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啟鳳 ]——(2006-5-26) / 已閱21377次
民事訴訟中引入誠信原則淺議
胡啟鳳
(湖南省芷江師范學校，湖南芷江 419100)
[摘 要] 民事訴訟法中引入誠信原則的目的在于修正對抗制訴訟法模式的過頭之處。誠信原則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民事訴訟法中的一個普遍性原則，已經內化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成為民事訴訟程序的主要指針。我國民事訴訟法不僅有必要將誠信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而且還需要規定一系列的制度和規則將誠信原則落到實處。本文擬就民事訴訟中如何引入誠信原則闡明了筆者的觀點并提出了實施措施。
[關鍵詞] 誠信原則 民事訴訟指針 濫用訴權 法律措施
Negotiation of good faith in common pleas
HuQi－feng
(Zhijiang Normal school of Hunan, Zhijiang Hunan 419100)
[Abstract] Introducing the good faith in the code of civil law is the purpose of amending the contradiction of civil law which over reach range .It’s the fundamentel that good faith principle has been in civil law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terred in proceeding .It’s the mayor point. of civil Iaw proceeding In our country it’s necessary to be way of the funda ment, but also to be true on ruling a series of system and rul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pleas how to import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writer clarified the viewpoint, meanwhile, being the executive measure.
[keywords]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point of common pleas Abused of the litigious right Law measure
一、民事訴訟中確立誠信原則的緣由及其各國立法之異同
《莊子·漁父》中所載的“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周易·乾·文言》中所言的“修辭立其誠”，古人信奉的“仁、義、禮、智、信”中的“信”等都是指人們的言論必須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之上。由此認為，“誠信”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人們安身立命的支柱性準則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將“誠信”這個道德范疇轉引到法律當中，使之成為一項法律原則和法律規范，從而實現了所謂的“道德規范法律化”。
我國民法學研究表明，誠信原則乃起源于羅馬法中的“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誠信契約是與嚴正契約相對而言的，在嚴正契約中，當事人只須嚴格依契約辦事即可，無須承擔契約文字以外的更多的義務；而誠信契約則不同，當事人除需要依契約的文字承擔相應的義務外，還需要承擔該契約中未加明訂的補充性義務，而這種義務是依賴當事人按誠實和善意的要求履行的。在由此所發生的訴訟中，也即誠信訴訟中，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對當事人所約定的權利和義務予以職權化的調整，使之符合公平正義的抽象理念。可見，誠信原則最早發生在實體法中的合同領域，其目的不僅為當事人履行其合同義務課加額外的誠信義務，同時還據此賦予法官對實體問題的自由裁量權，而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又是對立統一的。
萌發于古羅馬法上的誠信原則發展到現代社會，其內涵不斷地擴大和豐富，它越出債法領域，擴及到了所有的民事法律部門，以至于許多國家民法均開宗明義地將它作為一項民法基本原則加以規定。我國于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就確立了該原則的基本規范地位，其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原則”。由此來看，誠信原則作為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在民事實體法中已得到完全的確立。
民事實體法上的誠信原則既是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的行為準則，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前者要求當事人權利不得濫用，后者則意味著承認法官的創造性司法活動，允許法官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時依據公平的要求進行裁判。可見，實體法上的誠信原則在本質上乃是交易道德的基礎和利益平衡的結合，它具有行為準則和裁判規范的雙重權能。就規范的性質而言，誠信原則對當事人乃屬義務性規范，它要求當事人按誠信的要求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對法官以此對裁判結果予以具體的平衡，使之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就當事人而言，誠信原則是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的行為準則；對法官而言，誠信原則既是法官行使審判權、履行審判義務的行為準則，同時也是其平衡各種訴訟利益的基準。這種訴訟利益的平衡狀態一旦因為當事人一方的行為而受到影響，法官則需依誠信原則對這種扭曲了的訴訟利益關系進行矯正。
民事實體法上的誠信原則既然對當事人起行為準則的作用，而對法官起裁判規范的作用，那么，其規范的主體自然包括當事人和法官兩個方面。尤其是對當事人所起的規范作用乃是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裁判階段，因此，實體性的誠信原則是跨領域而發揮作用的，在時序上有著嚴格的先后性。訴訟上的誠信原則則僅僅在訴訟程序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作用，訴訟程序產生前以及訴訟程序結束后，它都沒有發揮作用的余地。不僅如此，訴訟法上的誠信原則除繼續調整當事人之間的訴訟行為關系外，還調整法院和當事人雙方之間的訴訟法律關系，此外還對其他訴訟參與人，如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等等的訴訟活動起調整作用。因此，訴訟法上的誠信原則在規范的主體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從國外訴訟理論以及相關立法例來看，誠信原則的規范主體一般僅及于當事人，最多涉及其他訴訟參與人，而往往不擴及于行使審判的法院。將誠信原則的規范主體擴展到法院，使之成為對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個約束原則，這是我國訴訟法學理論的創造和發展。筆者認為，在規范主體上將訴訟法上的誠信原則作融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必要的，這不僅因為法院需要借助誠信原則對訴訟利益關系作出動態的平衡，同時從司法監督機制上說，也需要利用誠信原則對法院恰當地行使審判權予以規范和制約。對當事人而言，其違反實體上的誠信原則所侵害的客體僅僅限于實體法律利益，對法院而言，其違反誠信原則所損害的客體則既有實體性利益也有程序性利益。其實體性利益表現在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必定會損害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或者會使當事人之間實體權利義務關系失去平衡；其程序性利益表現在，由于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損害了當事人的實體利益，而這種損害的后果依法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法定程序予以補救或糾正。可見，實體上的誠信原則既規范當事人的民事法律行為，又調整法院的民事審判行為，違反它所侵害的法律利益主要表現在實體利益，但也會間接地損害訴訟利益。例如，對當事人來說，如果一方違反誠信原則，主張了虛偽的事實并提供了虛假的證據，對該事實進行了證實并由此取得了勝訴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訴訟公正直接受到損害，但同時其實體利益也遭到了間接的影響。又如，對法院而言，如果法院違背誠信原則作出了突襲性裁判，使當事人覺得此裁判結果的形成不可信賴，則法院的此種行為便損害了當事人所應當具有的訴訟結果可預測性的訴訟利益。同時，由于法院作出了突襲性裁判，當事人原本可以提供的訴訟資料或證據材料由于預測的實體結果的正確性，這又使其實體利益存在著間接受損的潛在可能。可見，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對法院，甚至是對其他訴訟參與人，他們違反訴訟上的誠信原則，其結果不僅直接地損害了訴訟利益，而且還連帶地或間接地影響了當事人的實體利益的實現或保障。
民事主體違反誠信原則行使實體權利或履行實體義務，此時所產生的后果是實體法上的責任，如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等等；法官違反誠信原則行使實體上的裁量權，此時所產生的后果乃是判決被改變或撤銷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國家賠償責任或對法官個人的錯案責任追究等等。但是違反程序法上的誠信原則所產生的后果就是復雜得多了：首先對當事人而言，如果其訴訟行為違反誠信原則，則不僅能有可能導致程序法上的后果，如罰款、承擔訴訟費用、被裁判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等等，同時還會產生實體上的法律后果，如侵權責任等等，如果情節嚴重，則還可能產生刑事法律上的責任，如偽證罪、妨礙司法罪等等。其次對法院而言，如果法官違反誠信原則，則可能導致因程序嚴重違法而被宣布審判無效，從而引起發回重審或再次審理的訴訟后果；情節嚴重者，也可能會因為被認定為錯案而產生國家賠償責任或錯案責任之追究。最后對其他訴訟參與人而言，他們若違反誠信原則而實施訴訟行為，直接的后果便是會導致相關的訴訟行為被宣布為無效，如證詞無效、鑒定無效或翻譯無效等等；此外，對他們實施這種違反誠信的行為，法院還可以根據具體情形對他們施加相應的強制措施，如罰款、拘留等等，若情節嚴重，還可能構成刑事犯罪。那么，民法中的誠信原則能否延伸適用于民事訴訟領域并成為民事訴訟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呢？對此，大陸法國家的學者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形成了“肯定說”和“否定說”的分歧。日本學界在戰后對于民事訴訟法中引進誠信原則是持反對態度的，其理由主要有這樣幾條：第一，處理繁雜的民事訴訟程序應客觀地適用明確的基準、遵循具體的規范。第二，具有誠信原則的價值判斷已具體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之中，因而無需在此以外再規定一條抽象的誠信原則，這樣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訴訟是當事人之間對立性抗爭活動，只要雙方當事人按照民事訴訟法具體規定去進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規則之上再加上一條倫理規則。但是，民事訴訟立法的實踐為這種爭論給出了答案，并劃上了句號。1895年頒布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當事人據以聲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須完全真實且正確地陳述之”。這可以看作是真實義務的立法先河。該法并且規定，當事人所作的不真實的陳述屬違法行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過失，當事人應負損害賠償的義務。我國解放前1922年《民事訴訟條例》也借鑒了此法例，規定了誠信原則：“當事人故意陳述虛偽之事實，或對他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故意妄為爭執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罰款。”日本1996年新《民事訴訟法》第2條則明確將誠信原則規定為統帥一切的基本原則：“法院應為民事訴訟公正并迅速地進行而努力；當事人進行民事訴訟，應以誠實信用為之”。同時該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大量的與誠信原則相關的內容，作為對誠信原則在具體訴訟環節上的落實和體現。我國臺灣《民事訴訟法》則別具一格，它將誠信原則分解為三大原則加以規定，其第8條規定了合作原則：“在主導或參與訴訟程序方面，司法官、訴訟代理人及當事人應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決爭議”；其第9條規定了善意原則：“當事人應遵守善意原則；當事人尤其不應提出違法請求，也不應陳述與真相不符之事實、聲請，采取純屬拖延程序進行之措施及不給予上條規定之合作”；其第10條規定了擴大理解原則：“所有訴訟參與人均負有相互間行為恰當之義務，而律師與法官之間有以禮相待之特別義務；當事人于文書或口頭陳述中不應在不必要或不合理之情況下使用侵犯他方當事人名譽或名聲之言詞，或使用不予有關機構應受尊重之言詞。”我國《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定誠信原則，但其第50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必須依法行使訴訟權利，遵守訴訟秩序，履行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和調解書”。這三大訴訟義務，實際上都是誠信原則的具體內容，尤其是第一項“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理論上把它解釋為“訴訟權利不得濫用的原則”，而權利不得濫用乃是誠信原則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依此而言，應當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是確立了誠信原則的。其他的明顯與誠信原則相關的具體內容亦為數眾多。由此看來，誠信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已經在現代各國民事訴訟法中所確認。
二、民事訴訟法為什么要確認誠信原則
前已述及，誠信原則由倫理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則演化為民事訴訟法中的法律原則，可以說是現代法律制度發展的規律性表現和必然產物。那么，原本作為私法領域中的基本原則為什么能夠在民事訴訟這一公法領域發揮作用呢？
第一，民事訴訟法中之所以要規定誠信原則，是因為民事訴訟法和民法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或一脈相承性。馬克思論斷：“審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內部生命的表現”。民事實體法和民事訴訟法應當具有相同的內在精神，民事實體法中的誠信原則也應當體現在民事訴訟法中。如果民事訴訟法中沒有誠信原則的要求，則民事實體法中的誠信原則就不可以得到真正的落實和貫徹。這是由民事訴訟法所具有的工具性價值決定的。因為，民事實體法中的誠信原則具有兩個功能：首先它是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時必須具備誠實、善意的內心狀態的要求，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時必須具備誠實、善意的內心狀態的要求，對當事人進行民事活動起著指導作用；其次，誠信原則是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授予。后一個功能是對法官而言的，不屬于對當事人的行為準則要求，因而與民事訴訟法不直接發生關聯。但前一個功能直接與當事人的民事行為相關，因而與民事訴訟發生聯系。如果前者不能擴及于后者，則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必定是殘缺不全的。所以，民事實體法上的誠信原則，若在解釋論上涵蓋對當事人的行為準則要求，那么，從立法的一貫性和體系性上著眼，必然要在立法上認可民事訴訟中的誠信原則。這種誠信要求乃是從民事實體法上直接轉承而來，而非屬民事訴訟法上的獨創。這反映了民事訴訟法對民事實體法的保障功能以及隸屬性質。
第二，在民事訴訟法中確立誠信原則是為了適應新型訴訟模式的需要。訴訟法的立法史表明，誠信原則并不是在任何一種訴訟模式中都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的。就職權制模式而言，法官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占有主導地位，因而誠信原則主要是針對法官恰當地行使職權來說的，其對當事人的規制意義較為微弱。而法官恰當地行使職權，在一定意義上說乃是審判制度所要求的，是由審判法或法院組織法來規范的，因而民事訴訟法對此可以不具有必然性。事實上，誠信原則乃是在對抗制訴訟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對抗制訴訟模式的預先存在是誠信原則賴以生成的邏輯前提。在對抗制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當事人是訴訟程序的主導者，當事人的訴訟對法官的審判權具有最大限度的制約作用，與此同時，當事人擁有最大范圍的訴訟權利，當事人自治和當事人控制是該訴訟模式的基本表現形態和運作方式。當事人在擁有充分訴訟權利的同時，其對訴訟權利的濫用也就成為不可避免之現象。濫用訴訟權利，不僅容易導致當事人訴訟地位的不平衡，而且也影響法院的司法權威性，同時對訴訟效率的提高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為了克服此種訴訟弊端，現代國家的民事訴訟都不約而同地引進了本屬私法領域的誠信原則，使私法原則公法化。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確立的結果，乃是減緩了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固有的對抗性色彩，加強了當事人在行使訴訟權利過程中的合作和協同。例如在德國，人們已不再把民事訴訟視為當事者之間對立抗爭的關系，而是將其作為協同關系來把握并使這種思想漸露頭角，造成所謂債權法上概念的信義原則與訴訟發生了結合。可見，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的確立，其目的主要在于糾正當事人主義的過頭之處，使訴訟程序的過分事人化傾向得到遏制。但這種遏制并非簡單地向職權制模式回歸，而是通過強化當事人訴訟義務的途徑使當事人主義能夠正常地發揮作用。到了這里，人類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和演變充分地表現了其自身規律和辯證邏輯。可見，誠信原則之在民事訴訟中的確認，所造成的結果絕不至于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的增減，而是一個新型訴訟模式的誕生，因而，其意義乃是深刻而久遠的，它反映了訴訟文明在現時代的新發展和新要求。
三、違反誠信原則，濫用起訴權。
濫用起訴權從濫用者主觀狀態來看有程序不同的各種表現，而不是全然一致的。具體地看，濫用起訴權的表現形態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欺詐性訴訟。欺詐性訴訟是原告在捏造事實和偽造證據的基礎上提起的訴訟，其目的是借助訴訟技能獲得法院的信賴，從而得出滿足其訴訟請求的勝訴判決。它既可以表現為原告針對被告惡意串通，共同實施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的詐欺性訴訟行為。可見，欺詐性訴訟是典型的侵權行為，只不過與一般的侵權行為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向作為被侵權者的相對方當事人實施侵權行為，而是通過法院行使審判權的行為來助成其侵權行為。如果將通常意義上的侵權行為看作是直接的侵權行為的話，那么，欺詐性訴訟則屬于間接的侵權行為。尤其是，與一般的侵權行為所侵害的是單一的法律客體即相對方的合法權益有別的是，欺詐性訴訟行為所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它不僅侵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實體權益，而且還侵害了訴訟程序中所必須具備的司法權威性，司法機構的信譽和尊嚴受到了挑戰，訴訟中應有的公正價值基礎和效率價值等等都受到損害。因此，欺詐性訴訟所產生的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應受民事侵權行為法的調整，應被認定為侵權行為使之產生侵權責任；另一方面，它又構成了妨礙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行為，應對行為實施者施加相應的強制措施，同時由其承擔敗訴的訴訟費用以及對方當事人為應對此等訴訟所花費的合理費用，此外，情節嚴重的，對其偽證行為還應以構成偽證罪進行處罰，也就是說，刑法中應增加民事偽證罪的罪名。我國臺灣省曾有一判例涉及到欺詐性訴訟所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問題。在該判例中，某人知其不享有該支票權利，但他竟以該支票影本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請強制執行。法院對此認為，該欺詐行為是為了故意不法侵害對方的權利，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受侵害者可提起侵權損害賠償之訴。德、法、英、美等國均認可此種濫用司法救濟的侵權責任。應當指出的是，欺詐性不構成刑法中的詐騙罪，后者所侵害的客體不涉及正常的司法秩序，同時詐騙行為也是直接向對方當事人實施的，對方當事人一直處在被蒙騙的心理狀態，因而與詐騙罪的客觀表現完全不同。但是，欺詐性訴訟不僅虛構了事實，而且還偽造了證據，這種為審判權的行為設置了客觀上的障礙，審判權出現了錯誤行使的實際風險。這就與單純虛構事實，法院不會認定該虛構事實的存在，從而也就不會判決滿足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原告虛構事實的目的未能達到。這種情形下所產生的后果一般不應擴及于刑事犯罪領域。可見，對欺詐性訴訟的構成來說，它不僅要有實際的訴訟行為和故意的心理狀態，同時更關鍵的還要有虛構事實、偽造證據的客觀行為，至于其訴訟標的額有多大以及能否得逞，則僅屬情節問題，原則上不影響諸法律后果的形成。
2、騷擾性訴訟。騷擾性訴訟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根據的基礎上向被告提出訴訟，以給被告造成訴訟煩累或給被告帶來名譽上的損傷為目的的訴訟行為。騷擾性訴訟與欺詐性訴訟的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騷擾性訴訟在心理狀態上并不以追求勝訴的后果為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給被告帶來訴訟中的麻煩，使被告無謂地卷入訴訟之中空耗時間、精力與金錢，或者使被告在充當被告過程中受到名譽上或商譽上的損害；另一是在騷擾性訴訟中，原告并不實施偽造證據的行為，或者更準確地說，除了自己的陳述外，他并不制作虛假證據。這一點與前一點是相連的，因為原告本身并不以獲得勝訴為目的。比如，原告為作申請人向法院提出宣告作出被申請人的被告企業為破產企業的申請。該申請要得到法院的接受和認可，必須要具備被申請人存在破產原因這一條件；如果不具備該一條件，法院則拒絕作出宣告被申請人破產的裁定。但雖然如此，被申請人的商譽可能會因此而遭到極大損傷，就這一點而論，申請人目的也達到了。這就是典型的騷擾性訴訟。再如，一個公司員工因不滿公司經理實施了性騷擾行為。在該訴訟中，原告除自己的陳述外別無其他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所控行為。這便有可能構成騷擾性訴訟。當然，不否構成騷擾性訴訟，尚需要提供證據對原告惡意訴訟的心理狀態予以證明。騷擾訴訟除產生訴訟上的不利后果外，還應將視為侵權行為追究行為者的侵權責任。
3、盲目性訴訟。所謂盲目性訴訟，又稱輕率性訴訟，是指原告在起訴前不作冷靜的分析和調查，便向法院提起一個毫無事實根據和法律根據的訴訟。從定義上可以看出，盲目性訴訟與騷擾性訴訟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告所提起的都是無根據的訴訟，同時也都沒有偽造證據，并且都要遭受敗訴裁判。但是二者卻有實質性的差異：盲目性訴訟的提起者在主觀心理狀態上并不存在故意使相對方遭受不當損害的目的。他之所以提起一個毫無根據之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缺乏對訴訟的事實關系或法律關系的正確認識和判斷。比如說，原告向被告張三提起一個環境污染之訴，但實際侵權者是李四，而原告只要稍作調查便可知侵權者不是張三而是李四，對張三而言，原告向他提起的訴訟便是一個盲目性訴訟。再比如，原告要被告還款，被告提出欠款已還的抗辯，原告此時才認真核對帳目并恍然大悟，承認被告確已還款的事實。這些訴訟都屬于盲目訴訟。由于原告提起盲目性訴訟都是由于事先未作合理調查而引起的，并且如果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調查和分析，便會避免此種訴訟的發生。因此，這里不僅需要將盲目性訴訟與騷擾性訴訟乃至欺詐性訴訟等惡意訴訟區別開來，而且還要將它與其他合理敗訴的情況區別開來。所謂合理敗訴，就是原告在訴訟前作了合理調查，但由于客觀上不具備事實理由或法律理由，或者由于舉證不能而遭到了敗訴判決。所以，敗訴判決僅僅是盲目性訴訟得以構成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除敗訴判決這個客觀結果的條件外，要構成盲目性訴訟，還需具備提起訴訟者在主觀上具有重大的過失的心理狀態這一主觀性條件。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1條就規定了對輕率性訴訟的制止，它要求律師或當事人在向法院提交的訴答文書中簽名確保訴訟并非輕率之舉。當然，對輕率訴訟的判斷也非易事。美國學者波恩教授對輕率訴訟是這樣界定的：“①當原告提起訴訟的時候，知道事實依據在客觀上完全或者實際上完全不符合所主張的法律原理對事實的實質要求，或者②當原告未經合理調查即提起訴訟，而如果其進行調查，則案件的情況將如同①中的描述”。 這一標準可供我們借鑒。
4、重復性訴訟。重復性訴訟是指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當事人依然以同一訴訟標的向同一當事人提起訴訟。重復性訴訟是違背一事而不再理原則的訴訟行為，也是違背誠信原則的訴訟行為，其實質是對起訴權的濫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第（五）項規定：“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訴處理，但人民法院準許撤訴的裁定除外。”這一條規定便是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肯定。在生效裁判作出后，當事人如果認為生效裁判確有錯誤，可以向法院申請再審。但對于申請再審權的行使也必須符合誠信原則。為了限制當事人違背誠信原則的任意申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其第3條規定：“同一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的規定，對同一案件只能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一次。”這一規定，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訴訟的反復進行或重復進行，從而將當事人對生效裁判的錯誤救濟行為納入到誠信原則的軌道中去。同時，對于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當事人如果向兩個以上法院同時或先后提起訴訟，則立案在后的法院不得重復立案，或者在立案后發現其他法院已先行立案的，則將案件移送到先立案的法院處理。這一規定也是為了防止重復訴訟的出現，也是誠信原則的具體體現。另外，在涉外訴訟中，如果某個訴訟正在另一個有管轄權的法院進行，那么，當事人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其他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訴訟，這也是誠信原則在處理涉外訴訟時的一個具體表現。
四、違背誠信原則，濫用訴訟權。
利濫用起訴權的行為在表現形態上前已述及，這里再具體分析一下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及其表現形式。
1、對真實義務的違反。所謂真實義務，是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違背誠信原則故意對案件事實作虛偽陳述的行為。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進行訴訟中的對抗或者攻擊和防御，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內容便是對案件事實的主張和陳述；當事人之所以發生糾紛，產生爭議，以致訴訟成為實際可能，一個極其重要也極為常見的原因便是對糾紛事實存在著分歧性認識。比如說，原告主張被告借款尚未清償，而被告則抗辯該借款已經清償。這就使案件事實上的認識分歧是形成糾紛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若不存在此種分歧，則糾紛一般不會發生。這種事實主張上的分歧就其成因而言無非有兩種：一是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的發生均發生的事實分歧，可以看作是“客觀上的事實分歧”；因后一種原因所發生的事實分歧，可以稱為“主觀上的事實分歧”。對于客觀事實分歧，則有意識地掩蓋事實真相的當事人對事實所作的陳述即可能構成對真實義務的違反。可見，是否違反真實義務，其區別的界限并不在于當事人所作的事實陳述是否在客觀上符合案件事實的真相，而在于作出違反事實真相陳述的當事人對此在主觀上是否明知而為。因而對真實義務的違反有個不可缺少的構成要件：一是當事人所作的事實陳述在客觀上違背了事實真相；二是當事人在作出此虛假陳述的過程中持故意的心理態度。前一個構成要件說明是否違反真實義務要等到法院作出最終的裁判時方能予以判斷；后一個構成要件的判斷則也往往需要轉化為客觀的標準，比如一般的情況下，普通理智的人們是否會經過了合理的調查的分析等等，這些都可以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加以判斷。如果同時符合了此兩個構成要件，則應當被認定為真實義務的違反。違反了真實義務，則要產生訴訟上的不利后果，如承擔訴訟費用、罰款等等。當然，真實義務能否產生，則取決于特定國家民事訴訟法對此是否有明文規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1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陳述，應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拒絕陳述的，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由此可見，當事人是否作出陳述，以及作出何種陳述，皆任其自由，而無必須符合真相之義務。既然當事人不負有真實陳述的法定義務，法院也就不能以當事人違背真實陳述之義務而對之施加訴訟上的制裁。
2、舉證突襲。所謂舉證突襲，指的是當事人有證據故意不在該舉證的訴訟階段舉證，而等到另一個訴訟階段或另一種訴訟階段提供證據。比如說，當事人在庭審前不提供證據卻在開庭時再提供證據，或者在庭審時不提供證據而在庭審后提供證據，或者在一審中不提供證據而在二審中提供證據，甚至在二審中也不提供證據，卻裁判生效后以提供新證據為由申請再審等等，不一而足。無論舉證突襲的表現形態如何，它的構成都有兩個要件：一是客觀要件，即有證據不在適當的訴訟階段提供；二是主觀要件，即遲延舉證者在主觀上存有拖延訴訟或期望突襲取勝的心理狀態。顯而易見，舉證突襲是違背誠信原則的客觀表現形式之一，也是在立法上要予以制止的非正當現象之一。
3、舉證妨礙。舉證妨礙是指通過故意毀損關鍵性證據的方法，阻止對方完成舉證行為或給對方的舉證活動設置障礙的行為。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的規定，舉證妨礙的行為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行為；另一是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這里的“證據”包括各種類型的證據，如書證、物證、視聽資料等等。各種證據都有可能成為舉證妨礙的對象。但是我國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定舉證妨礙的實體法律后果。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對此作出了一定程序的彌補，該條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據此規定，一方當事人所需要提供的證據處在另一方當事人的控制之中，另一方當事人便有義務提供該證據，該義務便是基于誠信原則產生。如果擁有證據的一方當事人有義務提供證據而拒不提供，則構成了舉證妨礙。舉證妨礙所產生的后果是雙重的：一方面它能夠產生訴訟法上的后果，如罰款、拘留等等制裁措施，這說明舉證妨礙的行為首先是一種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為；另一方面，舉證妨礙也會產生實體法上的后果，如舉證責任倒置、推定事實的成立等等。
4、其它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民事訴訟法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賦予了它們大量的訴訟權利，但是這些訴訟權利都有可能背離其本來目的而被濫用。如濫用申請回避權、濫用管轄異議權、濫用申請財產保全權、濫用上訴權、濫用申請再審權等等。當事人濫用這些訴訟權利，其目的可能是為了拖延訴訟的進程或者為法院行使審判權設置人為的阻礙，也可能是為了給對方當事人增添訴訟負擔，增加相對方的訴訟成本，迫使對方放棄對訴訟手段的有效使用等等。顯然不能讓這些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達到非正當的目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2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可以視情形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該法第96條繼而規定，申請保全發生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財產保全所遭受的損失。顯而易見，設置這些規范的目的是為了督促當事人依誠信原則行使財產保全所導致的后果予以補救。當然，對于其他訴訟權利的濫用，立法上也應當予以相應的規范和約束，從而形成一個在不同訴訟階段或環節發揮作用的誠信機制，并將它們貫穿起來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另外現代意義上的訴訟制度只允許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不得違背誠信原則擾亂訴訟秩序。鑒于此，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章專門規定了"對妨礙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這也是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體現和保障機制。
以上所述，是誠信原則對當事人實施訴訟行為的主要要求所在，但如前所述，當誠信原則由民法領域發展到民事訴訟法領域之后，在接受規范當事人的訴訟活動外，還對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活動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乃至案外人參與訴訟、協助訴訟的活動起調節作用，這可以視為誠信原則由私法實現公正、及時、準確地行使審判權，要求法官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作出最終的裁判之前以適當的方式公開自己的內心判斷和心證，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確保當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權利，避免突襲性裁判的出現。對其他訴訟參與人和案外人也有相應的要求，如要求證人如實作證、鑒定人如實鑒定、翻譯人如實翻譯、案外人依法提供協助等等。為了保證誠信原則得到真正落實和貫徹，我國民事訴訟法有必要建立宣誓制度。宣誓制度是一種確保陳述真實的預防性制度，它既適用于當事人，也適用于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等等訴訟參與人。同時，還要加強對違反誠信原則的行為予以制裁的法律責任制度建設，比如在刑法上增加規定民事偽證罪和藐視法庭罪的罪名，在侵權行為法上應明確規定惡意訴訟或濫用起訴權屬于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在訴訟法上要完善各種類型的懲治措施，包括訴訟費用的恰當配置、強制措施的適當運用以及訴訟上的推定制度等等。此外還應當明確規定對違反誠信原則的行為進行處理的程序權制，比如當事人提出訴訟的程序、法院依職權主動實施制裁的程序、違反者的補救機會及程序等等。總之，唯有在樹立、強化全民誠信觀念的基礎上，在實體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預防和懲治等各個方面進行系統化的制度建設，誠信原則方能在民事訴訟中切實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作者簡介：胡啟鳳（1961－ ），男，湖南芷江人，湖南省芷江師范學校教務科副科長，講師，從事法學方面的研究。聯系電話：139730931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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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聶明根：《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義原則》，載陳光中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8-3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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