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瑜 ]——(2007-3-22) / 已閱22734次
大自然恩賜萬物生靈食物以維護生存，延續種群，這些食物都是來自于大自然是安全的。人類當然也受到自然的恩與，人類具有智慧還懂得自己制造食品。不是在極端的情況下人們不會“飲鳩止渴”，當然也不會去吃有安全問題的食品。但是我們的食品越來越不安全了，我們幾乎沒有安全的食品可吃，我們吃的大米是陳年腐爛的，被用工業原料拋光，我們吃的蔬菜含有巨毒的農藥殘留，水果是用激素催熟的……種種不安全食品不斷被暴光，我們無論購買任何食品都不得不用狐疑的眼光打量——有問題嗎？
1．食品為什么不安全
本人3月15日在人民大學參加一個關于食品安全的研討會，3月18日又看到中央電視臺的對話節目談論食品安全問題，近期新聞還不斷有相關報道，看來食品安全問題已經成為民眾嚴重關注的話題。
參加3月18日對話節目的有原料提供商、生產商、加工商還有銷售商，涵蓋了食品生產、流通各環節的代表，還有政府的高官和學者，來者皆顯赫。但沒有任何商家承認自己有錯，都信誓旦旦表明自己采取了積極的措施防止食品安全問題，表明在自己這個環節上是絕對安全的，同時又紛紛表示自己實際上只是生產流通的一個環節而已，無法保證上個環節是安全的。那些已經出了嚴重食品安全問題的商家也表示了一臉的無奈，認為問題在自己這個環節爆發很冤枉，是替人受過。每個環節上的商家都不認為自己有錯，但是為什么到最終消費者手上的食品還是不安全的？
小販炸油條前加洗衣份據說可以讓油條炸得更大，能賣個好價錢；農民將蘇丹紅喂鴨子，鴨子下的蛋是紅心的，可以冒充散養的鴨蛋；殺豬的在豬肉里注水，于是水賣到了肉價……小商小販可以這么做，那些大的生產廠家又何嘗不在生產加工食品時添加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商家在制造不安全食品或者提供不安全的食品原料時，其實他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其危害性，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原因盡管千般種，出發點無非是一個“利”字，為了自己“蠅頭小利”，不顧公眾的生命健康，使社會誠信喪失迨盡。
2．用法律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對于食品安全問題，我們不能去抱怨政府，政府建立了嚴格的檢驗制度，對于制造不安全食品者也有嚴厲的懲罰。商家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極力表白自己的誠信。無論是政府嚴格的管理制度還是商家先進的技術手段，都未能制止不安全食品毒害廣大民眾，反而是愈演愈烈。那么我們應當放開視野，尋找其他解決辦法。
法律是人們需要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維護的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它的功能本來就是對公共秩序的管理。我們大部分人被灌輸的概念是：“法律是統治階級意識的表現，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也許是對法律錯誤的解釋讓人們忽略了法律的存在，忘記了從法律制度上去治理不安全食品問題，其實法律對此原本就有一套完善管理措施：
1．給予不安全食品制造者嚴厲的經濟制裁，讓其得不償失
“治亂世用重刑”這是古代法學家們樸素的觀點，盡管本人不贊同嚴刑苛法，但是對于民事領域，本人認為還是需要用“重刑”——高額的經濟制裁。人都是經濟動物，做任何事之前都會從經濟上進行考量，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去做，小于成本則不做。食品生產銷售各環節的商家們更是具有經濟頭腦的商人，商人追求的是經濟上的利益，在我國制造不安全食品雖然會被行政機關進行處罰（行政處罰的數額一般只有幾萬元），并且可能會被判處刑罰，但是在經濟上他們獲得的巨大收益仍然大于所受的處罰（付出的成本），顯然行政處罰和刑罰并不能有效制止他們的不法行為。上面分析了商家制造不安全食品的原始動力是獲得高額的利益，那么我們就對其進行經濟上的制裁，給予高額的處罰，不僅讓他們得不償失，而且使其傾家蕩產（企業破產），消除其制造不安全食品的原始動力，從根源上斬斷其罪惡之手。
2．讓消費者人人成為監督者
消費者是食品的最終需求者，所有不安全食品的終極消費對象，消費者在第一時間接觸不安全的食品，消費者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普通的公眾，人數極為龐大，所有的公眾都成為不安全食品的監督者，將使不安全食品無所遁形。同時消費者又是不安全食品的最終受害人，他們有積極性去維護自己的權益。理論上講食品安全監督應該是政府份內的事情，如果轉嫁給消費者，似乎不太妥當，另外監督是要支付成本的，我們不能讓消費者承擔本來由政府承擔的成本。另一方面消費者作為受害者應當獲得賠償，那么我們可以將對制造者的處罰全部給予消費者，讓最終受害者獲得很大收益，促使消費者有足夠的動力去監督食品安全，這樣讓人人都可以參與監督。
3．通過市場倒逼流通生產各環節，讓看不見的手來推動
食品安全問題一般都是在最終環節爆發，最終環節上的銷售商首當其沖要受到處罰，不用擔心這不公平，只讓最終環節的銷售商承擔責任，而真正的不安全食品的制造者逍遙法外。法律本來就有追償制度，最終銷售商完全可以向上個環節進行追償，將高額的賠償最終落實到真正的責任者身上，讓真正的責任者受到了應有的處罰。因為每個環節的商家都是實際獲益者，他們首先應當承擔責任，不能輕易將責任推委，讓商家承擔相應的訴訟成本這是合理的。下一個環節的商人他們有義務，也有能力監控上個環節，他們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市場監控手段。所以法律規定，如果他們不履行監控義務那么最終的責任由自己承擔，這樣他們當然會想盡一切辦法去監控上個環節。
這是極其完美的制度設計，整個過程看不到政府的影子，一切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推動，不需要政府做任何的事情，有效節省了政府的行政開支，不存在任何權利可尋租的空間，不法的制造者受到了嚴厲的處罰，受害人得到極大的賠償，監控的責任和成本合理地分攤給應當承擔者。這個制度的效果有實例為證，在夏維夷因為兩個成熟的椰子砸到行人被判賠償了1300萬元美元，從此夏維夷的大街上再也沒有成熟的椰子可以砸到行人，僅在兩個案件中進行懲罰性賠償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在夏維夷行路安全問題（不被樹上的椰子砸到）。在德國因為啤酒瓶爆炸，某生產商被要求賠償消費者一個多億馬克，使該廠直接倒閉，相信其他所有的啤酒生產商對瓶子的使用一定變得非常的嚴格，并自發嚴格要求瓶子廠商提供安全的瓶子。
如此完美的法律制度為什么在我國失效了呢？我國民事賠償采取“填平原則”，即損害了多少賠償多少，當然任何單個消費者的損害對于商家的獲利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商家完全可以很“大方”地支付賠償，然后繼續制造不安全食品。商家因為制造了不安全食品大獲其利，所得到的制裁卻小于他們獲得的不當收益，這里存在法律制度設計上的錯誤。很明顯我國的民事賠償制度沒有與時俱進，那么我們只需要對我國現有的民事賠償制度做一個微小的調整——增加懲罰性賠償，按照我國的行事方式，這其實非常容易，只要最高法院出個司法解釋，允許消費者要求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就輕松解決。
作者：王律師 ，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高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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