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暉 ]——(2006-3-26) / 已閱25363次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案件界定交織與處理機制探析
錢 暉 錢少林
[論文概要]：合同詐騙是經濟活動中最常見的一種犯罪形式，由于此類詐騙犯罪是利用經濟合同的形式進行的，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隱蔽性和欺騙性，往往與經濟合同違約糾纏不清，并交織在一起。一般說來，合同詐騙的犯罪構成是二者之間的界限。但考慮到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間，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認定。（全文10167字）
[關鍵詞]：合同糾紛；合同詐騙；界定；交織；處理機制
一、問題的引出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都是合同制度的衍生物，都是源于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之中，都涉及合同雙方義務的履行和權利的實現，都表現為當事人雙方的利益沖突和紛爭。一般而言，合同上的違約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具有同質性，都屬于違法行為的范疇，都具有社會危害性，是與國家和法律所積極倡導和追求的行為規則模式，或稱權利義務關系模型格格不入的行為，都是應當依法予以否定性評價和譴責的行為。但二者在社會危害性的程度上有著極為明顯的分野，在制裁方式上也迥然有別。
從理論上說，合同詐騙是一個刑法上的問題，合同糾紛是一個民法上的問題，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在司法實踐中，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界定與處理，一直就是頗為棘手的問題。這不僅因為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外觀相似，難以區分，同時由于各執法機關在處理上方式不同，相似的情況結果有時卻大相徑庭，各個處理機關甚至出現踢皮球推諉的現象，從而形成實踐中的“司法瓶頸”。
筆者撰寫此文擬將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之間的界定和兩者之間的交織存在的情況以及處理這類糾紛的機制作分析一二，以期達到拋磚引玉之作用。
二、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的界定
（一）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對合同詐騙罪如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準確界定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必須厘清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1、犯罪主體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的規定，單位亦能成為本罪的主體。因為本罪是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發生的，主體當然是合同當事人的一方。
合同糾紛訴訟的主體則不一定是合同的當事人。當合同當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為能力，承擔民事責任的可以是其繼承人、財產權利的受讓人，也可以依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設立民事責任的承擔者。而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的承擔者，必然是合同一方的當事人，因為刑事責任的承擔必須依據“罪責自負”的原則。
2、犯罪客體
合同詐騙罪侵害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秩序。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為實現一定目的，明確相互權利義務的協議。合同是商品交換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體現了商品經濟關系發展的內在要求和一般規則，為商品交換提供了基本的行為模式。合同法律制度是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基本保證。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極具欺騙性，社會危害性極大，極大地破壞了合同法律制度。
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詐騙罪，必須對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種類及形式進行適度的界定。有觀點認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應當掌握在適用我國現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圍內。如常見的債權合同、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土地使用轉讓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發生債權關系的如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為這些合同關系所涉及的客體（法律關系）都與市場經濟秩序密切相關。合同法第二條規定，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利用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進行詐騙的一般不認定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關系進行詐騙的，俗稱“放鴿子”的行為，通常認定為構成詐騙罪。因些，構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勞動法中的勞務合同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由于國家行為不是刑法調整的范圍，因此，此類合同也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對于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頭合同?有人認為按照合同法第十條、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口頭合同是合同的一種形式，具有書面合同同等效力，應當包括在內。但實踐中如果將所有的口頭合同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將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況下，口頭合同不宜認定，但在特殊情況下，雙方的商業協議性質明顯，有的時候還有其他票據、簽字等書證佐證，從其本質出發，則可以認定為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筆者認為，刑法并沒有對本罪涉及的合同進行明確，也沒有任何司法解釋對此進行明確。這充分說明，立法者在設定本罪的客體時，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體，而不是某項具體的合同。也就是說，本罪的社會性危害性，集中體現在對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體對某項合同的侵犯。刑法對行為的評價，通常從兩個方面來衡量。首先是“罪與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體的合同制度，對于認定行為的“罪與非罪”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刑法對其所能保護的社會關系，是平等保護的，你不能說侵犯了借貸合同制度就構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擔保合同制度就不構成犯罪。其次是“此罪與彼罪”，由于刑法分則在設立罪名時，有特別規定，依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當行為人的行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特別規定的罪名的犯罪構成時，就不應再認定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節規定的金融詐騙罪中，多數都可以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別規定，才不作認定的。貸款詐騙罪，其本質就是侵犯了借貸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別規定，在簽訂、履行貸款合同過程中，騙取金融機構（對方當事人）財物的，不是構成合同詐騙罪，而構成貸款詐騙罪。因此，對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種類進行適度的界定，首先，對合同的理解應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廣義的理解，而不是試圖著眼于某些具體的合同；其次，從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的規定，來排除不屬于刑法調整的合同行為，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國際法上的國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別規定，將符合特別規定的合同詐騙行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頭合同還是書面合同，盡管司法實踐過程中，存在著實際操作上的困難，主要是證據認定上的困難，但從理論上講，合同的形式對本罪的構成沒有影響。
3、犯罪的主觀方面
本罪的主觀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構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間接故意與過失不構成本罪。因此，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觀故意是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本罪的關鍵。這一問題的焦點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時候產生，是否必須在合同簽訂的當時就有?還是可以在合同簽訂后產生?從理論上講，犯罪行為實施的當時，必須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經濟合同，以欺騙手段，實施騙取公私財物的行為。這些問題在理論上比較好理解，但在實際中，在證據的采用上和事實的認定上較難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條文結構設置上，采用了敘明罪狀和概括罪名，對犯罪的具體狀況做了詳細的描述，對犯罪者的行為方式進行了列舉。刑法第224條列舉的五種具體情形中，前三項都明顯可以看出規定的是在簽訂合同過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種“攜款逃匿”的行為，主觀故意要靠推斷得出。即客觀行為具備“攜款逃匿”，是否還需要證明當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為此，有的主張不需要證明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攜款逃跑”的行為就應當定罪。有的主張只要有證據和事實證明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沒有詐騙的故意，就不應當構成合同詐騙犯罪。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一般在實踐中很難確認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的主觀故意，在沒有事實證明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實施了“攜款逃匿”的行為，根據刑法規定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規定，可視為在履行中產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應予認定。但是如果要有證據證明，確定被告人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況，則不應當認定構成本罪。
4、犯罪的客觀方面
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了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客觀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區分合同詐騙罪與一般合同糾紛的界限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第二，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對合同所規定的義務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都表現為對特定物的非法占有。第四，合同詐騙罪在客觀行為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合同糾紛中的當事人有時也伴有欺騙行為。特別中合同欺詐行為更是極其相似。合同欺詐是指以獲取不平等的經濟利益為目的，在經濟活動中故意以不真實的情況作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斷錯誤，從而達到在發生、變更、消滅一定經濟法律關系時獲得優于對方當事人的經濟利益的行為。構成合同欺詐的條件，一是行為人主觀上有欺騙對方的故意；二是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騙行為；三是使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覺簽訂了合同；四是合同沒有履行或沒有完全履行，使對方當事人蒙受經濟損失。
盡管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的本質區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是區分兩者的關鍵。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手段是“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欺詐的是“以欺詐、脅迫手段”，兩種行為的相同點是“制造虛假的事實，使用了欺騙手段”和非法(違反刑法和民法之別)獲取了財物。二者的不同點是，在主觀故意上合同詐騙者在簽訂合同或履行合同時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約定的權利，沒想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而民事欺詐則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過合同的履行實現騙得非法錢財的目的，如通過產品質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貨款等方式實現非法獲利的目的。這是罪與非罪的界限。
我們的社會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一些合同當事人在沒有資金情況下，依靠以虛構事實騙得的資金進行經營，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虧損了則無法返還騙取的資金。一般被稱為“拆東墻補西墻”或“借雞下蛋”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實踐中，一般都屬于事實不好確定的情況，在審判實踐中，這類案件判決的事實都沒有確定為“借雞下蛋”，特別是對“成功勝算機會很少，毫無希望”的情況，很難確認是“借雞下蛋”的主觀心理還是合同詐騙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簽訂合同時，就有犯罪故意認定。但在事實上如果有的證據確實能確定是“借雞下蛋”的事實，應當按照民事欺詐處理。
所以，我們在理論上要堅持具備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觀故意，在實踐中要嚴格把握證據，只要客觀上存在法定犯罪行為的事實，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被告人主觀上的“清白”，就應當認定為有罪。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么，司法實踐中如可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筆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其是否是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推定。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司法推定時，應全面考察行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觀因素：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分別不同情況加以認定：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后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又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2）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詐騙行為絕大多數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其主要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沒有詐騙行為，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為也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要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還須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證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履約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 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實際存在的履行行為，必須是真實的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而不是虛假的行為”。履行行為是否真實，應當結合履約能力的不同情形來判斷，這里應該注意以下兩種情況下對行為性質的認定：第一種情形，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采取積極履約的行為，在尚未履行完畢時，行為人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已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部分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二種情形，行為人在取得相對人財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對方追討，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債務。這種連環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為“拆東墻補西墻”。這種行為實質上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不是一種真實的履行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4）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若當事人沒有履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不同的心理態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論。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應視為民事欺詐；當其沒有履約行為時，應認定為合同詐騙。
（5）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6）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觀兩種情況。行為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只是由于客觀上發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
三、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交織時的處理機制
審判實踐中，某些合同糾紛案件常常表現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此類案件如何處理，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是困擾法官的難題。本文擬從下列幾個方面以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交織時的處理機制進行探討。
（一）合同糾紛、合同詐騙交織案件的程序問題
合同糾紛案件與合同詐騙案件相關聯的程序問題，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先刑后民”。1985年8月19日和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兩次聯合下發了《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這兩個通知實際上是我國“先刑后民”原則的最初的司法文件來源。1991年4月9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應當中止訴訟”。更是為“先刑后民”的原則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據。筆者認為，合同糾紛案件與合同詐騙案件相關聯的程序處理上確產“先刑后民”的原則，其實就是解決主管和管轄的問題。當合同糾紛案件與合同詐騙案件交織在一起時，首先要解決是先由審判機關主管還是由偵查機關主管？其次，當合同糾紛案件與合同詐騙案件交織在一起時，審判機關先處理刑事案件還是先處理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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