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旭 ]——(2006-9-26) / 已閱35703次
論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
張旭
摘要：物證技術伴隨著刑法的產生而產生，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得以發展。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有著淵源的歷史，其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西周時期，該階段是物證技術的萌芽階段；第二個階段從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朝，是物證技術的形成階段；第三個階段為漢朝到唐朝，此為發展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宋朝，這是物證技術的鼎盛階段；第五個階段歷經元明清三朝，是物證技術的衰弱階段。
關鍵詞： 中國古代 物證技術 法醫學
中國古代物證技術在世界物證技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簡要探討中國物證技術發展的歷史。
一， 萌芽階段：西周
西周時期是我國物證技術的萌芽時期。周統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思想，主張以德為住，慎重刑罰。此種慎重刑罰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審判者對案件審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證據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時，物證已經訴訟活動中得以應用：
《周禮》中便有關于物證的記載：周朝的“司厲”專門“掌盜賊之任器貨賄”。任器，即殺傷人的兇器；貨賄，即所盜財物。在馮文堯1948年編著的《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中關于指紋在東方演進史中提到過一件事：英國有一個探險家斯單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發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據，是一個中國人與當時的東土耳其斯坦人簽定的。其借據的末一段寫著：“對上述雙方均認為公正，同意，為證明起見，由雙方捺印為憑。”在字據之下捺有兩枚指印。同時債務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說明騎卅五歲，女十五歲字樣。可見那時候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指紋這種司法物證來代表一個特定的人。此時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經發展的比較完備，當時審判訴訟提起之后，也有一個偵查階段，進行必要的調查和檢驗，其中涉及到相應得物證技術的應用。1〕據《禮記•月令•孟秋之月》中記載：“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據漢人蔡邕對此的解釋：“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而“瞻焉、察焉、視焉、審焉，即后世檢驗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漸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約用來規范此類買賣、租賃等民事行為，主要分為買賣契約和債務契約。買賣契約包括 “質”、“劑”，債務契約包括“判書”、“傅別”。債務契約寫明債的標的、返還期限以及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等。契約書于木簡或竹簡上，完成后從中剖分為二，債權人與官府各執一份。一旦因債權、債務關系而發生糾紛，債權人必須出示契約的一半，與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債務契約不僅是官府是否受理債務訴訟的前提條件，也是官府處理債務糾紛、作出判決的主要依據。“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聽稱責以傅別”。契約的出現以及在訴訟中的大量應用，說明了當時司法審判者對證據有了新的要求。對證據的規范化，是物證技術產生的前提，物證技術也在司法審判工作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
二， 形成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時，出現了限制刑訊逼供原則。秦朝的司法實踐中，雖然允許刑訊逼供，但同時附有限制條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觀惡性相當大的時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訊逼供原則的出現， 使得口供的獲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審判者自然把證據的中心適當地轉向物證的提取，物證技術也因此得到發展。
大量史料記載表明，早在先秦時期以法醫學檢驗為核心的司法鑒定就在審判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將傷害案件中對被害人的傷勢檢驗，作為正確定罪量刑、保證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夢睡虎地發掘的秦墓竹簡，從這些竹簡中可以發現，那時已經有了專門從事法醫工作的人員，他們是令史、醫生和隸妾。“爰書：某亭求盜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賊死、結發、不知何男子一人，來告。即令令史某往診’.”〔3 p.264〕“癘爰書：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來詣’。訊丙，辭曰：‘以三風時病？，眉突，不知其何病，無他坐。’。令醫丁診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對一起因斗歐引起的流產案件，通過對可以的血塊是否胎兒進行鑒定的記載，詳細介紹了對胎兒的檢驗程序和認定方法。“爰書：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懷子六月矣，自晝與同里大女子丙斗，甲與丙相捽 ，丙僨？甲。里人公士丁救，別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變出。令甲裹把子來詣自告。’……丞乙爰書：令令史某、隸臣某診甲所詣子。” 〔3 p.274〕
在尸體檢驗方面，對“賊殺”（他殺）和“經死”（縊死）的現場尸體檢驗實例的記載，描述了損傷性狀及兇器的推定等問題。特別是在縊死案件中，通過尸體索溝性狀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縊死與死后再縊的區別。其中關于對縊死案件檢驗方法的記載尤為詳細：
診必先謹審其跡（仔細觀察痕跡）。當獨抵尸所（停尸現場），即視索終（檢查系繩的地方），終所黨有通跡（如有系繩的痕跡），乃視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頭足去終所及地個幾何（頭足離系繩處及地面各有多遠），遺矢溺不也（有無屎尿流出）。乃解索，視口鼻渭然不也（有無嘆氣的樣子），乃視索跡之狀（查看索溝痕跡淤血的情況），道索終所試脫頭（試驗尸體的頭部是否能從系繩處脫出），能脫，乃口其衣（解開衣服），盡視其身、頭發中幾篡（仔細查看全身、頭發內以及會陰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跡不郁，索終急不能脫，口死難審也（不能確定是縊死）。〔3 p.268〕
秦朝在現場勘驗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診式》就有關于絲毫、足跡、工具痕跡的詳細記載。其中《穴盜》篇中詳細記錄了一起挖洞行竊的現場情況，具體地記錄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寬刃的鑿，鑿的痕跡寬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處。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處，長1尺2寸。履印前部花紋密，長4寸；中部花紋稀，長5寸；跟部花紋密，長3寸。履印象是舊履。” 〔4〕 由此推斷，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對指紋、工具痕跡、足跡以及其他痕跡（如膝部痕跡）已經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尋找犯罪嫌疑人時已經把他作為重要證據之一。
秦朝時期，法醫文書也已初具模型。《云夢秦簡》中有記載：“爰書：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蝶背”。〔3 p.276〕由上可見，秦朝時期在審理案件時，已經相當注重和廣泛使用各種司法物證，物證技術自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三， 發展階段：漢——唐
1、 漢朝
漢朝司法制度中對物證技術的發展有極大影響的是“春秋決獄”，以儒家的倫理規則中的“好”、“壞”來確定罪的有無、刑罰的輕重，在司法實踐中很容易把主觀歸罪推向極端，勢必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同時過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觀的好壞，對物證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當然，其間也并非毫無發展，東漢時期，我國第一部傳記體斷代史《漢書•薛宣傳》有記“疻”“痏”（歐傷為疻，歐人成創為痏）等名詞，“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均”。東漢著作家應邵在《漢書集解》注：“以手杖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清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從這一檢驗律中，可見當時簡單的法醫檢驗初步方法已經成為物證技術的主要形式。〔1〕
2、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活動頻繁，律學思想活躍，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物證技術的發展。該時期，皇帝頻繁、直接地干預和參與司法審判，還形成了死刑復核制度，加強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訴訟活動更加規范化，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到三國時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漸完備，司法物證檢驗對象也在不斷擴大。其中，鄭克著的《折獄龜鑒》記中有一個“燒豬驗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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