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秉鐸 ]——(2001-5-17) / 已閱28549次
律師現狀及其發展之思考
作者：任秉鐸
目前，要求中國律師業快速發展的呼聲很高，但客觀理性地講中國律師業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發展較快，經濟落后地區發展遲緩，有些甚至不能維持生存。律師的發展，固然受經濟制約，但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律師制度在政治體制的框架中是作為民主與法制的一種象征，而非社會民主法制的一種平衡和制約力量，律師制度不能保障律師充分發揮作用，律師政治地位低，致使律師的作用十分有限，也不可能為整個社會所重視和認可。
當前，世界上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社會平民化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各國的政治民主、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不可能不受國際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更加公平、激烈、復雜的競爭，中國的發展受國際社會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律師怎么辦，國家設置什么樣的律師制度指導律師發展，毫無疑問是什么重要的。世界經濟表明，凡是民主法制健全的國家，律師必然是國家的民主和法制的重要力量，是國家經濟規則的主要參與者把關者和制訂者。我們應該考慮吸收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改變目前不利于律師業發展的現狀，健全完善中國的律師制度。
一、律師的現狀
(一)律師的政治地位極其低下。
1、有相當多的政府部門不理解律師，歧視律師，不屑于與律師對話，對律師的正常工作不配合，甚至有些政府部門針對律師作出一些限制性的規定，更有甚者，有些對律師正常履行職責維護群眾利益的行為視為與政府作對。
2、律師能夠參政、議政的機會、人數比較少。各地除了少數律師被作為“花瓶”選為人大、政協代表有機會參政、議政外，大部分律師都沒有參政、議政的機會。而被選舉到權力機構當人大代表的律師要比到政協的少得多，使律師發揮不 了職業優勢。就是這些少數被選為參政議政的代表的律師，大多都是少數民主黨派推選的，很少有律師群體推選出來的。
(二)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利限制過于窄小
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利限制的過于窄小，不利于律師開展工作，“以事實為根據”的辦理案件和處理法律事務。我國法律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利過于窄小，其具體表現在：
1、賦予律師調查取證權不充分。《律師法》第31條規定：“律師承辦法律事務，經有關單位或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情況。”《刑訴法》第37條也作了相似的規定。這些規定意味著，證人、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同意，律師就無法調查與案件或法律事務相關的證據和情況，律師不具有完備的充分的調查取證權。根據我國的傳統觀念和文化，屈死不打官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涉及到案件和法律事務，都唯恐避之不及，誰愿意卷入訴訟糾紛漩渦之中。這種規定使律師調查取證處于極為艱難的境地，等同于一般代理人，限制了律師發揮應有的作用。
2、律師部分調查取證權依附于與其相對的控方不合理。在刑事訴訟中，律師作為辯護人與檢察人員形成控辯對立的雙方，從控辯不同的角度出發達到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的目的。但在控辯過程中，雙方為履行職責，難免激烈爭論，觀點對立，相持不下，這就需要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刑訴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收集與案件有關的材料”。實際這是將律師應有的調查取證權變為“申請權”，轉化為“經”控方同意才能收集的附條件調查取證權，使辯方依附于控方，從形式上講顯然不合理；從地位上講明顯不對等；從結果上講不可能達到預想的目的。作為控方的檢察人員對辯護的意見出于本能地防范，有的連已收集到的情節輕的證據都不提交，怎么可能讓其采納辯護律師的意見，收集不利于控方的證據呢?
3、對律師提供證據的要求過于苛刻。《律師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律師執業活動中，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要吊銷律師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法律規定對律師在執業中進行違法犯罪行為給予懲處是應該的、必要的。但是，必須科學嚴謹，范圍必須嚴格限定。筆者認為，只要不是律師人為地制造的假證據，都不應讓律師承擔責任。現有的法律規定不夠科學嚴謹，對律師要求過于苛刻，造成律師無故被追究的情況時有發生。
(三)律師執業中的權利經常被非法剝奪
在刑事案件中，偵查、起訴階段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以種種理由反復推辭、甚至被拒絕安排的最為常見，致使律師心灰意冷，很多都不愿再接辦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中，律師的閱卷權、質證權以及發表意見的權利也經常出現被非法剝奪或侵犯的情況。特別是在個別權錢交易案件、行政干預案件、涉及領導親戚朋友的案件的庭審中，律師辯律師的，法官判法官的，對一些顯而易見的正確意見都置之不理，司法實踐向社會證明律師作用極其有限，且可輕而易舉地被剝奪干凈。這就是中國律師的現狀。
二、健全完善之思考
中國律師的現狀不利于律師的發展，既有律師制度設置上的問題，也有國家政治體制人事制度上的問題，既涉及《律師法》，也涉及其他基本法，要改變絕非易事。但是，作為律師，無論多么艱難，都應該努力去探索，去呼吁。筆者以為：
1、建立律師轉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流動機制。建立了這樣的機制，大批的優秀人才才會有計劃地設計自己，到律師業中磨練發展，既為國家培養法律人才，又提高律師隊伍的整體水平。尤其是律師能同政界加強交流聯系，進行經常性的對話，反映社會問題，發揮政治功能作用，實現對偏離于法律的公權和私權的制衡。
建立律師轉入政界、司法界的機制，挑選品質優秀，富有政治才華，具有行政管理和決策能力的律師進入政界無疑能加快實現黨中央“依法治國”的方略；挑選富有辦案經驗、技巧和綜合能力的律師進入司法界，無疑會成為司法界的骨干力量，加快司法體制的改革。
2、增加律師參政議政的機會和逐步擴大參政、議政人員比例。考慮各級人大、政協應有律師代表并保持一定的比例，尤其是還應有一部分是律師群體選舉產生的代表。律師與社會有著廣泛的接觸，能夠傾聽到各階層不同人士的呼聲，加上熟悉國家法律，一般具有一定的參政議政能力。各級權利機構保持一定比例的律師代表，有利于權利機構作出正確反映和決策。
3、建立刑事辯護律師享有豁免權制度。縱觀國際社會，一些法制健全的國家，都有律師原則上享有一定的豁免權制度，即律師在訴訟中發表的言論無論對錯，均不受法律追究。同時，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不得傳喚律師到庭作證。雖然我國現在政治環境大為改觀，已經不會出現以律師在訴訟中發表反動言論為借口而對律師治罪的情況了。但是對律師進行打擊刁難，甚至迫害陷罪的現象仍屢見不鮮，以至于在一個時期內律師如何維護自己權利成了一個熱門話題。一個檢察官控訴了一個結果被宣告無罪的人，沒見有受到追究刑事責任的，而律師由于無罪辯護被追究包庇的卻時有發生，這不能不說這是中國律師制度的悲哀。保護律師自己的權利，保護律師在刑事訴訟發表言論無論對錯都不受追究，調動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一個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規定律師參與刑事辯護享有豁免權無疑會充分調動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積極性，提高刑事審判的質量，減少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風險，完全是必要的。
4、強化律師的調查取證權。首先，盡快修改《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有充分調查取證權。其次，建議立法機構在對其他法律修改前，作出補充規定，與律師法規定一致，待到成熟時，逐步修改相關法律。強化律師調查取證權，筆者認為應該有以下四點：一是規定律師承辦案件和法律事務，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進行調查。二是律師沒有人為地制造假證據，不應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三是考慮有些單位和個人拒不配合律師調查取證時，律師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有關證據和材料，律師申請調取與案件有關材料，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接到律師取證申請必須調取。四是已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持有與案件相關的材料，又拒不提供的，為查清案件事實，律師有權申請人民法院責令對方提交，人民法院應該責令對方提交，否則，對方承擔敗訴的責任。
5、建立應有的律師費轉付制度。法律的精髓在于維護權利，維護公平正義，如果當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被迫訴訟而請律師的合理費用不能由對方承擔，即使法律判決全部勝訴了，因付出一部分本不該付出的費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權益也沒有得到全部維護，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過去有一種說法，律師費不是必須應該付出的費用，只要你有理，法院就會判你勝訴，這種說法不符合客觀實際，過于簡單化了，其實質是對律師作用進行抵制。事實上，很多當事人沒有能力把事實講清并舉證，法院的審判人員也不是都掌握所有的法律、法規、規章等。審判中，對所涉及事實證據和法律、法規及規章如何適用，還需要當事人進行辯論，說明法院不是一進入訴訟程序就必然得出公正結論。隨著國家越來越多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頒布、實施，當事人不可能全部掌握運用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如缺乏參與訴訟的能力，舉證不能或不力，都可能承擔敗訴責任。而律師作為專業人員，知道如何正確取證和使用證據，適用國家的法律、法規，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所以，聘請律師是必要的，聘請律師的費用應該由敗訴方承擔。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法治國家，都確立律師費轉付制度。我國由于法律上沒有規定律師費轉付制度，使一些應該訴訟因缺少費用而沒有訴訟的不是少數，律師喪失了不少的業務。國家確立律師制度，就應該使其生存發展有著廣泛的基本的基礎。
6、建立適當的律師法律服務強入制度，推進國家法制化的進程。
目前，解決社會上出現的越來越嚴重的多角債務糾紛、交易中的行賄受賄、暗箱操作等問題，都需要律師法律服務的介入，事前以法抑制這些問題的發展蔓延。因此，建議建立國家投資項目、政府采購、國營企業必須由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強入制度。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強入對于保護國有資產，防止權錢交易等杜絕社會腐敗現象，具有深遠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