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苗苗 ]——(2007-8-19) / 已閱17812次
偽證罪客觀要件的立法不足與完善
—應將偽證罪擴大到民事、行政訴訟中
(李苗苗 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 刑庭)
摘要：在司法實踐中，偽證行為不僅在刑事訴訟中存在，在民事、行政訴訟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然而我國《刑法》只將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偽證罪，對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卻沒有涉及。因此，筆者認為應將偽證罪擴大到民事、行政訴訟中。本文對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犯罪的理論基礎：其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現實基礎：法律協調與統一的需要、對外國成功立法的借鑒以及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偽證罪不會帶來負面影響進行論述。
關鍵詞：偽證罪；民事訴訟；行政訴訟
我國《刑法》第305條規定的偽證罪將作為犯罪處理的偽證行為嚴格地限制在刑事訴訟中。但由于功利主義的影響，民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舉證的負面效應也逐漸暴露，大量偽證行為存在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為此，筆者認為應將刑法中的偽證罪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民事、行政訴訟中，以便更好地打擊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
一、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犯罪的理論基礎——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一）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
在我國刑法理論界，關于社會危害性的基本含義觀點不一，但是概括起來，代表性的對立意見主要有社會關系侵犯說和合法權益侵犯說兩種。前者認為所謂社會危害性是指行為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關系造成的實際危害和現實威脅；后者認為社會危害性，是指行為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經造成的實際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這兩種觀點雖然在表達上不盡一致，但是，在內容闡述上，并沒有太大區別。[1]
因此，認定某行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會危害性，首先應當看該行為是否對我國的社會關系或國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實際的危害和現實的威脅。訴訟證據是人民法院用來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依據，也是作出正確裁判的基礎。如果證據虛假，則會帶來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審判活動，影響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依據《民事訴訟法》第66條的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在審判中，如果一方當事人舉出偽證，對方當事人在質證過程中肯定會提出異議并舉出相應的證據予以抗辯；有時，即使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是真實的證據，對方當事人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偽證以達到非法目的。當一方針對對方的偽證申請延期舉證時，法院為了查清事實，在規定的時間內一般予以準許；有時也會依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職權進行相應的調查取證，再次開庭審理。如果法官未發現偽證，還會導致錯誤判決；即使在案件審理中發現了偽證而未導致錯誤判決，作偽者最終受到了制裁，但法院畢竟付出了沉重的訴訟代價。
2．損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名譽和身心健康。偽證在訴訟中尤其是庭審中出現，往往出乎對方當時人的預料，為了抗辯出現的偽證，對方當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證據，有時由于證據的滅失或其他原因，對方當時人面對偽證無可奈何，心理往往處于氣憤、受冤的狀態。而偽證一旦被法院采信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無疑就會使對方當時人的合法權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如果偽證或案件內容牽涉個人隱私，也必然會損害對方當事人的名譽。 在行政訴訟中，如果作為訴訟一方的國家行政機關在訴訟中利用偽證勝訴，會使政府威信喪失，影響社會的穩定。如果行政機關是偽證受害者，會使國家利益受損。
3．激化了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助長了違法訴訟行為。民事、行政訴訟的任務是確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行政違法行為，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民事、行政偽證行為可能導致偽證行為的不利方的合法權益不能通過民事、行政訴訟途徑得到救濟或救濟不足，而偽證行為的有利方則免除或減輕了本來依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偽證行為的不利方承擔了本來依法無須承擔或超出了本來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而偽證方則得到了非法的利益。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會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二）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具有嚴重性
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都具有社會危害性，但倆者的本質區別在于犯罪是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倆者在社會危害性的量上的區別導致了在質上的區別。當違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量上發生了變化而達到嚴重的程度時，我們就應當將其規定為犯罪，由刑法進行調整。
偽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嚴重的最突出表現是嚴重損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司法行為是國家行為，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公正與否直接關系到法律的正義性和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司法公正體現在每一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和審理結果之中。如果偽證被采信而造成了錯誤裁判，對于法院、法官來說，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遺憾，而對于當事人來說，卻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時，偽證的被采用會使對方當事人難以接受法院裁決，從而影響到裁判的執行，進而使執行中的司法權威也遭到破壞。這樣，必然造成當事人和人民法院對法律正義性和司法權威性產生懷疑，損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這也是偽證行為人向司法權威挑戰的最嚴重的社會后果。
刑法具有保護權益的后盾性，“當某項法律本身規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護該項法律規定的權益時，需要借助刑法的強制手段來保護。”[2] 《民事訴訟法》第102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人民法院對有前款規定的行為之一的單位，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104條規定：“對個人的罰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以下。對單位的罰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拘留的期限，為十五日以下。……”《行政訴訟法》第49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或者處以一千元以下的罰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偽造、隱藏、毀滅證據的；（三）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或威脅、阻止證人作證的。……”很顯然，上述規定的強制措施不足以對偽證行為進行約束，因為：1、法律規范疏漏，約束不力。現行的法律只是對有限的作偽證的表現形式作了簡單的列舉，并未針對偽證的具體情形作出相關規定，致使很多偽證行為排除在追究責任之外，如對當事人故意作虛假陳述、證人故意作偽證問題沒有涉及。2、如果說上述缺陷可以通過完善《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方法來彌補的話，那么，《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給偽證人帶來的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缺陷是不能通過這倆部法律自身的完善得以解決的。按法律經濟學觀點，強有力的法律實施機制將使違法的成本極高，從而使任何違法行為變得不劃算。當某人從事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將時間及其他資源用于其他活動(守法和執法)所帶來的效用時，他就有可能選擇違法。[3]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民事案件的標的數額越來越大，1996年是全國法院審結的經濟糾紛案件最多，比1991年增加100萬件，上升1 .53倍，訴訟標的金額達2699億，是1991年的12倍。同樣的五年里，海事法院共審結案件是12702件，年均遞增 32.9%，解決爭議標的金額93億元，平均每件案件訴訟標的金額為73萬元。隨著人民法律意識的增強，行政案件的數量也在增加。[4]面對強大的利益誘惑，即使《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規定最嚴重的強制措施（拘留15日）對于偽證者而言真是“相形見細”。 偽證者提供偽證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降低訴訟成本，取得依正當訴訟手段無法取得的非法訴訟利益，如果通過立法將偽證責任者的風險提高，大大超過其因偽證而可能獲得的預期利益，則偽證行為會大大減少。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納入刑事犯罪的范圍。
（三）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與刑事偽證行為性質相同
偽證罪的本質特征是對國家司法權的妨害及對司法權威的損害，而國家司法權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審判權以及非訟處理權。無論是刑事審判，還是民事或者行政審判，都是作為整體司法權的平等的組成部分。蔑視國家審判權任何組成部分，都會損害國家審判活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同時其行為本身也不會因發生在不同性質的訴訟中而導致本質的變化。因此，偽證行為本身并不會因為發生在不同性質的訴訟中而性質不同，只是在不同性質的訴訟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進而所引起的在刑法規定中的應受刑罰懲罰的輕重不同。偽證行為對刑事審判權侵害的后果比其他后果要重，但在性質上沒有根本差別，對同樣性質的行為給予不同的法律處罰，有悖于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所以，各種訴訟中的偽證行為都是對國家司法權的侵犯，法律應當對其提供平等的保護。
二、將民事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犯罪的現實基礎
（一）法律協調與統一的需要
首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和《行政訴訟法》第49條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刑法》第305條及第306條規定的對于偽造證據的行為的處罰都局限于刑事訴訟。這樣，除對于涉及偽造相關證件、濫用職權等犯罪的偽證行為可以處以刑罰之外，其他偽證的行為即使再嚴重也不得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由此，《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的規定和《行政訴訟法》第49條的規定由于沒有《刑法》的配合而在某些情況下變成虛設。
其次，刑法第307條規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對于該條款規定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刑法未將其限定在刑事訴訟中，因此，對于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行為，情節嚴重的，構成犯罪。刑法僅規定地位較低的指示者、幫助制造偽證者有罪，而對“主角”偽證行為人沒有規定有罪。很明顯，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顯然沒有直接作偽證的行為危害性大，如果對前者追究刑事責任而對后者不予追究的話，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刑法》第306條規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也是限于刑事訴訟中。我們知道，刑事訴訟中的訴訟代理人是指接受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參加訴訟，進行訴訟活動的人。其存在于公訴、自訴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三類訴訟中，其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的民事部分是屬于民事訴訟性質的。它在實體法上，受民事法律規范的調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訴訟法有特殊規定的以外，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其訴訟原則、強制措施等原則和制度，都要遵循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按照《刑法》第306條的規定，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可能產生偽證罪，而在純粹的民事訴訟中不可能產生或存在偽證罪。這豈不自相矛盾?其實問題的癥結就在于沒有把民事偽證行為規定為犯罪。如果把民事偽證行為規定為犯罪，《刑法》第306條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妨害證據罪就可發生在民事訴訟中，前述問題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還可以平衡、協調相關規定。
（二）對國外成功立法的借鑒
運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在論證某一問題時，我們可以從實證的角度考察其合理性。對于偽證罪，國外的立法也大多不局限于刑事訴訟中。如瑞士刑法第307條(偽證鑒定及虛偽翻譯)規定：“證人、鑒定人、翻譯人或通譯，于法院審理中，對事實為虛偽之證言、檢舉或鑒定報告或翻譯者，處五年以下重懲役或懲役。證言、檢驗報告、鑒定報告和翻譯，系經具結或經舉手宣誓加以保證者，處五年以下重懲役或六月以上輕懲役。”[5]《馬來西亞刑事法典》第193條規定：“任何人蓄意在一項司法審訊之任何階段作虛假證據、或捏造虛假證據，以在該項司法審訊之任何階段應用者，必須判處以最高可達七年之監禁，并可另加罰款。又任何人蓄意在任何其他案件作或捏造虛假證據，必須判處以最高可達三年之監禁，并可另加罰款。”[6]其后對使用明知是虛假的證據等行為作了明確的規定。其“一項司法審訊”和 “在任何其他案件”均可說明其范圍是不僅限于刑事訴訟中的。
由此可見，《刑法》將“偽證罪”限于刑事訴訟中，顯然是既不符合我國法律的有關規定，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更不符合國際慣例，因此有擴大的必要。
(三)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偽證罪不會帶來負面影響
有學者認為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確定為犯罪，這就是，以提起、參與民事、行政訴訟為緣由，結果卻以觸犯刑律、構成犯罪受到刑罰處罰為結果，行為人所承擔的法律責任過重，會造成公民因害怕觸犯刑律而影響通過訴訟途徑解決民事、行政糾紛的情況出現。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作為犯罪處罰，是否會造成犯罪擴大化?對此，不論從法律規定看，還是從司法實踐看，這種顧慮都沒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參與民事、行政訴訟為緣由進入訴訟，最終卻觸犯刑律，是在執法過程中存在的正常現象，《刑法》第307條、第308條、第313條、第314條的規定都說明了這一點。法律保護公民正當、合法的權益，制裁公民違法行使權利義務。行為人的偽證行為是對訴訟權利的濫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動并侵犯了對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其進行制裁正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在此，制裁違法行為和維護合法權益是對立統一的。
第二，將民事、行政訴訟中的偽證行為規定為犯罪不會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罰處罰而影響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爭議的情況。相反，會加強對偽證行為的打擊和對當事人合法行使訴訟權利的保護，從另一個角度講，是對依法作證行為的鼓勵，因此，不但不會影響當事人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紛爭，反而會對公民通過訴訟途徑解決糾紛產生積極的影響。
第三，不會造成犯罪擴大化。有人認為，將偽證罪的范圍擴大到民事、行政訴訟中，有悖于刑法的謙抑性。筆者認為，刑法的謙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動刑，即確有規定刑罰的必要性。當某行為在客觀上達到了處以刑罰的必要性的時候，該動刑的還是要動刑，民事、行政偽證行為已經愈演愈烈，而且產生嚴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應及時作出反應，來規制這種行為。我們不能狹隘的理解刑法的謙抑性，刑法的謙抑性與將某些行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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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國刑法匯編.臺灣司法通訊社，1980.1123、1571、1781.
[6] 馬來西亞刑事法典(華文譯本).黃士春譯.信雅達法律翻譯出版社，1985.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