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亞芹 ]——(2006-10-21) / 已閱18661次
淺析英美法系的經濟脅迫制度
——兼論我國《合同法》建立經濟脅迫制度的必要性
費亞芹 樊曉周
摘要：在《合同法》中, 脅迫是影響合同效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國都普遍認可這一事實。但是對于脅迫的具體類型，各國的法律規定有別，在英美法系國家，除了人身脅迫、貨物脅迫之外，還有經濟脅迫，而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無關于此制度的規定。然而在法律實踐中,合同一方當事人經常會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對對方進行脅迫，使對方違背其真實的意思表示而與之簽訂合同。所以,有必要對經濟脅迫制度的涵義、歷史沿革、認定與后果等進行介紹,進而探討在我國建立經濟脅迫制度的意義。
關鍵詞：經濟脅迫；英美法系；衡平法
各國合同法都把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作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意思表示不真實或有瑕疵,就會影響合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脅迫是導致合同可撤銷、可變更的因素之一。脅迫一般包括人身脅迫、貨物脅迫，而英美法系國家把經濟脅迫也作為脅迫的一種類型，作為影響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我國1999年修訂實施的《合同法》沒有經濟脅迫的相關規定。然而在現今相對文明及法治的社會中，民商事活動中以暴力脅迫和貨物脅迫訂約的例子越來越少，當前訂約中出現的脅迫絕大多數都是經濟脅迫，筆者認為,經濟脅迫制度有其獨特的功能和價值。本文僅就英美法系中的經濟脅迫做一粗淺探討。
一、 經濟脅迫制度的概念及其歷史沿革
所謂經濟脅迫(Economic Duress) ,是指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 濫用其優勢地位以及相對方的需要，以暴力強迫以外的方式迫使合同相對方接受合同條件,致使受到脅迫的合同另一方當事人未能按照其真實的意愿決定是否訂立合同以及怎樣訂立合同的情形。從經濟損失的角度比較，經濟脅迫的后果往往比一般脅迫的后果嚴重。
經濟脅迫制度是由普通法(Law of Common)發展而來。最初英美普通法在契約方面有一個相當粗糙而沒有充分發展的承諾瑕疵理論,其中關于脅迫的概念,是狹義的，僅指一些相當極端的肉體上的脅迫,即僅限于一方向另一方施加暴力、監禁或者恐嚇施加暴力、監禁，另外，《牛津法律大辭典》給脅迫的定義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以強迫或實際上正在強迫他人實施某種特定行為。”[1]從上述對脅迫的界定上可以看出，早期的脅迫概念中不包括精神上的強制，即對于經濟脅迫、精神脅迫、道義脅迫以及其他性質的脅迫等使用非暴力的方法,誘使對方締結合同的情形,則不能引用強暴脅迫得到救濟。
隨著經濟交往活動的頻繁以及社會文明的進一步發展，民商事活動中以暴力脅迫訂約的情況越來越少，脅迫的類型也隨之發生變化，呈現出多樣性。為了維持市場秩序、彰顯公平正義，普通法在發展過程逐步擴大了脅迫的范圍。到了18世紀，普通法通過判例確立的原則，將脅迫的內涵擴充至“貨物脅迫（Duress of Goods），貨物脅迫表現為對受害方的財產不當的留滯，即一方威脅扣押或拒絕提供另一方依合同有權享有的東西，另一方除了答應前者的要求外別無合理的選擇余地。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契約自由原則逐漸衰落；另一方面，定式合同大量出現，由此，出現了合同當事一方濫用其優勢地位以及相對方的需要，以暴力強迫以外的方式迫使合同相對方接受合同條件的情形，也就是今天被英美法系國家廣泛接受的“經濟脅迫”（economic duress），經濟脅迫也被稱為“商業強制”（business compulsion），這種形式的脅迫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危害了交易安全，與現代市場經濟理念背道而馳。經濟脅迫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今天，在英美法系國家，經濟脅迫已成為重要問題并形成了固定的判例規則。
綜上，在普通法上，脅迫的含義從起初僅指對人身的脅迫，后擴展到貨物脅迫，最后納入了經濟脅迫。
二、 對經濟脅迫的認定及其后果
近二十年來，經濟脅迫逐漸發展為一項獨立的普通法規則。根據普通法規則，構成經濟脅迫必須符合兩項要件：
(1)必須存在某種壓制或支配了受害方當事人意志的經濟事實，并因此破壞了當事人之間的協議性質；
(2)這種壓力必須是不合法的，甚至是違法的。“英國的Scarman勛爵對此的分析是：脅迫的非法性具有以下兩點要素：1.足以強迫改變受害方意愿的脅迫行為；2.脅迫行為本身具有非法性。香港的楊良宜先生在此基礎上，又加了一條,即被脅迫方除了屈從同意，別無其他合理的選擇。”[2]
根據現有判例規則，經濟脅迫的形式主要包括：（1）直接施加經濟壓力；（２）以口頭形式威脅將要施加壓力；（３）以違約、或不履約相威脅；[3]（４）債務人以不償付威脅債權人同意以小筆款項了結大筆債務；[4]（5）以解約、停工給對方造成損失等其他方式相威脅，此項典型案例是：在1983年宇宙衛士海運股份公司訴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案中，原告是利比里亞一海運公司，其公司全部股東均住在美國，該公司的宇宙衛士號貨船(懸掛利比里亞國旗)從利比里亞載物準時運達英國明福特哈溫港。該船船員主要為亞洲人，由于他們的工資水平按照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規定過低，故該聯合會號召工人拒絕為該船卸貨，使之不能離港。該聯合會聲明，除非原告公司捐助80萬美元作為海員國際福利基金，否則不予卸貨，原告公司被迫給付捐款后起訴追償。法庭裁定，這一支付是在經濟脅迫下做出的；并且按照有關工業法規，此類給付要求也并不合法；故原告有權追回付款。[5]
應該注意的是，在某些情況下雖然存在經濟壓力，但施加壓力的當事人并沒有迫使對方接受明顯對其不利的合同，或者這一經濟壓力并未影響對方當事人自主訂約的平等地位，則不構成經濟脅迫。例如英國上議院在1980年鮑昂訴樓裕隆案的裁定中指出：經濟脅迫雖可以導致合同無效，但如果所涉經濟壓力沒有壓制對方當事人的訂約地位，迫使其接受明顯不利的合同，則不構成經濟脅迫。本案所涉經濟壓力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故應視為合同有效。[6]
三、 我國現行法律中對脅迫的若干規定
我國現行法中，涉及脅迫的相關規定主要有：
較早時期即1986年的《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歸于無效”。1999年的《合同法》對上述行為的效力進行了區分，以可變更、可撤銷為原則，以無效為例外。
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第96條規定：“以給公民及其親友的生命健康、榮譽、名譽、財產等造成損害，或者以給法人的榮譽、名譽、財產等造成損害為要挾，迫使對方做出違背真實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脅迫作為。”全國人大法工委編寫的《合同法釋義》中，在此基礎上，將脅迫的概念定義為“行為人以將要發生的損害或者以直接實施損害相威脅使對方當事人產生恐懼而與之訂立合同。”
1999年《合同法》第54條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或撤銷。”
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原則，1999年的合同法是實踐中法律適用的依據。本法中規定，脅迫是使合同可撤銷或者可變更的因素之一，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脅迫指以將來要發生的損害或以直接施加危害相威脅，使對方產生恐懼并因此而訂立的合同，一般被認為包括兩種情況，即以要發生的危害相威脅，指以生命、身體、財產、名譽、自由、健康、信用等損害；另一種情況是脅迫者以直接面臨的損害相威脅，脅迫者通過對對方當事人或家屬實施關于不法行為造成損害而迫使對方訂立合同。
對比英美法系國家關于脅迫制度的規定，可以發現，我國與英美法系國家關于脅迫的規定有一定的交叉，對人身脅迫、貨物脅迫的規定基本相似，但是關于經濟脅迫的規定是我國合同法所沒有的。
四、 我國《合同法》建立經濟脅迫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從目前已有的法律規定來看，我國并未對脅迫進行完整的法律上的定義，甚至并未區分脅迫的類型，更沒有在法律中引入經濟脅迫的概念。然而目前,經濟脅迫現象在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經濟脅迫制度不僅為英美法系國家廣泛運用,而且也開始為大陸法系國家吸收和借鑒。同時，經濟脅迫所針對的問題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框架內很難能夠得到有效的救濟。雖然有脅迫制度,但沒有包含經濟脅迫這一類型,雖然在我國《民法通則》中，存在著誠實信用等彈性條款,但很難解決經濟脅迫這類問題。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已經逐步轉型為市場經濟。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國家所面對的諸多社會問題，包括法律問題在內，往往具有相似性，這在司法領域顯得尤為突出。法律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作為一門科學，其任務在于揭示那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而法律的原理、原則和規則，正是對這些規律的解釋、概括和歸納。今天，當人們著手去解決許許多多已經被法律發展相對完善的國家面對過、解決了的問題時，當人們可以從他們的法律文庫中找到可供借鑒的并且能夠幫助我們揭開問題之疑團的鑰匙時，應該主動“拿來”，為我所用，而沒有理由把其中的合理成分拒之門外。
通過以上分析，作者認為,我國《合同法》完全有必要建立經濟脅迫制度。具體的建立該項制度的途徑，一方面考慮到合同法不能因為缺失這一項制度而被廢止，但是如果對其進行修改的話，又為期太長；另一方面，由于該制度的缺失，當事人的正當權益無法及時得到保護，法律的所追求的實質正義難以得到真正的實現，因此，可以暫時以司法解釋的方式擴大解釋“脅迫”的法律含義，賦予經濟脅迫以法律地位，進而形成普通暴力脅迫、貨物脅迫以及經濟脅迫三大脅迫并行的格局。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在積累一定的司法實踐經驗之時，再以修改合同法的方式把它納入到合同法的體系之中。經濟脅迫制度有利于保護受經濟壓力的弱勢當事人,實現合同交易中的公平與正義，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可缺失的制度。
注釋：
[1] [英]戴維•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276
[2] 楊良宜著《國際商務游戲規則——英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217頁
[3] 參見1904年魯克斯訴巴納德案,上訴法院判例集,第1129頁
[4] 參見1966午D與C建筑股份公司訴利斯案，王座庭判例集2集第617頁
[5] 參見1983宇宙衛士海運股份公司訴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案，上訴法院判例集1集,第366頁
[6] 參見1980年鮑昂訴樓裕隆案，上訴法院判例集第614頁
參考文獻：
[1] 王忻,租賃市場中的經濟脅迫分析,上海房地2005年第3期
[2] 王貴仁著,《淺談合同法中的撤銷權》，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第2000年,第7期
[3]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合同效力制度比較研究,賀曉翊
[4]袁雪,淺析英美法系的不正當影響制度,學術交流,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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