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遲曉然 ]——(2007-5-18) / 已閱13594次
淺談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原因及解決方法
黑龍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遲曉然
論文提要：本文從法律作為抽象性規則，法官工作的說理性的特征出發，從六個方面來深入剖析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原因，結合實際審判工作，對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解決方法進行廣泛的探討，充分的闡述了三點意見：一、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首先要提升法官的公信力；二、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要對程序管理權進行制約，對現行審判管理模式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將程序性管理事務從法官的審判活動中剝離出來；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要以加強審判活動中的說理過程和體現裁判文書的說理作為切入點。
管子曰：“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規矩繩墨也”，也就是說法律是人們的行為規則，是是非曲直的尺度，是定紛止爭的標準，同時法律是一種抽象性規則，其與具體案件的銜接主要在于法官如何將法律適用于具體個案之中，以其固定性的規則去應對變動不居的人，紛繁復雜的事物，做出對當事人利益重新認定的判決。這個以法官行為處分當事人利益的判決能否讓當事人接受便是司法公信力的問題。目前我國的司法公信力如何呢？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盡人意的，國家信息局相關資料顯示“求決類”信訪在各類信訪中比例最大，據2004年的統計，涉法涉信訪案件在“求決類”信訪中的比例已超過30％，為數最多，是什么原因使我們法院這個國家強制力保障下的定紛止爭的機構的公信力如此不足，使廣大人民對司法公正產生如此大的不信任，使“信訪不信法”現象頻頻出現呢，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讓司法的公信力得到提升呢，下面筆者僅從以下幾點來談一談自己的淺見。
一、司法公信力不足產生的原因
司法公信力是群眾對公正司法的客觀評價，公信力與公正互為表里，不可或缺，目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有多方面，其制約因素包括來自司法本身的與司法之外的多方面的因素。
（一）法官自身能力的局限性，辦案的自我低調，判決書的格式局限，無法凸現法官的個性化，使法官自身很難具備自然的公信力，加之仍存在少數品行不端的法官司法不夠廉潔，不同程度的存在吃拿卡要，枉法裁判，辦金錢案，人情案的情況，雖然這種現象只是少數，但這極少數的司法公信力的破壞力是不可估價的，因為司法本身是化紛止爭，解決社會矛盾的機制，而這解決矛盾的程序存在不公正要比其他行政的多次不公為禍尤烈，也就是說“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可以說人們對于法律的真正感知，不是通過若干普法教育，也不是對系列法律文本的閱讀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發生在自身或生活周圍的一個個鮮活的案件逐漸明晰的，那么，法院這個“討說法”的地方一旦存在瑕疵，必然導致其社會公信力的下降，部分涉訴群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必將泛化為普遍的社會心理，即對司法的不信任。
（二）社會的法律教投入不夠，老百姓不知法、不懂法，使百姓的認知與法律的標準相去甚遠，未能銜接，司法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案件一旦進入訴訟程序，當事人往往對司法的期望值很高，只有認為自己有理，自己能贏才會打官司，但判決下來，總有敗訴一方，而敗訴者又有極大多數不從自身找原因，而將責任歸咎于他人，而法院的審判又有其內在的司法規律，對這一規律的遵循與群眾對公正的需求有較大的差距，法院講究證據，因為事實不具有再現性，法院只有通過證據鏈條來最大限度的證明曾發生的事實。而絕大多數群眾卻只認他們親歷的事實，即拿不出證據，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輸了官司便認為是司法不公，如訴訟時效問題就往往成為當事人不能理解法院工作的癥結，可以說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性，訴訟權利是有過時不候的特點，而有的當事人不了解這一點，過了訴訟時效才來主張權利，當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當事人往往不從自身找原因，直接質問法官“他欠我錢是不是事實，自古欠債還錢，你們法院能不能為民作主，講不講公正……”，從而極大的破壞了司法的公信力。
（三）司法地方化，法官地位的尷尬性直接破壞司法的公信力。當前，司法機關的設置是以行政區化進行的，隸屬于地方政府，在受地方政府的領導的同時，還設有一級政法委、專門管理公、檢、法三機關，法院的人、財、物直接受致于地方政府，隨時聽從地方政府的召喚，今天組織去聽招商報告，明天去參與法律咨詢，從而使法院不同程度的提前介入糾紛，即參與了咨詢的案件以后一旦涉訴很可能使法官先入為主，使當事人產生不信任，而一些涉及招商引資的案件又要受致于地方政府，不敢去碰招商引資的高壓線，而這些原因引起的不公， 當事人不會去追究其他原因，而只會指責法院的不會，對司法的公信力產生質疑，產生“案子一進門，雙方都托人”的現象，使部分群眾不相信法院的公正，進而采取各種手段來影響判決，使當事人產生了在裁判結果出來前，自行或托人到黨委、政府及致司法機關內部找關系的習慣，以此來給承辦法官施加壓力，從而給有關機關、領導及知情群眾造成法院公信力不高的現象，另外，法官本身應是一個低調、超脫的群體，當前社會正處轉型期，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社會矛盾都在尋求其適當的解決方式，法院這個解決糾紛的機構肩負著重要的使命，處于矛盾糾紛解決的風頭浪尖之上，而中國的法官的地位與其肩負的使命是嚴重不符的。先說法官要受致于地方政府，要時刻聽從地方政府的召喚從事那些不屬職業范疇內的活動，使法院成為地方政府的工具，在處理糾紛時特別是行政案件時極大的破壞司法的公信力，再說法官的級別、待遇，在地方政府中法官工資是最低的，級別也是最低的，如我所在的基層法院各庭正職庭長都未能全部達到副科級待遇，審判員就更不用說了，有一句話形容當代中國的法官是“戴著鐐銬的舞者，未上保險的偵探”這一比喻也有幾分貼切，筆者認為對于處于如此尷尬地位而又肩負解決糾紛責任的中國法官在百姓眼中的公信力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四）案件訴訟程序的決定權與最終裁判權的結合亦對司法的公信力產生很大的影響。以往審判方式改革往往停留在司法獨立改革、法院外環境等方面，對法院內部的管理結構改革不夠徹底，解決不夠具體。如大立案，僅是將案件立案送達排期后就轉交業務庭自行處理，有的法院還未達到這個標準，僅是業務庭內部的送達與審判分工，從而將填發訴訟材料、組織證據交換和展示等庭前準備工作，特別是對當事人提出的申請延長舉證期限，申請證據調查把關權都交由主審法官進行，從而使主審法官過早的接觸當事人，從而使有的當事人在開庭前就會形成主審法官不中立的看法，所以這種案件訴訟程序的決定權與最終裁判權在同一法官身上集中的現象必然會降低司法的公信力。
（五）司法鑒定的不規范也是對影響司法公信力的一個原因，司法鑒定是整個司法活動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在訴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鑒定結論是一種特殊的形式，然而我國司法鑒定體制缺乏科學性與規范性，呈現“多系統、多層次，自成體系，各自獨立”的鑒定體系，鑒定人資格無統一標準，政治、業務素質參差不齊，鑒定質量難以保障，鑒定結論作為證據的一種形式，作出鑒定的人都很少出庭接受質詢，從而使鑒定結論廣泛存在“暗箱操作”的問題，同時需鑒定的問題大多是專業性比較強的問題，如醫療、建筑等，法官在審理時必須以它為依據 ，這就使鑒定結論成為了影響證據公開質證、認證的癥結性問題，特別是一些醫療事故鑒定，面對醫院天書般的病志及高深莫測的鑒定結論，莫說當事人不能信服，就連法官也無所適從，這必將使司法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六）裁判文書說理不透徹，透明度不夠，是影響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問題。法院的工作是說理性工作，法官的工作在于在程序的范圍內根據法律來說理和判斷、解決問題，特別是在判決書的制作上必須忠于法律作出判決，然而實踐中，我們的裁判文書中對整個案件訴訟活動的全過程以及事實和適用法律的具體內容缺乏公開性，從而在審判內部機制上或多或少地降低了裁判文書中需闡述的各個內容要素的完整性要求，無法充分滿足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不利于當事人及社會公眾對人民法院審判工作進行有效的監督，進而影響了裁判文書說服力和公信力。同時長期以來我們的裁判文書在理由論述上始終停留在“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基礎上，不注重說理的透徹性，理由的陳述上，從而使我們最終解決問題的裁判文書缺少理論依據 ，突兀的進行判決，內容不夠豐滿，不讓人信服，從而影響了司法的公信力。
二、解決司法公信力降低的幾點探討性意見
（一）提升司法公信力首先要提升法官的公信力，自古以來，我國絕大部分的民間糾紛都在部落或族親中威望老人手中得以調停化解， 許多糾紛在威望老人嘴中，一句半句話就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根本涉及不到什么程序問題，也更不會出現有人不從的問題，他們處理糾紛的結果為何有如此大的公信力呢，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究其原因便在于這些部落或族親中的威望老人前的“威望”二字，這兩個字是靠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的行為，語言、思想火花、人格魅力所逐漸沉淀形成的自身的“服眾力”和“威望”，深層次的說就是一種巨大的服從心理，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公信力，我們今天的法官該如何去形成這種“服眾力”與“威望”呢，筆者認為，首先要樹立法官職業神圣的理念，法官要強化職業道德教育，要樹立起神圣的職業信仰，信仰法律、堅持正義，以極大的自尊與公平正義來筑起自己的威望，形成自身的社會行動；其次廣大法官要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樹立起司法權威，“練內功，強筋骨”才能成就一名職業法官的社會威望；第三，法官理應保持低調，因為法律是保守的，法官應為保守人的職業，他應懂得孤獨對于職業的重要性，嚴格的約束自己的業外活動，從自身所肩負的特殊使命出發，為了保證司法公正，為了樹立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威望，我們應當與一般社會尤其是所在社區保持適當的分離，以避免千絲萬縷的人情網、關系網對司法天平的影響，與所在民眾拉開距離才不致于使公眾對法官的中立產生懷疑，從而使法官確立起自身的公信力。綜上，筆者認為法官個人的公信力直接決定著司法的公信力，廣大法官必須以自己崇高的職業道德與人格魅力去建立起與自身職業相稱的社會威望，筆者認為“寵辱不驚閑看庭產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云卷云舒”應是當代法官不懈追求的精神境界，有了欲望才有了罪惡，法官這一處理糾紛的專業法律人必須超脫于俗事與私欲，才能做到無欲則剛，才能建立起普遍的社會公信力。
（二）對審判的程序管理權進行制約，對現行的審判管理模式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將程序性事務人法官的審判活動中剝離開來，從而充分體現司法公信力。首先從現在法院制度層面上看，我國的各級法院均沒有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及審判員若干人的審判隊伍，他們在審判職責上不存在差別，都需履行法官的職責，但有一點，即合議庭的審判長由院長或庭長指定，從而使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在審判上具有比一般審判員更大的司法權威，但他們又擔負著法院內部的非審判行政管理事務，很容易地為司法權行使過程制造準介入因素，使行政官級化辦案理念成為了必然，故筆者認為在一個有眾多法官的法院中，必須對這種附屬于審判程序管理制度進行制約，使辦案法官不受內部影響，保持中立與獨立、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第二，在現行的審判管理模式中，案件立案后，由立案庭排期后，就交審判業務庭自行操作，還有些法院現在立案庭還負責立案，而填發訴訟材料、組織證據交換和展示等庭前準備工作，特別是對當事人提出的申請延長舉證期限，申請證據調查等等的把關，這些職能的行使使得主審法官早早地將司法決定權把握于手中，左顧右盼，重說輕，輕說重和過早對案件的評斷也就常常地出現在極個別的法官嘴上，當事人聽起來就極為不舒服，從而使當事人在開庭前就會形成主審法官非中立的看法，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從案件將來公信力的形成上，還是對法官和當事人自身上這種案件流程模式都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因此筆者認為法院管理模式的改革應向深層次切入將案件的審判程序性事務權與司法決定權徹底剝離，借助程序公信力來影響判決結果的公信力，推行一種縱向意義上的審判行政事務與審判權剝離改革的管理模式，按照2005年2月份最高院賦予立案庭案流程控制權的基礎上，向外延伸，將案件的程度性事務工作如證據交換、展示和固定，證據的調查和保全、案件程序與訴訟進程的決定權等審判程序性事務工作全部在立案庭行使，從而建立起一個集案件效率動態管理體系中心與行使審判程序管理職權為一體的案件綜合服務部門—大立案，而作為負責審判的業務庭，只負責舉證期限屆滿后接受案件，并按立案庭決定的時間開庭審判，而二次開庭的或有其他程序性工作的則開函給立案庭排期及完成，從而實現審判實體決定權與審判程序性事務的徹底剝離，充分體現中立，公正、獨立、民主、效率、公開的現代司法理念，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三）以加強法律推理，強化法律思維，作為切入點，加強審判活動中的說理過程，體現裁判文書改革的說理功能。從而以法官的釋法明理的裁判文書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法律工作者特別是法官，我們工作的性質便是說理，我們作為專門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律人必須用一種職業方式來看待法律，必須依照在程序的范圍內根據法律來說理及判斷和解決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工作的核心是法律說理，我們工作的最終裁體—裁判文書也必須體現出說理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推理的過程。法律推理是審判活動中的思維活動，同時也是受法律約束和調整的法律活動，在審判活動中進行法律推理時必須受現行法律約束，現行法律是法律推理的前提和制約法律推理的條件，但是我們在審判活動中適用法律推理時，一方面要遵守法律規則，另一方面又要進行價值判斷，實際上會在價值、利益、歷史、目的等四維因素作用下的綜合作業，也就是說在憲法規定的原則和思想利益上計算和平衡。在裁判文書制作中為了使法律推理正當，我們需要秉承司法責任的理念，培養法律感覺，明確了解法律價值的內容和法律價值體系的結構，依據 作為技術使用的法律邏輯，對每個價值判斷進行合理化作業，使每個判決都具有創造性—解決本案的特殊問題，又具有普遍性—符合法律的目的，從而以 一份說理透徹、推理嚴密的判決書來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曾有人說中國社會正面臨著最大的誠信危機，此言雖無具體的依據，但筆者認為誠信應為社會的根本，普通公民的誠信是社會風氣的組成部分，而上升到法院的公信力將左右著社會誠信的發展方向，如司法這一處理糾紛機制喪失公信力，后果則是十分可怕 的，因此作為法律工作者的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從自身做起，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以上僅為筆者的幾點淺見，不正之處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