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振輝 ]——(2006-10-5) / 已閱31232次
現代環境法治的倫理構建
屈振輝
【摘 要】環境德治對環境法治具有重大的補足作用。本文在分析現行環境法治的倫理缺失的基礎上，從倫理學的視角提出了促進現代環境法治實現的若干途徑，并提出應當將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諧確立為現代環境法治的最終目標，以期能為中國的環境法制建設貢獻綿薄之力。
【關鍵詞】環境德治 環境法治 倫理缺失 實現途徑 雙重和諧
法治本是法學領域里經久不息的話題，但人們在探討法治時又常常涉及倫理道德問題。就法治最初的涵義而言，其中就已包含了倫理道德的意涵：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1]”。即法治是“普遍守法”和“遵守良法”結合。“良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內含著平等、正義、自由等道德價值的法律”，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法治本身就蘊含了道德的追求[2]”。環境法治作為抽象法治理念在環境法領域內的具體化，亦不可避免地與倫理道德問題具有某些相關性。特別是現代環境法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與環境倫理之間發生了密切的源流關系，環境法治問題因此也帶上了更為濃厚的倫理道德色彩。“環境倫理乃是環境法治的基礎，是環境法治的價值內核[3]”。在法學界高度關注環境法治的同時，倫理學界也提出了環境德治的問題。“德治與法治的內在聯系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意義重大，但這不僅在于德治與法治的共存，也在于德治對法治的重大補足作用[4]”。本文從環境德治對環境法治的補足作用入手，在分析現行環境法治的倫理缺失的基礎上，從倫理學的視角提出了促進現代環境法治實現的若干途徑，并提出應當將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諧確立為現代環境法治的最終目標，以期能為中國的環境法制建設貢獻綿薄之力。
一、現代環境問題的法治與德治
法治和德治是眾多社會治理模式中最為基本的兩種方式。然而在解決作為社會問題的環境問題時，人們卻非常注重前者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其實，依法治理環境問題存在著諸多局限，而這些局限恰能通過環境德治加以彌補，因而在日益注重環境法制建設的今天，環境德治也同樣不可或缺。理想的環境問題治理模式應當是“德法同治”。
（一）依法治理環境問題的局限性
不可否認，法律的確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里最為權威的社會控制手段。但法律不是萬能的，它仍然存在著諸多局限，這些局限在環境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廣泛性是環境法的一個突出特點[5]”，它突出表現在保護對象、調整范圍和涉及主體等方面；而法對社會生活的涵概性和適應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環境法再完備也不可能將社會中與環境有關的所有問題一概無余。再如“環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突出特征，即較多地運用科學技術手段來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6]”，這就對環境法的實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其實施所需人員、精神和物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環境法的作用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的。更何況無論是就世界還是就中國而言，環境法都屬于不甚發達、完善的新興法律部門。這就決定了僅靠環境法解決環境問題是極不現實的，環境法治的局限需要其它社會調整方式來彌補。
（二）環境問題同樣需要以德治理
環境問題的實質是倫理問題，它實際上是人際利益沖突與矛盾在人與自然領域里的體現。“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和利益的關系問題[7]”，利益是道德的產生根源與存在基礎。當今的環境問題之所以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人甚至整個人類為謀求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犧牲后代人、其它非人類存在物甚至整個自然及的利益。而環境倫理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勸導人們愛護自然、保護環境，其目的在于以非強制手段規范人之行為并進而平衡環境利益。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方式而非調惟一方式，它的不足必然由其它社會調整方式補足。概括言之，環境倫理對環境法的補足作用主要體現在節約環境治理的成本，以自律方式實現環境道德的約束、調節和激勵功能以及環境道德的可普遍化等三方面[8]。環境倫理與環境法之間并非僅是互補關系，在后者許多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可時常見到前者的身影。由此可見，環境倫理是比環境法更為重要的環境治理手段，盡管它也存在著種種缺陷與不足。
（三）德法合治：理想治理的模式
環境問題的涉及面甚廣且極其復雜，僅單靠環境倫理抑或是環境法往往難以奏效。既然環境法治與環境德治都是不完整的，那么只能將其結合起來進行“德法合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有理論淵源又有現實依據。龐德認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實現社會控制的三大手段，即使法律已成為了現代社會首要且最終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但它仍離不開其它手段的支持。“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9]”。但“德治與法治的結合，不僅是因為道德與法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會生活的現實基礎[10]”。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意文化的發達使得人們選擇了以法治為主的社會治理模式，但“選擇法治作為我國的基本社會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標的作用，而加強良好道德對社會的引導和調節作用，進一步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增強人們的守法意識，提高人們維護社會秩序的自覺性，才是社會治理的根本”，“法德并舉的社會控制模式才是我國社會控制模式的最佳選擇[11]”。況且，環境倫理與環境法存在著天然的血脈聯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更凸現了其重要性。
二、現行環境法治中的倫理缺失
道德是法律的靈魂，法律必須體現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應當具有道德性。任何被稱之為“良法”的法律都必須具有豐富的道德內涵，道德內容是為任何被稱之為“良法”的法律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12]”。在此筆者將研究的視野集中于現行法領域，試圖找出其中的某些缺失以為今后的環境法制改革尋找方向。
（一）重技術規范，輕倫理規范
法律規范從社會學角度劃分主要包括倫理性規范和技術性規范兩大類。倫理性規范“憑社會主體的簡單常識和倫理判斷就可確定其行為性質，而并不需要當事人必須有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能力[13]”，而技術性規范卻恰好與之相反。環境法是法與自然科學特別是環境科學交叉重疊的產物，“是一般法律規范和法律化的科學技術規范的綜合體[14]”，其間包含了大量反映生態規律要求的技術性規范。環境法中的技術性規范主要表現在“由有關的國家機關頒布各種環境標準和其它技術性規程”，“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技術要求”，“在法律、法規中列出專門條款，對技術名詞、術語進行法定解釋”和“利用法律法規附件的形式規定技術要求”等方面[15]。綜觀我國現行的環境法律，“大多是對開發和利用自然環境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規定[16]”，這些規定大多是技術性的而非倫理性的。倫理性規范的缺失使得現行環境法難以為普通民眾所接受，從而增加環境守法和環境執法的難度，規避、抗拒環境執法的現象之所以在我國時有發生恐怕與此不無關系。
（二）重部門利益，輕社會利益
爭奪部門利益是加劇我國環境問題的人為瓶頸，它既是法律問題也是道德問題。作為環境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在“立法上采取的‘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導致了在環境與自然資源立法中對法律條文的規定過于原則和抽象[17]”，用于具體操作的單行法律、法規制定權被交給了各部門。這原本是基于環境問題特殊性的考慮，但利益的存在使得各部門在立法中對涉及自身利益的，要么爭相規定、要么回避規定，不僅造成整個環境立法的狀況混亂與資源浪費，而且由于其互相矛盾的規定，造成實際操作中的困難重重；各部門在環境執法中，在利益驅使下，無限制地從抽象規則中推導出與己有利的具體規范，隨心所欲地選擇任意性規范，甚至對有的規定秘而不宣，故布陷阱[18]。這種局面的出現主要是各部門高度重視自身利益、輕視甚至忽視社會利益的結果。然而遺憾的是，法律上的這種不足并沒有得到道德上的補足。我國環境保護部門的執法道德問題至今仍令人堪憂，由于管理體制的問題甚至可能還沒到達一般部門的普遍水平。究其根本原因，這恐怕不僅是行政道德缺失所致，更是環境道德缺失所致。
（三）重法律強制，輕道德自律
不可否認，依靠外在強制抑或是內在自律的確是德治與法治的區別，但這并不意味著德治對強制的放棄，更不意味著法治對自律的排除。“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團的成員從信念上接受并在行為中體現法律所表達的價值。人們效忠規則是因為規則能夠表達人們參與其中的共同目的，而不是靠強制實施所必然伴隨的威脅[19]”。強制的存在是法律得以實施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唯一原因，在強制被排除的大多數情形下，法律得以實施主要是源于人們對法律的尊重與信仰。尊重與信仰法律是法治與德治的共同要求，法治的實現離不開道德的支撐。就現狀而言，我國環境法的實施主要是依靠環境法中的強制規定和行使環境行政權。這不僅徒增了環境法的實施成本，更容易引起了人們的抵觸與反感情緒，從而給環境法治的實現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強調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強制是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特征，但我國環境法在實施過程中卻并未重視環境道德的教化作用。其實中華傳統文化中并不乏豐富而深邃的環境倫理思想[20]，西方環境倫理思想也并非在中國沒有得以傳播，關鍵是我們沒有將環境道德教化與推行環境法很好的結合起來。
三、現代環境法治的倫理實現
法治是當代中國的治國理想。法治蘊涵著人類對普遍的倫理理念價值與終極關懷目的之追求，它不僅僅是冷冰冰的規則體系與制度的客觀組合，而且還包容了人類在認識與改造主客觀世界過程中對自身生活目的和價值理想的情愫記載。法治是極富倫理意涵和充滿道德意蘊的概念，在法治構建中不可能也不應當排斥倫理道德的內容。
（一）促進環境法律的倫理化
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是研究道德與法律互動關系的兩大視角，前者主要是指將道德理念、道德規范和道德規則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后者主要是指對既存的法律加以倫理化的改造使之更富有倫理性。道德法律化是自然發生的客觀歷史進程，而法律道德化則必須通過人的主觀意志加工，因而后者較之前者具有更高的層次。針對我國環境法存在的現實問題，對后者展開研究更有實際意義。實現環境法治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套體現環境正義，符合環境道德和生態倫理的，正確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能夠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旨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環境法律[21]”，而我國現行的環境法似乎并未體現環境法治的上述要求。“環境法的困惑在于缺乏環境倫理的內部支持[22]”。環境法律的倫理化是使環境法內化為更高的倫理權利與義務的過程，是使環境法得以被社會主體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過程。就其實質而言，環境法律的倫理化是將人類的環境倫理理念內化為環境法的精神追求，從而使之更加注重人文關懷且更富人性化。
（二）執法司法注重道德考慮
由于我國的環境保護主要依靠行政機關進行，執法因此成為了環境法實施領域里的關鍵問題，對此有學者將其系統的歸納為依據、環境、體制和監督機制等方面[23]。這些固然是造成環境執法不力的原因，但其間的道德缺失問題也不應為人們所忽略。環境執法領域里的道德缺失主要針對執法人員而言，既包括作為其職業道德的執法道德的缺失，也包括作為其個人道德的環境道德的缺失。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了環境司法領域里。盡管“由于環境法是近30年發展起來的新興法律部門，司法處理的環境案件數量很少，對保證和改善環境質量的作用十分有限[24]”，但從西方經驗和世界潮流來看，司法在環境糾紛解決領域大有替代執法的趨勢。這對司法人員不僅提出了環境法律知識上的高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司法道德和環境道德上的高要求。要扭轉環境執法不力的局面，加大環境司法處斷的力度，對有關人員除要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外，還必須加強環境道德教育。就我國的現狀而言，環境執、司法人員基本上未接受過正規、系統的環境道德教育，因而環境道德意識極為淡薄。私德的欠缺很難保證公德的健全，加強環境道德教育勢在必行！
（三）普法工作道德教化并重
環境意識在環境法的實施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25]。但令人遺憾的是，當代中國民眾的環境意識并不發達，他們普遍漠視環境問題、環境科學知識貧乏且消極對待環境保護活動，這給我國環境法的實施帶來了諸多困難。“目前中國在環境保護上的最大障礙，是全民的環境意識還不夠高……我們存在的一切問題都與此有關[26]”。要改變我國環境保護的現狀，必須將普及環境法律知識同進行環境道德教化結合起來。由于環境法具有技術性等特點，為人們所接受的難度較大，普及起來較為困難；而環境道德與現實生活更為貼近，為人們所接受的難度較小，普及起來較為容易。普及環境道德是實現環境德治的要件。“以德治環境，首先，是通過生態倫理道德教育……使人們接受并樹立起人與大自然高度和諧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觀，把是否有利于人類群體和個體的生存與發展,作為自身和他人行為善、惡的評判標準，并用以規范自己的行為”，“通過生態倫理道德教化和公民的主觀道德評價，強化其內心信念，使熱愛和保護環境成為公民的一種內心的自覺的活動[27]”。道德為法律的先導，普及環境道德應當成為普及環境法的基礎。
四、和諧：現代環境法治的目標
法的價值取向因法的部門不同而有所差異，法治的目標也因法的部門不同而有所側重。筆者認為現代環境法治的具體目標應當是和諧，但這種和諧并非僅是指人與人在環境問題上的和諧，而且還包括人與自然在環境問題上的和諧。通過法治促進人際以及人與自然的雙重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環境法治應當追求的價值目標。“環境法以實現雙重和諧的發展機制為最終關懷，和諧必然會成為整個環境法的主導精神[28]”。然而這種雙重和諧卻不能單純只依靠法律實現，道德特別是環境倫理在其中也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以追求人與自然、社會和諧為主題的生活方式也應當是生態倫理學在當代中國向人們傳播的生活理念[29]”。環境倫理在中國的日益普及將加深民眾對人與自然和諧的理解程度，從而進一步推進環境法治向縱深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環境法治的構建應當德法并舉，將環境道德建設置于與環境法制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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