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艷春 ]——(2006-4-5) / 已閱15748次
金融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長春鐵路運輸法院 韓艷春
一、金融犯罪的概念
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單位，破壞金融秩序，侵犯金融財產利益，依照刑法的規(guī)定應當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金融犯罪通常指《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四節(jié)的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節(jié)的金融詐騙罪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中的騙購外匯罪，共涉及34個罪名。由于金融犯罪專業(yè)性強，涉及范圍廣，因此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著一些問題。
二、金融犯罪特別法立法的必要性
為什么要制定金融犯罪特別法呢？這是由當前及未來一定時間內的金融犯罪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我國進入社會轉型的快速時期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fā)展，由于種種原因，金融領域的犯罪呈現激增和蔓延之勢。
從目前全國金融違法犯罪的實際狀況和基本走勢來看，如今的金融違反犯罪，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犯罪點位普遍化；二是犯罪手段智能化；三是犯罪種類多樣化；四是犯罪主體多元化；五是犯罪金額大額化；六是犯罪形式隱蔽化；七是犯罪方式團伙化。
金融犯罪猖獗與現代高新技術密不可分。建立在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金融業(yè)務，具有無窮的魅力，同時也產生了難以預見、難以控制的風險。法律是嚴懲金融犯罪銳利武器。國內和國際的金融犯罪實踐充分說明，僅依靠金融犯罪的一般法是不夠的。加強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制定完善、有效的金融犯罪特別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
三、懲治金融犯罪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1、使用假票據詐騙的有關情形如何定罪處罰的問題
目前，我們在實踐中經常遇到行為人利用假票據進行詐騙，因被銀行及時識破未能得逞的情況。這類行為人通常利用某些單位急于融資的心理，把假票據(謊稱真票，票面金額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千萬元)提供給融資單位，雙方商定如通過銀行查詢并辦成質押貸款后，融資單位即付出相應報酬(此前有的則先付少量定金或中介費)。對這類行為，如何定罪處罰，各地做法不一。一種是以票面金額作為數額標準，按照票據詐騙(未遂)處理；另一種是以預先取得定金、中介費等費用作為數額標準，按照票據詐騙或詐騙罪處理。
筆者認為：(１)票據詐騙中的數額標準，應該理解為完成形態(tài)(即遂)的犯罪數額，即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而不應是票面金額或預期得到的金額。這一點雖無司法解釋，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４號)中關于“盜竊數額”的規(guī)定可作參照。該《解釋》第１條第１款規(guī)定：“盜竊數額，是指行為人竊取的公私財物的數額”。盜竊和詐騙同為侵財型案件，其本質有相通之處，因此，行為人所持假票的票面金額和約定后而未實際到手的定金、中介費金額不宜作為定罪依據。( 2 )根據《刑法》２３條規(guī)定，未遂犯也應追究刑事責任。但票據詐騙(未遂)在目前情況下，何種情節(jié)可定罪處罰尚無明文規(guī)定，而前面述及的盜竊罪，對未遂犯罪的追訴定罪情節(jié)，司法解釋則專門作了規(guī)定。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盡快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整個金融詐騙(未遂)的追訴情節(jié)作出規(guī)定，以限制“自由裁量權”。
2、關于使用偽造、變造信用證附隨單據、文件的行為如何定罪的問題
《刑法》關于金融詐騙犯罪的條文中，只對集資詐騙、貸款詐騙和信用卡詐騙中的惡意透支行為明確規(guī)定了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因此一種觀點認為，除此之外其他金融詐騙犯罪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作為前提。但是，筆者感到金融詐騙作為詐騙罪的一種，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必要構成要件。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該《紀要》明確指出：“金融詐騙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同時，《紀要》就認定金融詐騙非法占有為目的規(guī)定了７種情形，即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的；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據此，認為信用證詐騙罪不需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觀點顯然不對。前例行為人雖有偽造、變造信用證附隨單據的行為，但其在接管企業(yè)后逐步清償債務，且并無上述７種規(guī)定情形，故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據不足，不宜作為信用證詐騙犯罪論處。行為人為了開證而偽造、變造信用證附隨單據，能否按《刑法》第177條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筆者也認為依據不足。《刑法》條文雖作了原則性規(guī)定，但考慮到具體情況和司法實踐，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制定的《追訴標準》對此又作了限制，規(guī)定“偽造、變造金融票證，數量在１０張以上的”，應予追訴。這里所指的金融票證，通常是指匯票、本票、支票以及其他銀行結算憑證，而開證所用的合同、倉單等是否包括其中尚不明確。為減少爭議，規(guī)范行文，筆者建議今后有關部門對金融詐騙各罪種表述時均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予以規(guī)定，同時對“金融票證”所涉范圍予以明確。
四、金融犯罪現行立法的問題與完善金融犯罪特別法的建議。
1、 完善銀行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必要性：中國銀行卡犯罪也在迅猛增長。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外卡偷換欺詐率為0.038%，相對于亞太地區(qū)0.010%的比率來說，中國外卡偷換欺詐率頗高。國內銀行卡犯罪已由先前的惡意透支、冒用等傳統(tǒng)犯罪形式，發(fā)展為偽造銀行卡、使用偽造銀行卡、網上欺詐等新的犯罪形式，境內外相勾結，分工專業(yè)化、集團化、高科技高智能化成為銀行卡犯罪新特點。
電子和信息技術革命在給社會帶來便捷的同時，也為非法活動創(chuàng)造了機會，數據可以被篡改或破壞，安全系統(tǒng)可以被變換，偷竊的信用卡和長途電話賬戶可以瞬間傳遞到全球各地，轉移資金只需幾秒鐘就可以完成。
在我國的金融實踐中，常見的涉卡犯罪有：直接偽造身份證，騙取銀行卡；作弊擔保騙取銀行卡；利用銀行卡惡性透支；卡丟失后被冒用；謊報掛失，騙取銀行資金；銀行卡代扣公用事業(yè)費用形成風險；內外勾結、協同作案；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偽卡，盜取別人資金。
在美國、日本及臺灣地區(qū)，已經采取刑事立法手段，加強打擊力度。利用刑事法律的懲戒功能，把多種涉卡不當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能夠有效打擊銀行卡犯罪。借鑒他人的經驗非常重要。
立法建議：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就“擾亂金融市場秩序”進行單項立法或補充立法，將下列行為定為犯罪。由于銀行卡犯罪的主要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財產所有權，作為獨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編的第三章的第四節(jié)，屬于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
在互聯網上盜取他人銀行卡信息的行為；持有、運輸、銷售、提供偽造變造銀行卡，變造銀行卡，非法持有、銷售制造偽卡制作機具及材料，以及竊取磁條信息等與偽卡犯罪有關的行為；騙領銀行卡行為，有上述行為之一的，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
2、非法金融中介罪
必要性：洗錢犯罪猖獗 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全球每年清洗黑錢的數額占到了世界生產總值的2%到5%，也就是介乎于6000億美元到18000億美元間，而且每年還按照1000億美元的幅度在增加。
根據權威機構的估算，中國每年的非法洗錢數額在2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在近30年里，西方各國政府紛紛立法加強反洗錢，但被動的反洗錢行為和主動的洗錢犯罪不但沒有減少，甚至還有所增加。
目前，洗錢犯罪活動已經搭上經濟金融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快車，逐漸擺脫了其他犯罪后線的地位，成為一種專門的、相對獨立的犯罪環(huán)節(jié)。洗錢犯罪嚴重危害社會政治經濟安全，已經成為國際公害。
洗錢犯罪不僅直接蛀食著國家經濟，而且縱容了許多惡性犯罪，如綁架、貪污、詐騙等。1999年賴昌星案發(fā)時，人們在震驚之余才發(fā)現洗錢竟幫助他隱藏了那么多罪惡。打擊洗錢已刻不容緩。
地下錢莊是洗錢犯罪的“中樞神經系統(tǒng)”，高額的傭金誘惑著它們鋌而走險。合法或者非法的金融機構在洗錢犯罪過程中始終起著一種中介作用，自覺不自覺地幫助犯罪分子洗凈“臟錢”（黑錢）。 非法的金融中介為洗錢等金融犯罪起到了推波助瀾、為虎作倀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需要創(chuàng)造專門適用于非法金融中介的、特別的刑事法律規(guī)范，通過最高權威的立法打擊非法的金融中介活動。
立法建議：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就“擾亂金融市場秩序”進行單項立法或補充立法，創(chuàng)設非法金融中介罪。由于非法金融中介罪的犯罪主要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公私財產所有權，應將其作為獨立的罪名加入《刑法》第二編的第三章的第四節(jié)，屬于 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 之一。可以這樣表述：從事非法金融中介活動，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