自覺的發展過程[16]。
此外，歷史上各個時期法官的判決（判例）也是表達法的的審美價值的合適形式。實際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則（如法律語言的對稱均衡、邏輯簡潔性和節奏韻律，法律文體的多樣統一，等等）更多地體現在那些獨具個性而又富有審美趣味的法官們的判詞之中。法官們的“優美的”判決所生發的美學價值，決不壓于任何優秀的藝術作品。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經贊揚塞爾蘇斯（Celsus）的判決才能，說他能夠從個別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規則，運用最為簡潔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具有凌空飛動的語詞的沖擊力，令人升華，使人澄明，猶如一道閃電照亮遙遠的風景[17]。也正是出于同樣的審美渴望，美國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說：“除非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過引入不連貫性、無關聯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破壞法律結構的對稱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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