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丘云卿 ]——(2007-3-16) / 已閱26045次
封建父權維系千年的原因之探微 ——讀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的斷想
丘云卿
一、讀書：關于父權
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是一個時時處處體現身份等級的社會，在這個身份等級社會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過于存在父權無與倫比的權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的開篇一章“家族”中，簡單以服制為準界定家族范圍之后，隨即以洋洋灑灑上萬言的篇幅來論述父權。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蘊涵了作者對封建社會深刻的理解。在儒家傳統文化的土壤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講究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的倫常關系。但無論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貧民中，這種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的倫常關系最集中的體現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權的絕對權威則將家族之中的倫常關系體現到了極致。父權的存在意味著父權主體（家長）與非父權主體（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父權是封建身份等級社會的標志。不了解父權就根本不可能具體理解封建社會身份等級的森嚴。是以瞿老以花費如此多的筆墨來論述父權，頗含深意。
瞿老并沒有為父權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但通過字里行間對父權的闡述似乎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概念：父權是封建家族的家長對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權。基于父權家長得以支配家族的財產，以及“他的妻妾子孫和他們的妻妾，未婚的女兒孫女，同居的旁系卑親屬，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幾乎是絕對的，并且是永久的”。[1]
父權無與倫比的權威體現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體現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舉一二：
一是父權之殺生大權。[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說得正是父親基于父權掌控對子女的殺生大權。昔日秦二世矯始皇詔賜蒙恬及扶蘇死，扶蘇說：“父而賜子死，尚安敢復請？”不敢半點違抗父權，堪稱“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二是父權之絕對財產權。《坊記》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內則》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家長對家族財產具有絕對的財產權，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權，而絕對不能享有處分權。甚至對子孫擅自處分家財動輒究以刑事責任——“歷代法律對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長的許可而私自擅用家財，皆有刑事處分，按照所動用的價值而決定身體刑的輕重，少則笞一十二十，多則杖至一百”。[4]
三是父權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會的父權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體現是父母人身權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罵并不為罪，而子孫罵父母、祖父母卻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當處絞刑；[5]再者便是父母身體不可侵犯，主要體現在對冒犯父母的嚴刑峻罰上：子孫毆父母（不論是否有傷及傷勢輕重），斬；誤傷、過失致父母死，斬；違犯教令，以至父母報忿輕生者，絞。[6]可見，父母的身體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孫主觀是否有過錯，一律殺無赦（極個別得到皇帝憐憫例外）。
此外封建家長還牢牢掌控著其他“經濟權、法律權、宗教權”，[7]可見封建父權不能不謂其至高無上程度已達極致。
二、斷想：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權何以維系千年？
父權并非中國所特有。在古代羅馬時期，家父權就已盛行，羅馬帝國后期，公民權漸至普及，家父權也隨之漸小，[8]隨著西方社會的發展，父權最終歸于消滅，社會發展實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國，父權的權威歷經封建社會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廢除“老爺”“大人”等稱謂后，父權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權何以維系兩千余年之久？
父權是封建制度的社會條件下的父權，因而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必須明確父權與封建社會的關系。前文已經提及，父權是封建身份等級社會的標志，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等級制度是建立在父權的基礎上的：封建興而父權盛，封建滅則父權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歷史就是父權的歷史，剖析封建社會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權憑何得以維系千年之久。
按照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封建社會結構可分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就是建立在這兩大階級的不斷斗爭的語境之中。因而維持封建統治的關鍵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應該采取何種政策把農民階級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兩千余年，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或開明或暴虐，統治手法千差萬別，但有一個政策是歷朝歷代始終一脈相承的，那就是重農抑商政策。其總的方針是重農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貴民。具體體現：一是重稅，“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9]二是禁止商人為官，“賈人不得為吏，犯者以律論”，“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10]封建統治者為什么要奉行重農抑商政策達數千年之久？如果不明白封建社會存在于什么經濟基礎，那是無法理解為何封建統治者對重農抑商政策是如此偏愛的。
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的本質就是“自給自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體制下，農民階級沒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繳給地主的地租外，農民階級全部農耕活動的收入僅僅足夠自給自足。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類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中掩蓋著一個簡單的真理：人們只有在解決了衣、食、住、行等基礎生活資料需求上才能進一步參與政治、宗教、文化活動。在封建社會中，農民階級的日勞夜作所得只能“自給自足”以維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備參與政治生活的物質條件。因此農民在經濟上依附于地主，在政治毫無地位，所以地主階級得以在經濟上剝削農民，在政治上壓迫農民。這是實行“重農”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封建統治階層早已意識到“重農”的重要——《商君書•農戰》云：“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
實行重農政策的直接結果是：農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黎民不饑不寒”。[11]這和父權的形成與發展存在著莫大的關系。對于游牧民族而言，其基本以放牧、打獵為生，生存條件比較惡劣，在游牧民族里，權威的形成往往更大程度上憑借個體強悍勇猛的表現。中華民族大多是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不同，其以農業生產為主，生活環境比較優越，農業生產活動是較為穩定的生產活動，生產周期較長，農業生產經驗的積累和傳遞需要較長的時間。這樣，一方面，農耕活動的體力勞動性使男子既是勞動的主力，也是農業生產經驗的集大成者，這使男子在家族中處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農耕家族中的子女因為年幼、毫無經濟地位以及農業生產經驗的缺乏使他們無法脫離家族而獨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長。另外在宗法傳統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家長在長期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權的權威。
解決了為何“重農”的問題，剖析統治者進行“抑商”的理由及其與父權的關系就變得相對容易。商品交換是作為動詞的“商”的題中之意。“商”即商業的發展要求要有商品經濟的環境，或者說“商”的發展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等價交換要求交換雙方地位的平等；從商品屬性的角度來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2]它拒絕特權，拒絕身份。商業的發展必然導致市民社會權利意識的興起。顯然這與封建等級制度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嚴重沖突的——如果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權利，那么首先父權的權威受到挑戰，進而危及君權地位。這顯然是統治者堅決不能容忍的。另外，商業的發展會導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同樂”，[13]這是“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14]是以歷朝封建統治者堅決“抑商”以維護父權權威，保障君權地位。
因此，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維護自然經濟基礎是維系封建社會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權得以維系的基礎,一言而蔽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會及父權得以維系千年的因素不僅包括經濟基礎的原因，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社會意識——儒家思想也是父權建立與維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漢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被定為一尊，作為官方正統的統治思想而獨領風騷兩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為“禮治”，講究“親親、尊尊”。“尊尊”維護君權之神圣，“親親”標榜父權的地位。儒家宣揚“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15]教導人們“在家行孝，出門盡忠”，“忠孝一體，忠為大義，孝為小義”。即于家要嚴守父子之禮，不得僭越倫常而觸犯父權；于國要謹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損君威而冒犯天顏。在“禮治”的旗號下，統治者標榜“孝治天下”。具體施行時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舉“孝悌”為官，以示皇恩浩蕩；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條”，處罰極重，彰顯孝道威嚴——《孝經》云：“五興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齊、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惡不赦的重罪進行嚴厲處罰。可謂做到以孝選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訓民。這樣一來，在“孝道”的賞罰齊下之下，父權屹立千年而不倒。何謂“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義外，在封建語境下的另外一個意思便是：逆來順受。習慣于“逆來順受”的人們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挑戰父權的權威？
概括而言，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權維系千年的奧妙在于：封建社會重農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經濟為父權的產生與維系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儒家禮治尤其是孝道思想為父權的維系提供廣泛的精神支柱，堅實的經濟基礎與廣泛的精神引導使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權屹立千年。
三、回味：父權權威的背后
揭開中國封建社會的父權維系千年的面紗，筆者得以更深層次體會封建社會的身份等級的森嚴。復讀瞿老著作中關于父權的章節，筆者品味到了父權無與倫比的權威后面所含較為深層的韻味。
父權何以包含殺生大權？在于中國封建社會家國同構。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放大，國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為民父母，為天下王”，[16]皇帝其實就是封建社會最大的“家長”，父權包含殺生大權實乃君權至上在家族中的體現。因此難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權何以包含絕對的財產權？在于絕對財產權是父權得以實現之物質基礎。家長憑什么得以支配“他的妻妾子孫和他們的妻妾，未婚的女兒孫女，同居的旁系卑親屬，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光靠傳統賦予的家長精神上的權威地位是不夠的，物質上的原因在于，家長擁有家族全部的財產，妻妾子女等的衣、食、住、行莫不受制于家長。試問，如果妻妾子女個個擁有獨立財產，家長還能拿什么對妻妾子女為所欲為？
父權何以神圣不可侵犯？在于封建等級制度的不可侵犯。禮義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規范工具，侵犯父權是對禮義的嚴重破壞。孟子說：“無禮義則上下亂。”破壞禮義更是導致天下大亂，故國法難容。
四、后語
中華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蘊涵著豐富的傳統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以其深刻獨到的見解，別具一格的篇章體例向我們展現了自漢至清的兩千余年間中國封建法律的演變，是一部關于傳統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筆者初讀此書，僅對關于父權之章節進行研讀，就深深體會到瞿老見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時更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燦爛，筆者對封建父權的理解僅僅是管中窺豹而已。要對中國古代社會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時日反復研讀此書不可。
作者信息：丘云卿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2]界定父權的內涵后，或許把父權稱之為“家長權”更為恰切。因為在一些父親已逝母親尚在的家庭里，母親基于“父之妻”的身份而成為家長，實際上取得了父權的所有權能。此亦封建身份等級社會之又一體現。
[3]雖然隨著法律的發展父權的殺生大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殺生權完全操縱在國家機構及國君手里，自不容許任何一個人民能隨意殺人，父親對兒子，也不能例外”，“否則便要受國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父權殺生大權的滅失：子孫違犯教令（通常是不聽訓責、頂嘴反罵之類細微瑣事），父母加以撲責而無心致死，無罪；非理毆殺（指自然撲責以外的殘忍虐待的殺害，如勒斃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輕”，“明、清時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頁。）另外，父母對子女具有無需舉證的控告權：“父母控告，即照所控辦理，不必審訊（《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為名要求處死子女，官府無不照辦。從這種意義上講，對父權殺生大權的限制只是具體殺生執行者的變更罷了。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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