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圣果 ]——(2007-9-23) / 已閱25639次
輕緩刑事政策適用淺析
鄭圣果
內容摘要：對輕微犯罪適用輕緩刑事政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司法手段。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刑事和解、相對不起訴、社區矯正是輕緩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檢察機關在刑事和解、相對不起訴、社區矯正制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應加以改進。
關鍵詞： 輕緩刑事政策 和諧社會 刑事和解 相對不起訴 社區矯正
一、引文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質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輕輕重重，輕重結合” ，具體而言，“輕輕就是對于輕微犯罪、主觀惡性不重的犯罪的非犯罪化處理或進行開放性的處遇政策；重重就是對嚴重的犯罪和犯罪人作為刑事規制的重點并更多地使用長期的監禁刑”（1），“輕輕”與“重重”兩方面相結合，輕重合宜，良性互動。 如何在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而龐大的課題。有學者在論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現方式時談到，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當代我國刑法領域應提倡的非犯罪化、輕刑化、非監禁化實現的途徑。這些目標的實現主要分兩個層面，一個是立法層面，一個是司法層面，司法層面又分為實體法方面和程序法方面（2）。 本文旨在刑事訴訟程序的范疇內，論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輕輕”方面（輕緩刑事政策）在檢察環節的具體應用，兼議檢察機關可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二、輕緩刑事政策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作為“刑事法律制度的靈魂”，以刑法謙抑為其理念基礎，對于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都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是一個刑法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刑事訴訟法問題（3）。刑事訴訟程序從廣義上來講，不僅包括由法律規定的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所采用的具體方法、步驟、方式，也包括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遵循的原則，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享有的權利和義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正確適用輕緩刑事政策構成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對輕微犯罪采取以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為指導方向的輕緩刑事政策，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輕罪者，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資源，緩和負面情緒和社會沖突，這既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現實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司法手段，同時也符合世界范圍內“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兩極化發展的趨勢。
三、輕緩刑事政策的具體內容
輕緩刑事政策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應用可有多種形式，并于近年呈現不斷增加和擴大的趨勢。許多學者借鑒國外先進做法，結合中國國情以及司法實踐，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包括嚴格控制逮捕的法定條件、刑事和解、辯訴交易、暫緩起訴、擴大緩刑、罰金刑、管制刑的適用、提高財產型未遂犯的起刑數額、對公職人員適用資格刑、建立針對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訴訟制度、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案機制等等。限于水平和篇幅，本文僅就刑事和解、相對不起訴、社區矯正三項制度的相關內容進行論述。
（一）、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案件范圍
在前文中一再提到輕微刑事案件的概念。是否屬于輕微刑事案件，一般來說，直接關系到能否適用輕緩的刑事政策，因此對輕微刑事案件的界定至關重要（4）。我國的法律條款中雖然出現若干次輕微刑事案件的用語，但并未加以明確的定義，學界對此也無定論。筆者以為，對輕微刑事案件范圍的掌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慮：
首先，在案件類型上可以參照但不限于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四項規定的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的具體規定（5）；其次，在案件的證據上，應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認罪，且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檢察機關審查認定的事實和證據無異議；另外，在犯罪形態上，主要是偶犯，過失犯，中止犯，從犯，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犯罪，一時沖動犯罪等；最后，在犯罪的主體上，一般應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聾啞人、無再犯能力的殘疾人、老年人、孕婦或哺乳期的婦女等犯罪嫌疑人（6）。
（二）、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具體方式
1、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調停人調解（通常是司法工作者），受害人與加害人面對面商談后，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協議，體現的是恢復性司法的理念。刑事和解在檢察環節，也有司法實踐者提出，可表述為“犯罪發生后，在檢察官的主持下，使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對面地和解，以解決刑事糾紛，并由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7）。刑事和解有利于避免犯罪的標簽效應，防止被告人在判處監禁刑后“交叉感染”，同時提高了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中的地位，提升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滿意度，使加害人、被害人和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恢復犯罪前的正常狀態，是一種處理輕微犯罪案件的較好結案方式。
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程序需同時具備主觀要件與客觀要件。主觀要件是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辯和當事人雙方的和解自愿，客觀要件則指案件事實與證據方面的要求。具體可細分為以下幾個實質條件：犯罪嫌疑人作有罪答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和解協議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得到切實地履行；協議的內容不能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目前在檢察實踐中，經常采取以下做法：輕微刑事案件經公訴機關審查后，認為符合適用刑事和解條件的，委托基層人民調解組織進行調解，在被害人同意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并與之達成和解協議的基礎上，由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或建議偵查機關撤回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8）。
2、相對不起訴
相對不起訴或稱裁量不起訴的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可見，相對不起訴的前提是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只是由于具備法定情節，根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不予刑事處罰。該規定既賦予了檢察機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自由裁量的權力，也是對輕罪適用輕緩刑事政策在審查起訴工作中的體現。相對不起訴作為對輕微犯罪寬大處理的有效途徑，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背景下，應當實行“可訴可不訴的，不訴”的原則，但在過去的長期實踐中，相對不起訴并未引起檢察機關的足夠重視。有學者指出，“在實際運行中，檢察機關的裁量不起訴權是受到嚴格制約的，尤其是在追求起訴率的嚴打態勢下，裁量不起訴制度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9）。
3、社區矯正
隨著世界刑罰輕緩化趨勢的發展，非監禁刑在刑罰體系中占據的位置也愈加重要。非監禁刑是在監獄之外對犯罪人使用的刑事制裁方法的總和（10）。社區矯正作為非監禁刑的主體內容，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執行期限內，矯正社區服刑人員的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以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
我國的社區矯正工作始于2003年7月（11），矯正對象的范圍比較狹窄，即只適用于判處緩刑、假釋、管制、暫予監外執行和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從理論上來看，社區矯正不僅完善我國刑罰結構、體現了對犯罪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結合，而且有利于有利于罪犯回歸社會、順應行刑社會化的發展，符合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輕輕”精神。另外，根據有關部門對第一批改革試點工作的統計，“95％以上的社區服刑人員都能服從監督管理，積極接受教育，……社區服刑人員重新犯罪率不足1％” （12），實踐表明這項工作在降低再犯率、維護基層穩定、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了切實的作用。
四、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各地檢察院在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實踐中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涌現出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有些來源于相應法律規定的原則性、不明確和滯后，有些則產生于摸索創新的實踐過程中。下文簡要闡述其中幾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和相應對策，并指出檢察機關在其中應發揮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增加相應規定、規范工作程序
目前在立法層面，我國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在刑事自訴案件中，法院可以對被告人與被害人進行調解（13），而在近年的司法實踐中，在審查起訴階段由檢察機關進行的刑事和解比審判階段的實踐更廣泛。 例如在屬于輕微刑事案件的輕傷害案件方面，僅就北京市檢察機關而言，自2003年7月由北京市政法委下發了《關于北京市政法機關辦理輕傷害案件工作研討會紀要》后，北京市東城、西城、朝陽、海淀、豐臺、大興、昌平7個區的檢察院公訴部門共受理輕傷害案件4607件，檢察機關適用和解結案的共667件，和解適用率為14.5％，和解后，作撤案處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對不訴處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訴處理的僅4件（14）。在具體的工作程序方面，據筆者了解，各地檢察院的做法存在很大差異。有的檢察院實行主訴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或在承辦檢察官指導下，由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律師進行協商，或由承辦檢察官牽頭聯系雙方當事人所在社區的負責人或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以上種種嘗試極大地豐富了具有中國特色刑事和解制度的實踐，對維護社會穩定、節約訴訟資源、恢復社會秩序具有重大意義。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增加有關刑事和解的條文，對刑事和解的定義、執行主體、效力、條件、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在陳光中教授主持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第20條中就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殊值贊同。另外，有關部門亦應統一檢察機關在適用刑事和解過程中所應遵循的工作程序，無論最終采取何種方式，檢察機關在和解中處于何種地位，均應避免因地區差異造成的程序上的混亂和不公正。
（二）、相對不起訴：增加可操作性、擴大適用范圍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于相對不起訴的適用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檢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首先，在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中增設了原刑事訴訟法有關免于起訴規定中并不存在的“犯罪情節輕微”的限定條件；其次，何種行為屬于“犯罪情節輕微”，既無立法的明文規定，也無相關司法解釋，缺乏可操作性。另外在實踐中，如部分省、市對相對不起訴的適用率控制在一定比例之下，甚至作為考評起訴工作質量的一項重要指標，人為地限制相對不起訴的適用。
上述問題客觀上使得相對不起訴的適用率極低，不僅浪費了司法資源，更不利于發揮檢察機關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建議在相關法律法規或至少在指導性意見中，結合檢控實際，將“犯罪情節輕微”等適用標準具體化、明確化，以利于實際操作和統一標準，打消檢察官寧可以起訴方式來消除后患的顧慮；也有人建議我國司法實踐中擴大不起訴的范圍：擴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罰的犯罪，對于未成年涉嫌犯罪、過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訴裁量權的案件范圍擴大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罰（15）。筆者以為，雖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二款有關“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的條件過于嚴苛，但是如此大的跳躍發展仍顯得過于超前和急進，在適用相對不訴時，參照前文對于輕微刑事案件的界定似乎更為妥當些。另外，在事后處理方面，應在相關群眾或社區范圍內予以公開宣布，同時賦予檢察意見書一定的法律效力。主管機關應在一定期限內啟動行政處罰程序或由相關單位做好善后處理工作，對檢察意見書規定的內容消極懈怠的，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達到宣傳教育、以案釋法的目的，體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和諧統一。
（三）、社區矯正：增加緩刑適用、加強法律監督
我國社區矯正工作開展已有三年多的時間，尚屬于摸索實驗階段。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非監禁刑的執行沒有相應的配套法規，而僅有的《通知》和相關規定又非常原則、粗放；實行社區矯正的刑罰種類和數量太少；管理體制和管理責任不明確；缺乏對罪犯的權利保障及刑事獎勵的規定等（16），這些問題與當前輕緩刑事政策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筆者分以下三點闡述檢察機關在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中的作用。
首先，調查表明輕微刑事案件占基層檢察院刑事案件的相當比重，在某些地區甚至占到三分之一。而基層檢察機關長期從事刑罰執行監督工作，熟悉地區概況，對監外罪犯執法活動中容易產生的問題和工作薄弱環節比較了解，能為社區矯正工作提供有針對性的建議或整改意見。具體可以采取列席社區矯正領導小組和工作會議、幫助制訂并監督落實監護、報告、外出請銷假等制度、向公安機關或司法行政機關發出檢察建議書的方式加以指導和監督。各地基層檢察院在實踐中已經積累了一些比較成熟的做法和工作制度，在必要時完全可以加以調研并推廣（17）。
其次，檢察機關應在增加緩刑適用方面有所作為。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2000年全國的緩刑適用率為15.85%，2001年為14.71%（18），呈現一定的下降趨勢。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法官自由裁量決定是否適用緩刑，而檢察機關往往關注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決，絕少在提起公訴的同時要求對被告人宣告緩刑。有人建議在審判階段設置增設緩刑聽證程序，對緩刑宣告的權力進行重新配置，擴大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增加社會參與權，做到彼此分權，相互制約，以實現緩刑宣告的公正與公平（19），盡管這一設想在目前難以獲得立法支持，但檢察機關應在觀念上提高對緩刑適用的重視度，對符合輕緩刑事政策適用條件的案件積極提出量刑建議并予以監督和落實。
另外， 《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第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要加強法律監督，完善刑罰執行監督程序，保證社區矯正工作依法、公正地進行。據此，檢察機關應強化監外執行的動態監管，對社區矯正中的違法違紀現象要及時予以糾正或依法處理，同時對符合假釋、監外執行條件的，提請相關部門依法審查，做到該嚴則嚴，該寬則寬，促使矯正對象進一步加強自我教育改造，盡早實現再社會化。
結語：檢察機關作為刑事法律的執行主體和刑事政策的具體實施者，在辦理輕微刑事案件中應以輕緩刑事政策為指導，為依法治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1）蔡道通：《中國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載《刑事法評論》第11卷，陳興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4頁。
（2）黃京平：《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時代含義及實現方式》。該文進一步指出，在當前中國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更多應該關注的是司法層面的非犯罪化、輕刑化和非監禁化。http://www.readlife.com/hphtml/?thread-36862.html
（3）陳興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下）》，載于《法學雜志》2006年第2期，第24頁。
（4）另外有學者和司法實踐部門對輕微刑事案件理解更為寬泛一些，只要具備刑法規定的法定從輕或減輕處罰條件即可。
（5）八類案件即故意傷害案(輕傷)、重婚案、遺棄案、妨害通訊自由案、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侵犯知識產權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屬于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以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
（6）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幾條雖可以成為衡量輕罪案件的重要標準，但不能機械地適用，應根據社會犯罪形態的發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筆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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