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柯 ]——(2001-8-27) / 已閱19515次
過時的證據種類——當事人陳述
曹柯
當事人陳述能否成為證據種類以及作為證據對于裁判的影響力，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地位息息相關。隨著歷史時期的變革，司法制度和訴訟模式的不斷變化，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的價值也不斷改變。到了今天，伴隨著現代民事訴訟模式的建立和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將當事人陳述仍作為獨立的證據種類已經與司法改革的方向相悖，并且也給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各項改革措施帶來了很多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文主要從歷史發展以及現實狀況出發，對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的合理性重新進行審視。
一、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現在，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已成定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證據制度也由強調追求客觀真實向追求法律真實的價值取向轉變，特別是證據規則的創建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在這種背景下，對當事人陳述這種傳統的證據種類還局限于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前的理論基礎，完全忽視了當事人陳述因其自身的特征使得將其作為證據種類與現代審判方式格格不入的狀況。在審判實踐中，因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所帶來的矛盾以及導致的不當操作更是層出不窮，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審判人員樂于以詢問當事人的方式展開法庭調查，影響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形象。
在審判實踐中，由于當事人陳述是一種獨立的證據種類，審判人員在法庭調查時就習慣以一種特定的方式進行，即以形成一個有發生、發展和結束全過程的完整的案件事實為目標，由審判人員圍繞調查目標來詢問當事人，當事人是作為接受詢問的客體和事實真相的提供者。除讓當事人回答詢問外，由于法律的規定，審判人員也會要求當事人提供相應的證據（這時所稱的“證據”都是指除當事人陳述以外的其他證據種類）。但是，由于其他證據種類不能象當事人在回答詢問時所作的陳述那樣完整并且有針對性，而且其他證據種類一般也需要當事人加以說明，不如當事人陳述明確，所以在審判實踐中，審判人員都樂于以詢問當事人來展開法庭調查，以當事人提供其他證據作為一個法定手續和補充。這樣的方式使法庭調查跟隨審判人員預先的思路進行，審判人員能夠完全控制調查的進度和方向。
然而，這樣的法庭調查是以犧牲人民法院裁判形象為代價的。當事人抱怨審判人員在詢問時沒有給雙方當事人同樣陳述的機會和相同的詢問態度；陳述的內容，甚至陳述的時間都由審判人員決定，當事人不能控制；對當事人陳述的效力，也是通過審判人員自由裁量來決定，并且經常發生審判人員僅根據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就轉移舉證責任給對方的情況。這些情況毫無疑問會使當事人感到審判人員已經先入為主，沒有站在居中的立場來調查案情，并且其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只被當作了受調查的對象，其訴訟權利在法庭調查階段無從體現。
（二）作為證據的當事人陳述與當事人對事實的主張混同，使得審判人員無法正確認定證據。
根據現行的證據制度，當事人陳述是一種證據種類，而當事人的主張則是證明對象，二者在概念上是容易區分的。但是，當當事人接受審判人員詢問或自己進行陳述時，作為證據的當事人陳述與當事人對事實的主張在形式上往往是混同出現的。由于在形式上不能區分，在內容上不易區分，審判人員在法庭調查時一般都沒有對當事人陳述的合法性、客觀性和關聯性進行質證、認證，但在判決書中，這種未經質證、認證的當事人陳述卻會被列為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而對于當事人基于傳聞等違反證據排除性規則的陳述，也因其與當事人對事實的主張混同出現，審判人員也不會因其不具備證據資格而禁止其陳述。這樣的當事人陳述使證據的排除性規則形同虛設，會給審判人員造成不正當的引導和印象。
另外，根據訴訟代理制度，訴訟代理人可以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活動，這當然就包括了代理當事人提出對事實的主張。另一方面，訴訟代理人因其并非當事人本人，沒有親自經歷案件事實的過程，所以不能代理當事人陳述案件的事實。但由于當事人陳述與當事人對事實的主張混同，使得審判人員經常向訴訟代理人詢問案件事實。這時訴訟代理人也只能作出不確定的陳述或直接表示其不知情，從而造成調查中的尷尬。而有的審判人員在代理人陳述不知道的時候，認為是當事人故意隱瞞案情，甚至以將認定其放棄反駁的權利進行威脅，逼迫當事人的代理人給出一個在形式上是明確的但實質上代理人并沒有把握的答案。這樣的操作使代理人很難正確行使其代理權利，而且實際上也是強制性規定了當事人必須出庭作證。
（三） 對當事人的虛假陳述缺乏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導致當事人虛假陳述的情況大量出現。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偽證罪的主體一般指刑事訴訟中的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而不包括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而在民事訴訟制度中，對當事人虛假陳述的，是作為妨礙民事訴訟采取強制措施進行制裁。由于采用強制措施的手續煩瑣，審判人員無權當庭作出，使得當事人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抱有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虛假陳述，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二、問題產生的原因
為什么一種法定的證據種類與目前的訴訟模式以及審判方式之間會有如此多的沖突，會導致如此多的問題？筆者認為，原因在于將當事人陳述作為一種獨立的證據種類是特定歷史條件下遺留的產物，是建立在當時訴訟制度乃至法律理論的基礎上的。由于制度環境和理論根基發生了變化，在傳統訴訟模式向現代訴訟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將當事人陳述作為獨立的證據種類的意義也越來越弱，最終導致了其不能在現代的訴訟制度中存續下去。下面就從歷史的變革以及現代訴訟模式帶來的變化進一步加以闡述。
（一）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的歷史沿革。
在中國法制史上，當事人陳述一度是司法審判中傳統的證據種類，在我國事實裁判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也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時代，在奴隸制國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進行裁判的內容。在《周禮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記載了“以五聲聽獄訴，求民情”制度，強調了裁判者通過當事人回答詢問時的外部表情和神態來推斷當事人的陳述是否有理，審查當事人供詞中的矛盾，對當事人陳述的內容形成內心確信并作為裁判的根據。該制度被看作是我國古代司法經驗的總結，充分反映了當時奴隸制社會控告式訴訟模式的特征。進入封建時期后，我國司法制度中糾問式訴訟模式的特征十分明顯。這種訴訟模式下，在繼承“以五聲聽獄訴，求民情”制度的基礎上創立了“斷罪必取輸服供詞”的原則，即定罪必須取得被告人認罪的供詞。 認為囚犯在受審時親口供述的犯罪事實都是真實可信的，必須罪從供定，使得被告成為了追究責任的客體、一個被拷問的對象和供詞的提供者。這時作為證據的當事人陳述集中表現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詢問是審判程序的主線，通過刑訊制度、反坐制度和偽證制度等來確保裁判者的詢問得到真實的案情。這種審判方法一直延續到了清代。從鴉片戰爭之后到解放前雖然引進了不少西方先進的證據制度形式，但實踐的做法卻與立法相去甚遠。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證據制度才拋棄了傳統的做法，借鑒了前蘇聯的相關立法，嚴禁刑訊逼供，不輕信口供，規定了當事人不陳述的不影響法院認定案件事實等符合近代社會發展的證據制度，賦予了當事人一定的訴訟地位，恢復了被告與原告之間平衡的訴訟關系，體現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義精神。而當事人陳述此時仍被列為主要的民事證據種類之一，其出發點是為了追求客觀真實的價值目標，寄期望于親身經歷了有關情況的當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決而能夠做到實事求是的進行陳述，協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這段歷史時期，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特征在這種證據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在向現代訴訟模式轉型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
1、當事人訴訟地位的轉化。
在傳統的審判模式中，當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實真相的義務而沒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盡管在新中國成立后賦予了當事人一定的訴訟地位，但在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下，當事人也只是配角，整個審判過程還是由審判人員主宰。在這種審判模式下，當事人陳述主要是作為裁判者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甚至是進行裁判的主要依據。
在進入現代審判模式的今天，辯論主義的審判模式下的當事人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處理意見和對事實的主張逐漸占據了審判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在調查過程中，法官相應的退居到次要、消極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再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便會出現在程序上或實體操作上的各種問題，特別是導致了當事人陳述與當事人就事實的主張相混同的問題。
2、證據的概念新的發展。
對于證據的內涵，傳統的事實說或根據說都不能適應現代民事訴訟的發展，追求“客觀真實”的價值目標逐漸被追求“法律真實”的價值目標所代替。在這種背景下，證據就是法院認定案件真實的方法。 作為方法，證據種類就不再局限于訴訟中可以作為調查對象的有形物，而是一種案件事實來源的渠道。同一類證據因來源于同一渠道，在同一標準下就只能歸屬于某一特定的項類，與其他項類之間不得交叉或包含。同時，作為一項特定的證據項類在概括功能上也就必須窮盡所有的證據形式。
傳統的證據制度由于將證據種類定義為訴訟中可以作為調查對象的有形物， 因而把當事人陳述與另一種證據種類證人證言按照調查對象有形物的不同區分為了兩種證據種類并作了不同的要求。從現代證據制度對證據種類的新定義來看，作為當事人陳述和證人證言都是通過知情人的陳述來證明案情的方法，應屬于同一項類。傳統證據制度所作的區分既是一種立法上的浪費，也不符合證據分類的要求，并且在實踐中也不利于當事人以及證人如實的作證。
3、當事人自認的獨立價值。
在傳統的證據理論中，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認為當事人對不利于自己的陳述或對承認對方主張的陳述具有絕對的真實性，當事人陳述中的自認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具有重要意義。而隨著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現代的證據制度理論已經傾向于將當事人的自認作為一種排除爭議點的方法或一種免除對方舉證責任的方法，而非證據本身。 當事人的自認已經從當事人陳述的外延中脫離了出來，使得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的理由顯得更加乏力。
從歷史的變革和現代的發展過程來看，當事人陳述的證據價值在奴隸制的控告式訴訟模式下誕生，在封建制的糾問式訴訟模式中達到鼎盛，在新中國初期的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得到重新構建。而到了現代的訴訟模式中，證據概念的變化使當事人陳述的證據形式混同于證人證言；當事人地位的變化使其舉示方式與當事人對事實的主張難以區分，而且可能重現裁判者強迫當事人招供的情形；自認從當事人陳述中的脫離也使當事人陳述失去了作為證據種類的主要意義；而針對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的傳統理由來看，當事人因直接牽涉案件的處理結果，其陳述虛假的可能性更大，況且記憶力和判斷力對其陳述準確性的影響也不亞于其他知情者；最后從現行法律規定只有當事人陳述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來看，對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的獨立價值實際上也是抱了最大限度進行限制的態度。這一切最終都說明隨著現代訴訟模式的建立和審判方式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當事人陳述已經不適應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趨勢，并且必將喪失其作為獨立證據種類的價值。
三、現有制度下的彌補辦法
由于在現行的民事訴訟制度下要將當事人陳述從證據種類中剔除出去顯然于法無據，為了盡量彌補把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所帶來的不利后果，筆者認為應強調審判人員在審判過程中竭力維護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形象的責任心，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同時又要利用司法裁判權在合法的前提下設置一些可以解決矛盾的訴訟程序，并且對當事人在審判中的不當行為要堅決予以制裁。針對前面列舉的因把當事人陳述納為證據種類所導致的問題，下面簡單羅列了一些彌補的方法。
（一）加快轉化審判觀念。
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有著制度上的缺陷，但因其所產生的問題也不乏審判觀念陳舊，公正裁判意識薄弱的原因。新的民事審判方式無論從指導原則到具體規定，都有很好的基礎，審判觀念的改變也納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具體要求。但在某些法院，傳統的審判觀念仍然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和要求中凡是加大工作量或影響既得利益的方面往往得不到落實。審判人員通過詢問當事人來展開調查的方式就顯然與新的審判方式背道而馳，審判人員抱著這種老舊的審判觀念不放與這些法院過于強調審判效率而忽視審判公正不無關系。其實，現行的法律規定大大削弱了當事人陳述的證明力，就是要敦促審判人員把調查的重點集中到其他證據種類上去；而正在進行的裁判文書改革著重強調對證據的分析和認定，也是要扭轉落后的調查方式。所以，改變法庭調查的陳舊方式在制度上已有了充分的依據，關鍵就在于如何盡快轉化審判觀念，促使審判人員切實的把審判公正放在第一位。筆者認為，通過二審法院進行監督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對于違反程序公正或蔑視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二審法院應當發回重審，相成之上而下強有力的監督體系。
（二）靈活設置審判程序。
在司法實踐中，為了有效的審理案件，避免當事人濫用訴權，不少法院都在試點一些新的審判程序，一些成功的經驗已經被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了認可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為了解決當事人陳述與當事人對事實的主張相混同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規定在庭前證據交換程序中，當事人除了陳述起訴狀的內容以外不得陳述對任何事實的主張，更不能發表對法律適用或案件處理的意見，當事人對事實的陳述都應作為證據在證據交換程序中向法庭提出；而在庭審過程中，當事人的陳述是當事人行使訴權的體現，對于當事人要將所陳述的事實作為證據的，應由該當事人說明其沒有按照限期舉證的要求在庭前證據交換程序中進行陳述的原因，并由其承擔相應的后果。當然，這種操作現在缺乏證據失效制度的強制性規定作為后盾，但對于沒有合法原因不按期舉證的可以作為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為加以制裁。
（三）堅決執行制裁措施。
法院的權威除了公正的裁判形象以外，還體現在對無視法院和法律莊嚴的行為予以堅決的制裁。審判人員在法庭調查過程中的神圣職責就在于通過合法真實的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提供虛假證據、作偽證都是對審判人員、人民法院乃至我國法律的褻瀆和挑釁。盡管現行法律對審判人員制裁偽證行為有很多束縛，但我國的法律也是決不允許當事人欺騙人民法院。對于當事人虛假陳述的行為，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內部應把強制制裁的實權下放到合議庭，把院長審批淡化到一種手續的地位，這樣才能真正維護人民法院的形象，保證案件審理的順利進行。
四、對制度重構的展望
上面提到現行制度下的彌補方法畢竟只是權宜之計，真正要解決把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種類所帶來的問題還是要對證據種類進行重新劃分。當事人陳述不適宜再作為獨立的證據種類，可以將其納入證人證言的范疇（根據現行法律對證人的定義，并沒有將當事人排除在外），適用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規定。當然，由于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也有著不同于證人的訴訟地位，還應為當事人出庭作證設立一些有別于證人作證的程序，如當事人不必在庭審期間回避，但未經法庭允許其所作陳述不得作為證據，當事人也可以傳喚對方當事人作為證人向法庭陳述案件事實等。總之，通過重新構建當事人陳述制度，將當事人的證人身份與其作為訴訟主體的身份區別開，既促使當事人如實陳述案件事實，又不妨礙當事人積極行使其訴訟權利，最終滿足現代民事訴訟模式的需要。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