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俊 ]——(2006-6-29) / 已閱27331次
消費者權益與弱者保護理論
重慶市三峽監獄·王俊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每個人作為消費者越來越被推到了市場的前沿，作為消費方同時也是受益者在做著上帝夢的同時，卻逐漸成為了消費市場的弱勢群體。面對魚龍混雜的消費環境，自身的權益一次次地受到侵害，在消費的大潮中變得傷痕累累的時候，我們吶喊維權，呼喚誠信。十年前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現已實施十一年，事實證明，《消法》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消費者的權益；密切了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消法》提出的“誠實信用”精神，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但在現實的消費環境中卻還是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讓我們來看一下近幾年來3.15活動的主題：1997年：“講誠信、反欺詐”； 1998年：“為了農村消費者”； 1999年：“安全健康消費”；2000年：“明明白白消費” ；2001年：“綠色消費”； 2002年“科學消費”； 2003年“營造放心消費環境”；2004年“誠信，維權”；2005年“健康.維權”。雖然縱向來看我們的消費環境、消費要求和消費質量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從橫向來看我們的消費環境并沒有太大的改觀，在我們要求美好的愿望旁邊總是有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如影隨形——失卻誠信,也就是說我們的市場這么些年來連基本的誠信問題都沒有解決，消費者所處的環境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消費環境.
消費者在現有的消費環境中，由于本身專業知識和辨別能力的差異和局限性，所以常常造成這樣一種怪現象：市場往往要求消費者在進入市場之前必須要具備全面的關于消費品的知識，否則出了問題就是你消費者的責任，是你自身辨別能力的問題。在這里經營者硬性地把過錯責任轉嫁給了消費者，就象車子違規撞了行人，反倒怪行人沒有生就一副鋼筋鐵骨。即使有的經營者承認自己有責任，那也是承諾起來信信然，解決起來期期然。因此在這里消費者完全處于一個被動的消費環境當中，是消費環境中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在這里所說的弱勢群體不僅包括老弱婦幼，由于我們生活范圍和方式的愈加復雜化，我們每一位消費者都可能處于劣勢，至少在其中一個方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這么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的產生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這一方面為社會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消費品，使社會進入一個大規模生產和規模消費的時代，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豐富了人們的生活內容；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消費者所具備的消費知識相對變得日益貧乏，人們不可能對科技時代生產出的商品的結構、性能、品質等諸多方面有明確和深刻的了解，從而加深了消費者選購商品的未知性和盲目性。（例如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蘇丹紅一號”事件，消費者在消費的同時不會也不可能把與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品都送到檢測中心進行檢測，當然更無從知道這美食當中竟然含有令人致命的毒物。）并且，作為促銷手段的各種宣傳媒介，也往往向消費者傳遞不真實的信息，使消費者對商品產生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并導致選購商品的失誤，其結果自然是消費者受到損害。
其次，現代市場經濟簡化商品交換程序、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觀要求，使消費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曰附從合同的特征。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的協議這一傳統合同理論，對于消費者來說，已不夠真實。有關商品和服務的交易條件是由生產經營者事先規定的，消費者即使對合同有異議，協商起來經營者也會設置諸多的路障，讓你知蜀道之難望而卻步，由此消費者只能處于單純地表示接受合同內容的被動地位，而無討價還價、參與合同內容形成的自由，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實質性保障。而壟斷的出現和發展，又使生產對消費的支配作用更加突出，完全形成了消費者聽命于生產者的“生產者主權”局面。生產者生產什么，消費者就被迫接受什么；生產者在交易中設立了種種苛刻條件，消費者也無力抗拒，其結果必然是消費者遭受損害。
再次，現代市場經濟中不正當競爭的加劇，使得有些商品供給者視損害消費者利益為獲取利潤的途徑之一，他們置誠實信用等商業道德原則于不顧，競相采取不公平的商業行為或限制性商業行為，在質量、價格、計量、商標等各個方面竭盡各種欺詐手段，坑害消費者，其結果仍然是消費者遭受損害。
最后，現代市場經濟中，生產與經營的社會化、專業化，以及流通環節的增加和銷售形式的多樣化，常常使消費者難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尋找和追究侵害消費者權利的具體責任者。同時，一般民事訴訟的高昂費用和時間消耗，也使受害的消費者只有默認虧損，而無法采用訴訟的救濟手段。
基于以上原因，消費環境中的弱者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1、身份的多重性。現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使個人可同時擁有多重弱者身份，如個人可同時作為消費者、婦女、老人存在。
2、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源于法律的保護性規定。
3、身份的移動性。弱者身份因法律規定要件的滿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喪失，具有階段性，往往不為某一特定人所終身享有。
4、身份的例外性。現代社會以抽象人格、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無身份區別保護為一般，弱者身份的提出，是這種一般的例外，其適用有著嚴格的法定條件。
5、身份的獨立性。現代社會強調個人獨立，弱者身份的獲得使特定的個人享有法律規定的特權維護自身權益。
6、身份的社會性。弱者身份的界定是為了使法律傾斜對弱者的保護，體現社會實質公平。
那么在現實的消費環境中如何切實地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完全實現呢？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實現：
一、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值取向應逐漸由形式公平向實質公平演進。
1、由于消費者與經營者雙方在消費市場中的不同角色導致了其社會基礎的不平等。傳統的適者生存原則對弱者利益缺乏保護。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從追求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如從刑罰報應論到刑罰人文主義，都體現了對弱者利益的保護。弱者的利益是否得到很好的保護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弱者利益可以看成是整體利益，可能關聯著普遍性的個體利益，因為現代社會充滿著高度的不確定性，每個個體都隨時有成為弱者的可能，或者不同程度地與這些弱者發生利益關系。弱者利益保障機制意味著對每個個體明天的保障。顯然弱者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內容。因此《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弱者權益保護法。那么《消法》應及時準確地界定消費領域特別是新興消費領域消費者的各項權益，同時規定生產、經營者的相關義務。
2、弱者的出現根源于現代物質生活條件，包含著因社會生活團體化，經濟實力雄厚的壟斷組織大量涌現；因科技迅猛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深化；因國家力量日益增強而制衡相對失調所導致的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擁有的對抗力量相對下降等諸多原因。弱者的劣勢可表現為（一）經濟劣勢，如普通消費者與財力雄厚的大企業集團；（二 ）專業技術劣勢，如消費者與產品制造商對產品技術性能的了解，儲戶與銀行對假幣的辨認技術；（三）信息劣勢，如普通股民與證券交易專業人員，小股東與擔任公司董事的大股東；（四）權力配置、行使劣勢，如公民與政府職能部門；（五）組織關系劣勢，如受雇傭者與用人單位；（六）智力、體能劣勢，如未成年人與成年人，老年人與年輕人，女性與男性；（七）地區劣勢，如經濟不發達地區公民與經濟發達地區公民，不享受優惠的地區的公民與享受優惠的地區的公民。這諸種劣勢都需在法律中通過立法的形式加以平衡,加大生產經營者的義務承擔,降低消費者在消費中的相關責任。
3、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章 消費者的權利，第十三條 消費者享有獲得有關消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知識的權利中規定：“消費者應當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務的知識和使用技能，正確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該條款與其說是消費者的權利不如說是消費者的義務，且該項權利的制定片面地轉嫁了消費者在消費市場中的風險。如前所說，消費者所掌握的有關消費品的知識總是有限度的，消費者不是萬事通，市場也沒有理由苛求消費者充當萬事通，相反的，每一個生產者經營者應當充當自己行業及領域的萬事通，以便更好地為消費者服務。
4、加大對在生產銷售領域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我們的監管機關要做到狠得下心、下得去手，要起到使違規生產經營者傷筋動骨既治標又治本的成效。以免出現隔靴搔癢的尷尬局面。現在消費市場中失卻誠信的嚴峻局面也正是基于對生產經營中的違規行為處罰力度不夠所致。懲罰幅度相較于違規生產經營的暴利來講微乎其微，因此生產經營者寧可鋌而走險選擇暴利。
二、需拓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涵蓋的保護范圍，也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待與時俱進。
隨著世界經濟日新月異的發展，知識經濟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生活不斷深化，除原有的強弱者優劣勢繼續存在并在表現形式、對比力度等方面發生變化外，必然會出現許多新類型的弱者。現頒《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涵蓋范圍由于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其所涵蓋的范圍過于狹窄，而現實生活中所涉及的有關消費權益的糾紛涉及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消費者遇到此類問題時生產、經營者往往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局限性來規避法律責任，使消費者陷于維權無路投訴無門的尷尬境地。
現時的消費環境下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領域涉及到了生產的各個環節，已不再僅僅是《消法》所涵蓋的狹小范圍。現在的消費領域已廣泛地涉及到醫療（包括醫療美容）、網絡、通訊、傳媒及其他精神消費，因此《消法》也應在此方面作相應的調整，以切實維護這諸多新興消費領域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簡化消費者維權程序，降低消費者維權成本。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全社會人人都是消費者，因此在現有的消費環境下人人都可能是弱者。同時由于消費環境的復雜性和可變性，在消費環境中處于弱勢的消費者其特征又有更加復雜的表現：處于劣勢的一方不擁有足夠與處于優勢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也可以說在相抗衡中處于劣勢的一方相對于處于優勢的一方是收益遞減、成本遞增的，并最終導致零收益甚至負收益；處于劣勢的一方與處于優勢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換的，也可以說這種互換在現實中不具備條件或將導致其所處的社會關系完全改變。而在現在的法律環境下，我們的消費者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限制，在遇到侵權事件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同時首先要考慮自己維權成本的問題。由此消費者便進入了一個維權與否的兩難境地。
目前消費者通法律手段參與維權的主要措施有和解、調解、申訴、仲裁和訴訟五種渠道途徑。這五種解決渠道在參與消費者維權的過程中都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我們的消費者在維權的過程中想的最多的還是維權的成本問題。因為我們的消費者決大部分都不是專業法律工作者，他們在權益受到侵害的同時還要繼續工作、繼續生活，他們在維權的同時也還要繼續工作、繼續生活。而維權的艱辛路又畢竟會影響到他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這樣消費者便陷入了一個維權難、不維權更難的怪圈。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法定的維權程序進行簡化，從而找出一條更為方便的維權之路，使其既有消協調解的便利，又有民事訴訟的法律效力，以從根本上降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進而切實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四、適當延長或取消民事訴訟特別是消費領域的訴訟時效限制。
1、 由于現在消費環境的復雜化，消費者對消費侵權的甄別能力相對下降，尤其在醫療、美容等表現為隱形消費侵權的領域其侵權結果的呈現周期較長。如今年3.15晚會暴光化妝品含汞量超標的案例，等到消費者受到汞中毒的侵害呈現的時間需要2年以上或者更長的時間，而到這個時候消費者采取維權措施卻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從而告狀無門，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進而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
2、 普通消費者尤其是農民由于在維權的過程中調查取證渠道的局限性，要收集到足以證明自己被侵權的證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那么訴訟時效的限制就無疑是在消費者身邊安放了一枚定時炸彈，等時效一到，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便也一同付之東流了。
3、 根據我國現在法制建設的狀況及全社會整體法律氛圍的形成情況，我們的消費者在遇到侵權行為進行法律選擇與否的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猶豫性。有鑒于此，可考慮適當延長訴訟的時效，甚至可采取侵權責任終身追究制，以`切實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采用延長訴訟時效的辦法來切實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這樣一來可能會增加相關法律機關辦案的難度和成本，但這和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切身利益及推動我國法制建設向普及化、規范化邁進的長遠利益相比其消極因素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說新世紀的到來是人類更為進步的時代，那么這其中必然包括著基于社會實質公平對弱者的傾斜性保護。這種保護不僅意味著應盡可能全面地為現實中的弱者提供暢通無阻的法律救濟途徑，而且也意味著通過法律救濟途徑，弱者能及時地獲得無論在保護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彌補其劣勢的救濟。“法的關系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對于立法者而言， 要洞察現實生活中強弱對比的變化，及時界定弱者群體的范圍，形成有效的保護措施，付諸立法實踐；對于執法者，要全面地執行法律，使弱者保護的法律規定得以實現；對于司法者，要正確把握弱者的含義，未有規定的法律漏洞，應運用公平原則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盡量維護弱者的利益。
隨著我國科學經濟日新月異的發展，我們消費領域的不斷拓寬，這就更需要我們在消費立法方面把握弱者保護原則，緊跟時代步伐，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