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角甘泉 ]——(2006-8-18) / 已閱21391次
監督與審判公正
海角甘泉
提要：確保人民法院審判公正，必須堅持憲法原則。堅持憲法原則，必須堅持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領導和落實人大對人民法院工作的監督，強化上級法院監督下級法院的審判工作，這是實現人民法院審判公正的根本保證。同時，應該逐步弱化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和媒體對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實踐憲法原則。
正文：審判機關，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通過法律適用形式解決社會糾紛的機關，審判是國家為公民之間提供不用武力解決社會糾紛的方法。法院合法、公正的審判以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共產黨作為后盾，具有顯著的強制性和終結性。追求審判公正是現實社會平衡、社會穩定的需要，是人民生活的要求，是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審判公正，其基本內涵就是要在審判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依法公平與依法正義的原則；公正的含義則包括公平、平等、正當、正義等。審判公正既要求法院的審判過程遵循平等和正當的原則，也要求法院的審判結果體現依法公平和依法正義的精神。
一個時代需要一個主題，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紀的主題就是公正與效率。要把確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為新世紀人民法院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審判工作的靈魂和生命。毫無疑問，鍥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應當成為新世紀人民法官最崇高最光榮的職責。 追求審判公正尤其是法官的神圣職責。[1]但現實社會生活中仍然存在審判不公、法官腐敗的問題。2004年，全國法院全年依法改判裁判確有錯誤的案件１６９６７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結檢察機關抗訴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抗訴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２９３０件。２００４年，全國法院有４６１人因利用審判權、執行權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違法執行、拖延辦案等嚴重違法違紀行為被查處。[2]2005年，全國法院審查申訴和申請再審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條件進入再審程序的47902件，審結46468件，改判15867件。各級人民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級檢察機關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抗訴的案件10107 件，審結9949件。其中，抗訴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2677件。全年共查處利用審判權、執行權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違法違紀人員378人，其中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66人。[3] 法院改判的案件數字說明了審判不公的現象確實存在，違紀違法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員數字說明了確實存在法官腐敗。其中，法官腐敗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因為受追究刑事責任的法官中，有法院系統中職務較高的遼寧省高院原院長田鳳歧，廣東省高院原院長麥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長吳振漢，黑龍江省高院原院長徐衍東以及廣西高院、海南高院的原副院長，武漢中院、廣州中院的原副院長等。這些數字說明了我國法院系統的審判不公、法官腐敗現象的嚴重程度。存在這些審判不公、法官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審判公正的大前提是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是不是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沒有落實造成的呢？還是由于對法院的監督，尤其是對職務較高的法官的監督不到位造成的呢？還是其他什么原因？
事實上，審判不公、法官腐敗是由于對法官審判權力監督不到位造成的。沒有監督的權力必將導致腐敗。權力的構建應該是權力機關對法院的監督，應該在于保障審判活動按照正常的軌道運行，防止法官腐敗和審判不公。 “一切有權利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4]權力易濫用，是由權力自身的兩個因素所決定，其一是國家權力的特點，即脫離社會的獨立性的普遍的強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懾一切的效果。兩者結合，使其獲得迫使全社會服從的權威；其二是國家權力不能自行運轉，必須通過具體的、生動的人來行使。盡管法官是經過培養和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但作為人都是有私心雜念的，遇上相應的氣候，私欲就會膨脹，從而將手中的審判權，變成了謀私的工具。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進行，在法院系統中，這幾年來同樣也在進行改革，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同樣是追求審判公正，但追求審判公正的途徑不同，這幾年來，我們過份的強調了“司法獨立”，并且對“司法獨立”的理解出現了超越憲法規定的“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偏差，忽視了憲法規定的監督對審判公正的作用，過份強調了在“三權分立”理念下的司法獨立，忽視了遵守憲法規定前提下的“獨立行使審判權”。在改革的過程中，未能依照憲法、法律的規定來進行，實際上一些改革的做法超越了憲法的規定，超越了法律的規定，在事實上擴大了未能受到監督的部分法官審判的自由裁量權；改變了憲法、法律規定的法律原則，從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律原則改變到以“法律事實”為依據，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法官認定事實的嚴格要求。同時，在基層法庭實行從職權主義的辦案作風轉變到當事人主義的辦案作風，這與中國目前的實際國情存在相當大的相適應的差距，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未必一下子就能在我國廣大的農村、落后地區得以相適應而得以實行。證據規則制定的一些做法與訴訟法的規定不相一致，但現實是造成了當事人和律師的不滿，造成大量信訪案件的一定原因。在法律、法規未修改之前，先行改變了法律法規的一些規定，一些做法實際上是審判權逾越了人大的立法權，違反了憲法原則。在審判實踐中，自覺不自覺的實踐了“三權分立”的司法理念，其結果，造成了一些法官權力的自我膨脹，不受監督的自以為是，忽視了監督的存在，走向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司法理念的局端，與現實的法律體系、法律制度出現了不協調的客觀現象，出現審判不公，法官腐敗的問題是難免的。
事實上，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的同時,憲法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前提是在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獨立,離開了執政黨的領導來講獨立,就是失去了權力基礎,失去了審判權的來源。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執政權力來源于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改變審判存在不公的現象，解決法官腐敗的問題，只有堅持憲法原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大的監督原則，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審判不公，法官腐敗的現象。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大監督的原則，必須正確認識、處理好共產黨的領導、人大的監督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關系。
首先，應該認識到法院是一切糾紛的最終處理機關，是公平與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審判因法官的腐敗而失去公正，人民群眾就失去了最后說理的地方，失去了對法律的信任，最終失去的則是對執政黨的信任，并進而妨礙到國家的穩定。所以，黨必須從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審判的獨立性，加強對人民法院的領導，其目的是實現法制的統一，審判的公正。逐步使黨的意志、國家的意志變為法官自覺審判公正的行動。
其次，應該認識到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是獨立履行其擔負的審判職能，并不是獨立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不獨立于國家權力機關之外。而且，獨立進行審判的是法院而不是法官，它遵循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合議制原則，不受法院以外的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再次，應該認識到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并不是說法院在行使審判權過程中可以為所欲為，不受黨對審判工作的領導和監督。現實中，有些人往往把審判獨立和堅持黨的領導對立起來，孤立、片面地認識二者的關系，錯誤地認為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獨立審判是對立的、矛盾的，沒有認識到黨的領導是法院依法獨立審判的保證，法院依法獨立審判須以堅持黨的領導為前提。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法院才能堅持正確的政治路線，才能依法行使好審判權。
一方面，應該認識到法律是黨和國家意志的體現，法院只有正確運用法律裁判案件，制裁違法行為，才能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成員都能嚴格遵守法律，使法律、黨和國家意志的體現得以順利實施，以實際行動維護和尊重黨的領導。
另一方面，法院和法官應增強黨性觀念，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審判工作中的指導地位，建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堅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牢牢占領法學輿論陣地。
要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分析社會現象和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對那些打著依法治國和“司法獨立”幌子否定黨的領導，打著司法改革旗號否定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利用審判個案炒作詆毀黨和政府形象的錯誤言行。
改變審判存在不公的現象，解決法官腐敗的問題，必須堅持憲法原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尤其必須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反對實行“三權分立”模式下的“司法獨立”，加強人大對法院工作的監督。
憲法第126條的規定并沒有將國家權力機關排除在外，而只是排除了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對法院獨立審判權的干涉。國家權力機關可以對法院進行具有法律根據的制約。這種法律制約包括領導和監督兩個方面。
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國家權力機關。它處于所有國家機構的中心地位，行使統一的國家權力。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并受它監督。因此審判機關不具有與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是處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國家權力機關按照憲法設立的行使國家審判權的特殊機構，從而必然要受國家權力機關的領導和監督。
我們不但要看到法院獨立審判權的重要性，更要看到我國憲法和法律對這一權力的法律制約和監督。
監督權是人大的重要職權之一，其主要內容是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履行職責的情況進行監督。
根據我國憲法的有關規定，人大監督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習慣上稱為法律監督、工作監督和人事監督。法律監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憲法、法律實施的具體情況進行監督，主要針對行政、審判和檢查機關作出的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國家憲法和法律進行審查和處理；工作監督指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制定規范性文件以外的所有職權進行監督；人事監督指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法院、檢察院的負責人員進行選舉和任免。可見人大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人大監督的特殊性，其崇高的地位、豐富的內容、寬泛的對象都是其他類型的監督所無法比擬的，而且，其他類型的監督本身也處于人大的監督之下，如果這些類型的監督本身就不合法，人大就應該進行更正，基于人大的特殊地位，它有權力、也有能力進行更正。人大監督應該成為最有力的監督，它應該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正由于人大監督的主要內容是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履行職責的情況進行監督，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憲法所規定和要求的，必須得到切實的貫徹。所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貫徹與否當然成為人大監督的內容之一。人大監督不應阻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相反應該保障、促進“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一府兩院”及其工作人員必須認真行使職權，按照憲法和法律規范辦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一府兩院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彈劾和糾正，當然也應該對其實施的違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的行為進行監督、彈劾和糾正。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擁有的監督權應該發揮保障審判獨立的功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人大的職權有待進一步完善，人大監督的力度也應該不斷加強。從我國的權力構建中可以看出，權力機關對法院的監督在于保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按照正常的軌道運行，防止法官腐敗和審判不公。權力機關對法院監督，就是促進審判公正，這也是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價值是一致的。權力機關依照憲法，通過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及其產生的審判人員實施檢查、調查、評價等監督活動，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樹立權威性，保證法院能夠正常運行發揮著積極的作用。雖然從表面上看，權力監督使審判的權威受到一定影響，但由于糾正冤假錯案，實現社會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這樣做的結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對法院的信心和信任，最終會增強法院審判的權威性。至于打著監督的旗號，干著干擾法院審判的非法監督，是與權力監督的本意相悖的，應另當別論，人民法院應理直氣壯的予以抵制。雖然權力監督的唯一目的是促進審判公正，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大監督只是促進審判公正的一種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為審判公正最根本的依托還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個監督者，只要它擁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響力，同樣就有產生腐敗的可能性，就有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性。同時，由于權力機關受專業知識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導致人大監督是不徹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監督制約力量存在訴訟和審判過程中，應當充分發揮上下級法院的監督和法院內部監督機制，而不是僅靠外部的監督機制來消除法官腐敗的問題。我國的法制環境不理想，法制建設不完善的情況下，人大機關如果正當行使監督權力，不僅不會損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相反，可利用其權力機關的特殊地位，矯正妨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違法行為，為審判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加強黨的領導、人大的監督，堅持憲法原則的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應該逐步弱化檢察的監督、新聞媒體等的監督。檢察的監督、新聞媒體等的監督在一定的程度上與憲法規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原則不相一致，憲法雖然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但不等于是“審判機關”的“監督機關”。憲法只是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故檢察機關受理抗訴范圍，應僅為法官腐敗貪贓枉法和國家財產受到侵害時代表國家主張的案件。弱化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帶來的當事人之間的不平等性。實現法官之上沒有“法官”，在全社會樹立法律的權威、法官審判權威的社會體系。“我國憲法和法律確立的人民法院的審判體制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土壤的，總體上看，現有的人民法院的審判體制沒有什么大的弊端，符合中國的實際，還沒有到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人民法院審判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特別是司法腐敗等問題，根本上取決于法院的內因，主要是由于法院以及法官自身的工作、自身的建設出了問題，而不是審判體制‘惹的禍’。”[5]故在弱化檢察機關監督，媒體監督的同時，應該強化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而不是把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改變為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領導關系，逐步加強法院自身內部的監督。只有加強法院內部自身的監督才能使黨的監督，人大的監督落到實處。
在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監督不斷取得進展的同時，審判工作監督中還存在不少問題。一、上級法院二審監督不夠有力。有的上級法院不能堅持原則，沒有履行好二審監督職責，對確有問題的一審裁判該改判的沒有改判。有的二審案件沒有依法開庭審理。二、申訴無序影響終審制度的有效性，使法律關系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申訴再審制度對于糾正錯判、誤判，實現司法公正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審判必須有一個終結，再審也不能沒有必要的限制。實踐中對不應再審改判的案件反復申訴、反復再審的情況屢見不鮮，一個案件經過七、八次甚至十多次判決的情況時有所見。一方當事人息訴，另一方當事人又申訴，“按下葫蘆起來瓢”，不僅使當事人陷于訟累，法律關系也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三、少數法院不夠重視人民群眾的涉訴信訪辦理工作。由于種種原因，在一些法院立案再審的案件中，人民群眾通過信訪申訴渠道反映的案件所占比例不高。此外，由于信訪數量非常大，人手不足，無法對每一起信訪進行認真的審查，致使一部分確有冤情或合理要求的案件未能及時發現并進入再審程序，導致大量的重復上訪，耗費司法資源，影響了對下級法院的有效監督。四、一些法院自身監督中存在把關不嚴、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有的院長、庭長不全面了解案件情況，審核裁判文書把關不嚴，致使案件裁判出現問題。有的法院內部審判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審判流程管理流于形式，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6] 加強法院的內部監督，必須進一步提高對審判工作監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進一步增強上級法院的監督能力,提高監督水平;加強涉訴信訪工作力度,疏通監督渠道;積極穩妥推進法院司法改革,建立審判工作監督長效機制;積極穩妥推進法院司法改革,建立審判工作監督長效機制;進一步落實公開審判制度,更好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進一步落實公開審判制度,更好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制定和修改有關法律。 改革和完善法官業績評定辦法,客觀分析案件被改判或發回重審的原因,防止單純以發回重審或改判與否作為衡量審判質量的標準。嚴格禁止下級法院就案件事實證據問題進行請示,避免影響上級法院的依法監督。 建立審判活動的有效“隔離帶”,防止人情、關系、金錢等因素對審判工作的干擾。完善人民法院接受權力機關監督的方式、程序,健全接受人大代表的批評建議制度。 實現審判的全過程公開,做到立案公開、庭審公開、裁判公開、執行公開。加強對審理過程中出現程序違法，可能導致錯判的案件的監督。建立對審判活動全程監督制度，把監督的重點由事后監督轉到事前、事中監督。加強對審判活動的全程監督，尤其是注重對事前和事中監督，將錯誤裁判防患于未然，把發生錯誤裁判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對案件的審理活動應當從立案、審前準備到庭審，嚴格地按照審判流程進行監督。在事后監督中，應當從實體到程序全方位監督。對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在進行監督時，不僅要對實體問題進行審查，同時，還要對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有無違反程序法的情形進行審查。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證，而實體公正是審判公正的最終目的。要糾正那種只對實體錯誤的案件進行糾正而對程序錯誤的案件不進行處理的錯誤傾向，對程序錯誤但實體沒有錯誤的案件，對審判人員也要追究責任。加強審判監督庭的職能，同時轉變審判監督庭的工作重點。目前在法院內部監督機制中，審判監督庭的主要職能是糾正錯誤的生效裁決。應當讓審判監督庭從主要是糾正錯案，變成法院內部的一個專門行使監督職能的部門，從案件的立案、審理到裁判各個環節，在不干預正常審理的前提下對案件的審理活動進行全程監督，擴大審判監督庭的權力，承擔更多的監督職能。加強監督的權威性。監督的權威性是建立在嚴格的責任追究的基礎上的。要使監督真正見到實效，就必須加強對違法審判人員的責任追究。審判人員權力的擴大必須以相應的責任作為條件，對監督中發現問題的案件，不僅對案件本身要按照程序進行糾正，而且對有違法審判行為的審判人員要嚴格追究個人責任。要制定明確的量化的承擔責任的具體標準，使責任追究有據可依，同時，還要把監督結果和審判人員的考核、獎懲、提拔、晉升相聯系，真正做到違法必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落實法院內部的監督，強化“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的憲法原則，確保人民法院公正審判的實現。
[1]. 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在新世紀的獻辭,2000年1月1日，人民法院報。
[2].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200年3月9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3].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2006年3月11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4].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第154頁。
[5].劉松山：“再論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非”，載《法學》2006年第1期。
[6].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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