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貢太雷 ]——(2006-6-20) / 已閱18975次
人文視野中的法哲學研究
貢太雷
摘要：以宏觀的人文視野來解讀法哲學，揭示了神話、宗教、希臘悲劇與法哲學的關系；并由此對中西法哲學觀進行了比較研究。
關鍵詞： 人文視野 法哲學
法哲學從根本意義上是人類對要求過秩序生活的精神理念的反思，是作為個體或共同體的人對自身生存的負責——面對世界的無限性、將來的未知性，作為有限的人要求安定的努力。即理解過去，預測將來，實現當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哲學的思考也就是人對如何過好秩序生活的思考。
一、神話與法哲學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話，但它們有著共同的東西；不管是東方的女媧，還是西方的諸神都體現了人類“不自覺的虛構”，是人類面對一個客觀現象而沒有能力理解同時又非理解不可，于是流傳些故事來說明。如果不借助相關的虛構故事來滿足自己的知性需要，就只能生活在未知的恐懼之中。【1】
在世界的初期，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便極想借某種東西與大自然溝通以求內心的安寧。因為自然若是無法溝通的、非人性的，那么脆弱的人類將無所適從，這就是神話的功用，也是為什么東西方哲學的前端都是自然哲學的原因。當時人的行為的尺度就是合乎自然，順守自然；因此當時的法哲學思想也只能從自然中尋求，人的正確生活就是自然地生活。
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說過：“自然是一切存在之目的，之終極，之首善所在……城邦是自然成長的產物，人因其本性而成為趨于城邦的造物”。【2】 當然這一點也引發了后來的“社會契約”的思想。在東方，《周易》的基本原則就是觀察自然規律，安排人的言行。《尚書》中提到的“洪范•九疇”，從自然材質談到人類屬性，從天象規律談到政務規劃，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極，以此作為國家的指導原則；亦即人群組成國家是為了體現絕對正義。
由此，神話是各民族用來說明自身起源的方式之一，它建構了某種象征意義上的原型，深化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一定意義上解釋了人的欲望；這都是從神話中學到關于人的東西。可以說法哲學作為一種關注人自身生存發展的理性建構，從神話中取了最初的動力。
誠然，有了神話的說明，人們對于世界上各種怪誕的事情就可以理解，可以在現實中安定。神話展現了人類對永恒的向往，從中發展出生命的普遍的永恒的層次、尋求世界的真實和正義。這就提出了現實中的人如何生活的問題，也就涉及到了宗教。
二、宗教與法哲學
如果說法哲學解決了現實的人生存問題，是理性的或是科學的；那么宗教則關注人類的永恒，是完全信仰的。近代以來科學發達，人們推崇理性至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對宗教有一些批判；但必須說明的是，某些宗教題材超越了理性所能判斷的范圍。歌德就說過：“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只有把自己提到最高理性高度，才可以接觸到一切物理和倫理的本原現象所自出的神。”【3】而且宗教本身也有一種獨特的威力，墮落的受苦受難的人往往借此來提高精神價值。從這一角度看，宗教已經和哲學達到了同一層次；宗教與法哲學在對待“人之為人”問題上兩者是相容的。
“傾向神的理性只管在變化發展中的活的事物，而知解力只管它所利用的、已成的、凝固的事物”。【4】宗教屬于神的理性范疇；法哲學則關注現世的，強調人的理性生活。宗教的訴求比法律更高，要求的是更完美的人格表現；宗教考慮的是全人類，而法律側重于個體的獨立、完善與安定。宗教有種超越性，指出了人之不完美，這必然對法律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意義和提升作用，讓后者更加完美化，因為后者往往遷就于社會本身結構和其內在困境。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法哲學具有了宗教情操，尤其西方憲政思想大都有著神圣的超越性背景。考文說過：“美國憲法合法性、至上性以及對它尊崇的要求，同樣奠基一個共同的、已經確立的基礎上，即人們深信有一種高于人間統治者的意志。”【5】在法哲學發展史上，斯多葛派提出了不同于亞氏的“自然正義觀”的“自然法”——人類通過上帝賜予的理性能力和諸神一道，直接參與這種秩序建構。
法哲學的這種宗教情操，是對人及其制度的超越性的、神的正義的一種反映。柏克曾說過：“有一種東西并且只有這種東西恒久不變，它先于這個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將存在于這個世界自身的組織結構之中，它就是正義。這種正義起源于上帝駐留在每個人的胸中”。【6】縱觀西方政治發展，一以貫之的正是這種超驗的宗教維度的法哲學思想：在中世紀，當一個統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一個基督徒有義務采取消極的不服從；在改革時期，這一宗教情操又增加了理性標準，而上帝是最高理性；在近代不管是洛克的思想還是康德的理論，都承認對自主領域的公開確認與保護，這是上帝的法律即理性和自然法都說明了它的正確性。
三、悲劇與法哲學
法哲學讓我們在政治共同體內有自主、自由、安定，生活的價值；文學則給予生命以安慰與同情，指導我們融洽生活。在能讓人生活得有尊嚴、生活得高尚方向上，法哲學與文學便有了共通之處，尤其希臘悲劇對法哲學更有意義。
在西方法哲學的源頭上可以看到希臘悲劇。莎士比亞說：“戲劇的目的在于：
為自然鑒鏡，為道德照見自身的相貌，為當時代映出其狀態跡印”。【7】 從希臘悲劇中可以看出希臘人對于宗教、社會、國家、個人、政治、戰爭究竟抱有何種態度。在古希臘人宗教里對于人與神的界限是不分明的，而希臘悲劇又恰恰在于展示：神諭昭示出人的命運，人越掙扎，就越陷入羅網，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悲局，這就讓我們感到命運是人的主宰；但是另一面它也展示了萬能的命運不僅控制人也管理著神，連神也不能違背，就連普羅米修斯這位先知之神也得承認。【8】但如何解脫呢，索福克勒斯認為，這個世界是被一些神圣的法則所規范的，這些法則的存在將是永久的；尊敬它們，是最上的智慧，是避免厄運的最好保障。而且它把宗教與道德連接起來，凡是人類不善的行為，都是神所不能容忍的，都要受到神的處罰。【9】
希臘人的人生觀念、政治生活在悲劇中得以完美體現：在悲劇中，希臘人首先解釋什么是一個快樂的和完全的人，并認為這樣的人必須有健全的身體和健康的靈魂；認為秩序與和諧是善的品行，而驕傲為極度的自滿、野心為非分的希望,都是希臘人所痛恨的,是為神所不容的。善和美是人類的兩大理想，這樣悲劇就有了社會教化作用。亞氏認為，“悲劇是模仿一個嚴肅而本身完整的行動……以劇情引起憐憫與恐懼之感，借此達到此等情緒之凈化”。【10】黑格爾對亞氏的格言作了新解釋：“在單純的畏懼和悲劇的同情之上還有和解的感情，這種感情是悲劇通過永恒正義的景象而提供的，永恒正義有絕對的權力來處理各種片面的目的和情欲的相對合理性。”【11】這樣，悲劇的內部矛盾的最大化最后由永恒的正義或超越主人公的片面正義之上而達到和解。
在悲劇中，我們看到了兩點：一是人即使是面對著無窮的宇宙或各種人生的無奈時，還是要堅定地活下去，這是因為人的內在有一種尊嚴。二是悲劇是沖突的矛盾集中化，而各種矛盾又是各個人物自己的正義觀體現，其沖突解決只能由永恒正義來和解。所以，悲劇中展現了人的尊嚴也揭示了某種永恒的正義，這當然也必然對法哲學在方法上和內涵上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中西法哲學觀的比較
法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政治哲學，兩者的目的都在于追求現實共同體的善，都在于解決現世的人與人的問題。下面的論說將建立在法哲學等同于政治哲學的基礎之上。
不管我們說西方“法治”，還是中國“人治”或“仁政”（梁啟超語），我們都必須首先了解中西政治哲學、法哲學的發展路徑。西方與中國的文化起源，都是以自然哲學為開端，而后轉為關注人自身的哲學；都以神話解決了人的起源問題。可不同的是西方后來由宗教來解決人的未來，通過來世來安定現世的人；而中國卻發展了某種倫理道德來解決之。西方承認人的人性和神性，以神性來指導人性；而中國尤其儒學發展的倫理首先拋棄了神，“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以禮樂安定人間秩序，以禮樂協調人際情感，以祭祀祖先作精神依托；對于人的將來，孔子認為人性向善，通過不斷學習而達到人生的目的。即“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
從宗教上看，若以某種宗教派別來看，中國是不存在宗教的，中國人自古都不敬畏鬼神，鬼神只是我們用來完成我們目的、價值的手段罷了。但若談及宗教情操，東西方是有共同之處的：西方宗教表現了人們對于終極意義和生活目的的一種集體關切，是一種對于超越價值的共同直覺與獻身。【12】在中國儒學則強調倫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適當距離的實現。儒家首先講自我，即一個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然后到人我互動，強調禮法與情義——法是基本規范，禮則是較高尚的安排；而且禮又必須扎根于人的情感，即“仁”——自覺為道德實踐的主體，可以抉擇但必須對自己的抉擇負責；承認自我與他人之間有密切而對等的關系，由此展開情與義，人才達于至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達到圣人。
此外，東方哲學觀是樂觀的，相信可以靠人自身努力、人與人的關系協調逐漸達到人間太平。而西方從人神兩分觀開始直到現在都認為，人只有通過理性也唯有通過理性才能逐漸讓人世間幸福，而現世終不會是完美的，結果西方的哲學觀總體是悲觀的。這樣，西方的法哲學崇尚神性，崇尚理性，崇尚自然，通過人、“神”兩分來建構現實生活；而中國始終（雖然后來受佛學沖擊，儒、佛二者經過相互揚棄、消化，但還是未能改變文化的基本思維模式方向）是由現實的人出發，由人與人的關系協調來建構整個社會。因此西方的法哲學是由神的理性和正義而界定人和社會的正義和理性，由來世界定今生；中國的法哲學則是由人出發來解決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建構，不須超驗性的證實，相信今生而少談來世。另外或許重要的是，中國的法哲學不是封閉的，它具有包容性；但缺少理性建構，不反思和記憶自己的傳承。
從現實上看，由于中西法哲學思想的差異導致現實中政治與社會發生變革時的情況也迥異：西方的政治、法律已融入個體的日常社會生活，社會在轉型時由于其變革受人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的慣性影響會顯得平和。中國的社會生活已完全政治、法律化，政治、法律的風吹草動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動蕩。這或許是中西方法哲學思維方式上最大的差別：一個政治法律社會化，一個社會政治法律化。
法哲學本質上就是政治哲學，是對人、對人與人關系共同體的思考。或許出發點不同，但基于人的共通性，法哲學也應是共通的，畢竟在浩瀚廣漠的宇宙中人終有不安、終要尋根、終要對將來有所希望、對現世要求秩序，這正是一切法哲學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哲學與人生》（臺）傅佩榮：東方出版社 2005.98.
【2】《政治學》（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苗力田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28.
【3】【4】《歌德談話錄》（法）愛可曼：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183.184.
【5】《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美）愛德華•S•考文：強世功譯 三聯書店 1997.5.
【6】《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美）弗里德里希：周勇等譯 三聯書店1997.17.
【7】【8】【9】《西方文學研究》（美）柳無忌：中國友誼出版社 1985.49.58.64.
【10】【11】《西方美學史論叢》汝信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51.162.
【12】《法律與宗教》（美）伯爾曼：梁治平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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