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元聰 ]——(2006-5-30) / 已閱35060次
經濟法基本原則層次論
胡元聰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0031)
摘 要：經濟法基本原則是我國經濟法總論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它對經濟法的理論構建與實踐運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本文整體上以“干預說”提出的“七原則說”為基礎，試圖從工具性基本原則與目的性基本原則兩個層次去探討這七大原則之間的邏輯關系：工具性的基本原則表現在適度干預原則與適度自由原則兩個方面，適度干預原則又以社會本位為前提、經濟公平為目標；適度自由原則又以經濟民主為前提，經濟效益為目標；而目的性基本原則則是可持續發展原則。
關鍵詞：經濟法；基本原則；工具性基本原則；目的性基本原則；可持續發展
一、引言
美國法學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則是超級規則，是制造其他規則的規則，換句話說，是規則模式或模型。… …‘原則’起標準作用，即是人們用來衡量比它次要的規則的價值或效力的規則。‘原則’還有一個意思是指歸納出的抽象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則是總結許多更小的具體規則的廣泛的和一般的規則。” [1]。 在英語中原則的對應詞是principle，其主要詞義是指根源、起因、假設、原理、定律，根本的，本原的或一般的真理，并為其他真理所憑借等等。“原則”一詞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義，根據英國《科林法律詞典》，“原則”是指“基本點或一般規則( basic point or general rule )” [2]；美國《布萊克法律詞典》將“原則”解釋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為其他（指法律）構成基礎或根源的全面的規則或原理（ a fundamental truth or doctrine，as of law；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 [3]從上述考證可以看出，“原則”在法律中是指構成法律基礎和根源的總的或根本性的規則或原理。
不同的法律部門在規范社會關系中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存在著各具特色的基本原則，而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蘊涵在經濟法規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他必須反映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具備明確的準則性和導向性，體現和反映經濟法體系中所有的法律、法規的本質，并對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司法、和經濟守法具有指導意義和規范價值。對于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認識，經濟法學者們基于不同的理念闡釋構建出各自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平衡說”主張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即維護社會總體效益兼顧各方經濟利益；[4] 而“協調說”主要認為包括三原則，即平衡協調原則、維護公平競爭原則以及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5] 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干預說”認為包括七原則：即資源優化配置原則、國家適度干預原則、社會本位原則、經濟民主原則、經濟公平原則、經濟效益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6]
上述觀點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屬性，而筆者更贊同李昌麒教授的“七原則說”，但是，筆者認為在分析經濟法基本原則時，如果沒有對這些基本原則按照一定的標準來進行分層解釋，從而可能影響人們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認識和把握，因為畢竟這些基本原則并不是居于同一層次或者屬于同一位階。本文在贊成“七原則說” ①的基礎上，借用“工具” 與“目的”將基本原則劃分為“工具性基本原則” 與“目的性基本原則”。
二、經濟法基本原則之層次關系
（一）工具、手段與目的的一般解釋
根據《辭海》，工具是指：① “泛指從事勞動、生產所使用的器具。②比喻用以達到目的的事物。”[7]手段是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8]。目的是指“人在行動之前根據需要在觀念上為自己設計的要達到的目標和結果” [9]。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手段是指“實現目的的方法、途徑，是在有目的的對象性活動中介于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切中介的總和，尤指實現目的的工具和運用工具的操作方式”。目的是指“活動主體在觀念上事先建立的活動的未來結果，他必須通過主體運用手段改造客體的對象性活動來實現”。[10] 從概念中可以看出，手段的外延要比工具的外延大，手段不僅包括工具，還包括運用工具的操作方式、方法、途徑等，亞里士多德認為，“手段中其中有些是活動，有些是工具”；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工具是實際用來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哲學上關于目的與手段的觀點就已經很多，亞里士多德認為，目的是活動“所追求的那個東西”，亦即“一件事之所以做的緣由”。手段是所有通過別的東西的作用而使目的實現的“居間步驟”。他強調達到目的必須借助手段，而使用手段又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他認為自然界里也存在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導致了目的論。康德和黑格爾也討論了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問題，特別是黑格爾做了專門的論述。他肯定了目的要有客觀的前提，目的的意義在于“揚棄”這種前提。但是目的對客觀的揚棄最初是主觀的，他所要求建立的客體是也只是一種觀念性的本身并不實在的東西，因此目的最初是主觀的。他還論述了人為了自己的需要，為了征服自然界對象而發明工具的意義，并認為發明和利用工具是“理性的技巧”，但是這種“技巧”最終服務于征服世界的目的中。
馬克思主義關于目的與手段的觀點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他認為目的是“為實現人在思維中對活動的結果，即活動所要創造的未來對象的主觀觀念形式的建立”。但是他不是人的頭腦中自生的，而是客觀世界所產生的，是以客觀世界為前提的。同時，他還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他認為手段是“人在提出目的和實現目的之間存在的中介”，是人的實踐能力和認識能力的實現，又是人類實踐能力和認識能力程度的標志。馬克思主義認為目的與手段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他認為人們提出目的和實現目的，依賴于一定的手段，手段是提出能實現的目的的現實條件，又是保證目的得以實現的現實力量。人們創造和使用手段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工具是實際用來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在具備了一些手段的基礎上，人們根據需要提出目的，為實現目的而奮斗；目的又推動、促使人們去創造新的手段；新的手段又引起新的需要，人們又提出新的目的。手段與目的相互制約，互相推動，構成了人類有目的的創造活動史。同時他認為目的與手段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
（二）經濟法的工具性基本原則與目的性基本原則
從“工具性” 與“目的性”的價值角度對經濟法基本原則進行考察，我們可以把經濟法的基本原則界分為兩類：“工具性基本原則”與“目的性基本原則”。工具性基本原則，體現經濟法的“初級”或者“短期”的價值理念，是經濟法為實現其目的性基本原則應具備的基本屬性或前提，具體表現在適度干預原則與適度自由原則兩個方面。作為目的性基本原則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居于主導地位，反映經濟法所追求的最終的社會理想，他統率、整合著經濟法的動態運作，反映出經濟濟法的本質特征。二者實質體現工具與目的關系：即通過適度干預與適度自由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反之，經濟法要實現其目的性基本原則，必須依靠工具性基本原則的支持與具體實施，工具性基本原則無疑是目的性基本原則的手段與實現方式。
關于經濟法基本原則的層次關系，可以圖式如下：
在工具性的基本原則中，他包括——第一層次——適度干預原則與適度自由原則，適度干預原則又包括——第二層次——社會本位原則、經濟公平原則；適度自由原則又包括——第二層次——經濟民主原則、經濟效益原則。在工具性基本原則中，各原則之地位表現在：適度干預是以社會本位為前提，以經濟公平為目標；而適度自由的前提是經濟民主，目標是經濟效益。當然，適度干預也會帶來經濟效益，適度自由也會帶來經濟公平，但是筆者以為，適度干預更加強調或者直接指向經濟公平，適度自由更加強調或者直接指向經濟效益。因為，如果沒有國家的適度干預，雖然還是可能有效益，但是卻帶來不公平，如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如果沒有適度自由，雖然還是可能有公平，但是卻帶來無效益；如我國高度計劃經濟時代。
作為工具性基本原則的目標——經濟公平原則與經濟效益原則——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前提。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分別是適度干預與適度自由的目標，然而對于可持續發展來說，他們僅僅是“初級”、“短期”的目標，具有工具屬性，只有可持續發展才是經濟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此時，“初級”、“短期”的目標又轉化實現終極目標的工具，因為目的與工具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在一定的階段或一定的范圍，人們可以把某種工具的創造當作目的，而某個已經實現了的目的又可以成為實現另一個目的的工具。”[11]這里的可持續發展原則與工具性基本原則內部的目標原則——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密切相關但是卻屬于不同的層次：
從時間上看：工具性基本原則內部的目標原則——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僅僅是代內的效益與公平。而可持續發展原則，是要求當代經濟效益與后代經濟效益、當代發展公平與代際發展公平相統一的一項基本準則。他要求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以求得時間維度上代際間的公平。這里的經濟公平原則要求當代人在滿足自己需求的同時，還應保護環境，提高對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利用能力。這里的經濟效益原則不僅僅是要求代內經濟的效益、而且包含代際的經濟效益；從空間上看：工具性基本原則內部的目標原則——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僅僅是某一國、某一地區的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而可持續發展原則要求個體與整體的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此地區與彼地區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可持續發展原則要求縮小地區發展的差距，促進區域之間的平衡發展，以求得空間維度上同代人的公平，而且是整個地球的，當今全人類的經濟效益與經濟公平；從是否可以量化看：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是從定點、定時出發追求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其中經濟效益是可以量化的，如在分配中就可以看出是否體現了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而可持續發展原則是不可以量化的。他是從一維的時間角度、三維的空間角度出發，從整個時間、整個空間的角度出發追求公平與效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因此量化比較困難。
總之，經濟公平原則與經濟效益原則是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前提，可持續發展原則又是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的目標。只有當經濟增長率達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斷消除貧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條件，實現更高層次的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益從而又為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二者就是這樣來支持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對于經濟法工具性原則來說，是一種高位原則，體現了它的更高的層次性。可持續發展原則對經濟法的實踐產生了相當廣泛、全面和實在的影響，極大地影響著經濟法律行為的實際運作。
依照此路徑去研究，經濟法所蘊含并實現的基本原則是一個由多層次原則構成的有機系統，體現著目的與工具的統一。通過此種分類的優點是：我們可以初步構建出體系化的、具有層次性的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對經濟立法、經濟執法、經濟司法、和經濟守法具有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
三、經濟法基本原則之個別解釋
（一）作為工具性基本原則的適度干預與適度自由原則
適度干預②是指國家在經濟自主和國家統制的邊界條件或臨界點上所作的一種介入狀態[12]。適度自由是指國家或經濟自治團體要符合市場機制自身的運作規律，不可壓制市場經濟主體之經濟自主性與創造性。 這里的“適度”是一個高度抽象的、彈性的標準，適度干預是要求國家干預但是又要適度，強調國家對市場的限制，即國家相對于市場的主體地位。而適度自由要求自由但又要適度，強調國家對市場的尊重，即市場相對于國家的非附屬地位。
適度干預作為經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貫穿于經濟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全過程。在立法上強調適度干預，就是要在規則的制定上盡量平衡國家和市場二者的關系，充分發揮他們各自的功效，實現“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有機結合。而在執法、司法中體現適度干預原則，則是要求國家在進行干預時，應當準確地行使自由裁量權，并保障權力行使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進而充分調動和激發市場經濟主體之積極性與創造性，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適度自由原則首先要求，國家在進行干預時，經濟法應當為國家干預自由裁量權之行使建構一種限制性的規則框架，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合乎正當性，從而保證市場的主導性和政府權利的自由裁量性。畢竟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為導向以及作為資源配置主要工具的經濟體制，因而它十分強調經濟主體之自主性。其次，國家在進行干預時，切不可壓制市場經濟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市場失靈固然存在，“政府失靈”也屢見不鮮，國家干預切不可壓制和抹煞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自主性與競爭的自由性。畢竟市場之所以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其借助利益機制，可以充分調動和激發市場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一直認為，“在確定國家調控體系的規模和機制時，應遵循這樣的原則：‘需要國家調控的地方，就要有國家調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3]干預與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干預邊界之外就是自由，自由邊界之外需要國家干預。就象一臺天平，為了使兩邊達到平衡，必須不斷調整二者的范圍，如何調整就體現在適度二字上。要想更深層次研究適度干預與適度自由就得進一步研究適度干預與適度自由的前提與目標：
1、適度干預的前提與目標
首先，適度干預的前提是社會本位。法的本位思想是指體現在這個法律部門中的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立場。國家作為超乎社會的力量，其任務決定了其權利的不同分配，這種分配的結果，就產生了不同的法律部門，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的本位思想可以分為三種即：“國家本位”，“個體本位”，“社會本位”。 [14] 社會本位直接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目標。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就是指經濟法立足于社會整體，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目標。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又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個人利益的相加或等同于國家利益，它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在有的情況下，如果從國家利益出發，就會妨礙社會公共利益。比如擴大積累、增加貨幣發行、加重賦稅等，可能暫時對國家有利，但是，卻對社會公共利益有損。”[15] 這表明社會本位與國家本位是有區別的，它是“社會公眾從社會生活的角度出發，為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正常活動而提出的愿望和需要。” [16]正是國家要從社會本位出發去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所以要進行一定的干預，它于是構成了適度干預的前提。
其次，適度干預的目標是經濟公平。適度干預的目標就是從社會本位出發達到真正的經濟公平。“公平是法的價值目標，更是經濟法的價值目標，經濟公平最基本的含義是指任何一個法律關系的主體，在以一定的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活動中，都能夠在同等的法律條件下，實現建立在價值規律基礎上的利益平衡。”[17] 經濟公平具有豐富的內涵，包括交易公平和形式公平，分配公平和實質公平。在以契約關系為經濟聯系基本紐帶的市場經濟體制中，經濟公平主要體現為交易公平，[18] 而在這四種公平中，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分配公平和實質公平。經濟法超越民法界限而發展起來，它較之民法更注重實質的公平。分配公平一方面要求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證每個人有平等的權利，能有條件發揮自己的潛能。但另一方面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應該在與人們的能力、貢獻相平衡的基礎上承認有一定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們的不滿，社會的不安，在顧及差別對待產生激勵帶來的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穩定帶來的效率。實質公平是經濟公平的要旨，不是特權分配，而是一種利益調整，是對不平衡利益關系的調整，達到結果的公平，真正的公平。
2、適度自由的前提與目標
首先，適度自由的前提是經濟民主。要實現適度的自由，必須保證民主，因為，只有以真正的經濟民主為前提，才有真正的經濟自由。凱恩斯經濟理論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曾經在北美和西歐二戰后經濟恢復中得到各發達國家的認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自從70年代開始凱恩斯主義遭到了廣泛的批評。供給學派正是在抨擊凱恩斯主義的浪潮中誕生的，它主張削弱國家干預，重視市場自發調節機制，迎合了回歸自由主義的思潮。總之，這種態勢體現出一種彈性變化：反對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宣揚國家干預（李斯特）→鼓吹國家干預（凱恩斯）→削弱國家干預（供給學派）。“市場主體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政府過程。而政府過程反映市場需求以及市場主體參與政府過程是經濟法中經濟民主原則的基本內容所在，由于單純干預論強調政府干預的單向性，故無法內含經濟民主的理念。”[19]因此，削弱國家干預的實質是經濟的民主，從而為適度自由提供了前提。
其次，適度自由的目標是經濟效益。適度自由的目標是什么？那就是要實現經濟法所追求的比經濟公平更高的經濟效益。這里的經濟效益，已經提升到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高度，同時也包含眼前效益和長遠效益、局部效益和整體效益間的平衡，符合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經濟法中，處理好政府的有效干預和市場主體的充分自主權的關系；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法律權利并為他們實現自己的權利掃清障礙；轉換經營機制，充分發揮企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培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為市場主體提供自由發揮的活動舞臺，從而實現經濟法上的經濟效益。因為現代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既需要市場自發調節這只“無形之手”，也需要國家調節這只“有形之手”，保障這兩只手成功運作的適度干預和適度自由是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須的，而適度自由比適度干預更強調經濟效益的目標。
（二）作為目的性基本原則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1987年聯合國42屆大會通過了由瑞典前首相布倫蘭特夫人主持的《我們共同未來》的決議，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即“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之所以成為經濟法最終的價值目標，是由經濟法的本質和特征所決定的，并與經濟法追求的實質公平與整體效率直接相關。一方面，從經濟法的公平原則來看，要實現經濟公平就得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觀不僅表現在代內公平即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且也應該表現在代際公平即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由于自然、社會資源的有限性，經濟法必須對其進行合理的分配和保護，既防止部分人擁有資源過多造成浪費，又保證大部分人擁有足夠量的資源能維持其基本生存，同時只有對現有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才能保證后代人對資源的使用。用可持續發展的觀點看，當今世界由法律維護的不公平現象相當多，主要表現為：時間上，歷史發展上的不公平(時間生態序不公平)，如代際間的不公平；空間上，地域發展上的不公平，如一些地區和行政區享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策的種種特權，而另一些地區和行政區卻受到種種歧視、壓制或限制；社會制度上的不公平，包括體制、階層、行業間的不公平及部門行業內部的不公平；法律政策方面的不公平，包括政策制定和實施、法律制定和實施方面的不公平。導致最終的發展獲利(結果)不公平；這些都將對經濟法過去賴以存在的公平觀產生沖擊，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公平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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