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佳維 ]——(2006-9-9) / 已閱14742次
淺談“嚴打”
嚴佳維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鄉江蘇省某縣級市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嚴打”斗爭。“嚴打”尾期我參加了全市公開審判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公檢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各單位的代表還有各鄉鎮各社區的居民代表。看著一個個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臺上，經過法院院長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為罪犯，在武警的一聲喝令下，他們立刻被按倒跪在臺上并被五花大綁后拉上卡車游街去了，在場的群眾們無不拍手稱快，盡管我對當時宣判過程中對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細節上頗有微詞，可在坐在身邊的當地刑庭庭長的教導下：“他們是罪有應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這樣的觀念。
然而通過近一段時間法學專業的學習，我逐漸對“嚴打”這一名詞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接下來我就談談我對“嚴打”的理解和認識。
“嚴打”顧名思義，是指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包括實體與程序兩個方面。“依法”是前提，“從重”是指刑事實體而言的，即對特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對嚴厲的制裁。狹義地講，“嚴打”的對象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廣義地講，“嚴打”的對象是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分子。“從重”處罰體現在立法、司法兩個方面。“從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現為簡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現為加快辦案速度。
“嚴打”政策是在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學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在上世紀80年代初由國家制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嚴打”的提出是由當時一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可否認“嚴打”方針自1983年開始執行20余年來，在打擊嚴重刑事犯罪、保護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嚴打” 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引起了不少爭議，并由此引起了人們對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關于“嚴打”是否有違依法治國原則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嚴打”作為一種人民民主專政手段，是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階段性的政策，難免會造成司法人員在辦案時一會依政策一會依法律的局面，這是與依法治國的原則有沖突的，并且在“嚴打”過程中體現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現代社會法治建設要求的。我個人也偏向于這種觀點，我國的“嚴打”本身沒有什么不妥，但現實中它是建立在一種人治的基礎上的，這種人治也許在一段時期內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壞了法治的基礎，蔑視了法律和程序，其對法制建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將是深遠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會得不償失。所以，我反對人治型的“嚴打”，提倡法治型的“嚴打”。
其次談的是“嚴打”的對象問題，如前所述 “嚴打”的對象只能是嚴重的刑事犯罪，實際上我國的幾次大規模的“嚴打”都明確規定了范圍，而在實際情況中均存在著“嚴打”變成“濫打”的現象，有些地區“嚴打”斗爭一開展，不僅各種犯罪行為都在“嚴打”之列，還將賣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嚴打的范圍，這樣的做法不但有違嚴打的目的，還浪費了相當多的資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關于“從重”的問題，“嚴打”中的“從重”，意味著在嚴打期間，對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從嚴掌握，定罪時表現為刑法的擴張，即指在罪與罪模糊的情況下，應認定構成犯罪；在適用刑罰時較一般情況下給以較重的處罰。可以說沒有“從重”，也就沒有所謂的“嚴打”了。但是對于“從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司法中都存在較多的問題。
不少學者認為，“嚴打”中的“從重”有違刑法中規定的罪行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嚴打”對“從重”并未明確界定，沒有一定的標準，這就易使得審判人員因“嚴打”而“從重”，罪輕罪重一律從重處罰，出現了司法隨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我認為在理論上“嚴打”所要求的“從重”并不違背這兩個原則，一是“從重”不是沒有限制的“從重”，依法是其底線，對于罪之法定談不上“從重”，因為“從重”只針對已定之罪，對于刑之法定，“從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內進行的，所以“從重”不違背罪行法定原則。二來嚴打中的“從重”是結合一些形勢影響對社會危害性的評價所確定的，對于特定犯罪只有從重打擊，才能維持一定形勢下的社會秩序，所以理論上“從重”也不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
當然在司法實踐上的確對“從重”存在著不少誤區，如將“從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義，這是相當有害的，“從重”的重只是相對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當然與剝削階級主張的用來鎮壓勞動人民的重刑主義更是有別；如一律頂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圍內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處，“從重”只是于一般情況下判處較重的刑罰，但決不是一律的頂格判刑，否則就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又如數罪并罰時提高刑罰幅度，有些地方不嚴格執行數罪并罰原則，而是采取“大概齊”，不適當地提高刑罰幅度……這些做法明顯是曲解了“從重”，應該盡快加以改正。
此外，“嚴打”中的“從快”問題也值得我們關注，所謂“從快”，指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快審快判，以突出刑罰的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時和迅速兩個方面。在司法中同樣存在著“從快”的問題：一是違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門在實踐過程中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如為了盡快破案，使用刑訊逼供，縮減必要的程序，剝奪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辦案數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視辦案質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會導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機關在沒有把犯罪事實查清或證據不明確、不充分的情況下為了“從快”就把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等，這顯然是不允許的。而且一味求快所體現的一些司法機關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們反省。
最后我想談的是“嚴打”的效果問題，誠然我國三次全國性的“嚴打”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但是就整體而言，放在這2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來看，“嚴打”非但沒有使社會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趨勢，這不但與上述的問題有關，顯然也與“嚴打”過程中采取的策略過于單一和滯后有關，我國的“嚴打”幾乎都采取放長戰線，撒網捕魚的策略，即在相對集中的一段時間內，組織大批警力搞統一行動、專項斗爭，然而打擊的目標并不明確，抓到打擊目標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嚴打”的大致時間規律，故可以輕松地逃避“嚴打”的打擊，甚至一些犯罪分子產生了“抗藥性”在“嚴打”期間也會頂風作案。很顯然這種單純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財力靠長時間打疲勞戰的打擊方法并沒有很大實效，得不償失，并且也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基層公安機關的正常工作和職能的發揮。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現時的“嚴打”注重打擊遠甚于預防，如有些機關為了擴大“嚴打”的戰果，采取“蓄水養魚”的辦法（即將平日該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邊，等到統一行動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分明是與“嚴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極有可能會導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時抓捕而逃脫法網的嚴重后果。
總而言之，我國的“嚴打”在理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大問題，但在具體司法實踐過程中暴露出相當多且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亟需解決，否則“嚴打”必將因矛盾沖突重重而逐漸被取消。我們應牢記鄧小平同志說過的話：“解決刑事犯罪問題，是長期斗爭，需要從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們要讓“嚴打”在現在的社會發揮以往的功效，必須與時俱進做出相應的改革，比如說增強國人法律意識；轉變觀念，樹立以防為主的思想；堅持露頭就打的方針，及時有效地打擊犯罪；大力整頓司法機關的工作作風和加強司法人員的法律學習；提高司法監督力度，重視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當然我們應認識到，就解決長期社會治安問題而言，僅僅依靠幾次“嚴打”是不夠的，我們關鍵是要把握嚴打的精神實質即嚴格執法，雄關漫道真如鐵，“嚴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嚴打”之路，這樣方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