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圣寅 ]——(2008-1-1) / 已閱20224次
趙 圣 寅
摘要:改革到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傳統意義上的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觀念，而恰恰是僵化的上層建筑嚴重束縛扭曲了現代中國社會轉型正常發展的可能性。
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生產和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式。
主題詞:法制 民主政治 社
以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為發端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伴隨著1993年以改革開放為主旋律的憲法修正和中共十四大、十六大的召開，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向了全面攻堅和綜合突破階段，民族的發展又面臨一新的關鍵時刻。
以歐美核心高科技、工業社會為主導的現代世界，帶動邊陲地區國家形成奔向未來的大趨勢。國際性經濟大循環、世界貿易全球多元化、統一市場機制、南北分工合作及美國導彈防御系統、代碼融合、納米等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構成了蔚為壯觀的全球新型文化社會和戰略格局。
可見，世界各國的競爭都是圍繞國際性市場展開的。在世界連為一體的時代，沒有市場競爭力就無法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事實上，一個國家在世界的地位是由其參與程度決定的，而世界意識則是一個國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條件。事情明擺著，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將面臨著中華民族被現代文明置后的最大風險。而如何提升加速社會的成熟轉型,促進生產力高強勁的發展環境,最終取決于科學運行即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體制,更準確地說,取決于政治文明化程度,而現代法制作為政治文明化的基本載體,也必然要求以法制的穩定性來保障社會轉型的有序性。
從不同角度看，如果說——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權力缺乏制衡！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
中國最大的問題......！
那么，這個“最大”的共性根源就是傳統僵化的——政治體制。從社會發展史看,政治體制是社會歷次變革的陰陽表,是社會轉型最基本的標志。與其說社會轉型，不如說是政治體制的改革。
改革開放二十八年來，我們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剩下的只有對舊體制的徹底改革。要改的就是經濟上的計劃管理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具體說，經濟體制改革要改的是如何還權，遵循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使不必要的行政權力退出經濟領域，使每個經濟主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政治體制改革要改的是如何分權，以加大立法、執法、監督、決策系統的民主含量。總之，不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其改革的共性動因都是由“集權”向“分權”的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恰恰相反，而是僵化的上層建筑嚴重束縛了現代中國的經濟及其他一切社會職能正常發展的可能。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從簡單的農業經濟系統過渡到復雜的城市經濟系統之后，經濟體制改革越出了單純的經濟范圍，廣泛的觸及到現定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引發了諸多潛在的社會矛盾碰闖，我們也更加深刻地感觸到我國社會種種弊端的根深蒂固和嚴重危害。要清除改革路上的各種障礙，自然就提出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任務能否成功，不僅取決于如何按照經濟規律變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而且最終取決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程度，也就是說，經濟體制改革決不是單一孤立的社會文化形態和單純的運動過程。因此，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而言，經濟體制的改革最終將觸及到政治體制的改革。而目前改革中的現狀是：
盡管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及經濟流動松動了，而僵化、集權的行政體制卻沒有相應的改革！
原有的單純行政性社會經濟秩序失敗了，而新的以憲法為核心的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立法體系和司法、監督、調控機制尚未建立起來！
明明中國的經濟是典型的“擴張型”經濟，即幾乎完全受到中國政治體制的束縛，卻偏偏只談改革“經濟體制”！
明明國家行政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在控制支配的意義上覆蓋了中國經濟、文化的職能領域，即政治一直是中國社會一切職能的中心，卻偏偏無視這一事實只強調一個“經濟中心”！
明明改革的價值取向是決策的分權制衡——民主多元化、依法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自由化、企業經濟職能——自主化、改革理論研討——自由化，而我們的決策者卻又猶抱琵琶半遮面！
明明中國公民缺少基本的人權保障，而一些改革者卻偏偏把中國人的注意力引向經濟改革，忽視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反而強調“義務本位”！
明明中國亟待改革中國社會職能全面行政化的政治體制以及由此所體現的缺乏具體責任承擔者的“公有制”，卻偏偏把改革的關鍵說成是理順價格、明確產權、效率低下！
總之，在中國，經濟是行政控制的經濟；教育是行政控制的教育；科研是行政控制的科研；文化是行政控制的文化；輿論是行政控制的輿論；執法是黨政控制的執法，也就是說，在社會職能全面行政化的今天，中國的改革沒有一個系統能與行政體制分開，也沒有一個系統不受體制制約的，這與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形成了背道而馳。
從權力的流通和支配、調控的角度看，不管是教育危機、能源危機、交通危機、人口危機、生態危機、權威危機、信仰危機、道德危機還是說基礎性危機、動力性危機，歸根到底是社會制度危機的輻射。因此，社會改革確立了政體改革在中國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現代世界先進國家，不在于他們有沒有危機、弊端、惡人和陰暗面，而在于他們又制約和消除這些危機、弊端、惡人和陰暗面的先進機制。華盛頓等開創的美國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屆制、競選制、美國憲法、嚴格的議會制、三權分立制、議會內部的辯論制、彈劾制、嚴格的法約意識等等，無疑為美國這個科技大國的崛起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曾在西方分權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五權分立學說，他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統稱為“治權”，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統稱為“民權”。孫中山先生真不愧是一個永遠令人敬仰的偉大的反封建極權專制的政治家。事實上，從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來看，真正結束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一點我們應該正視。
僵化體制的負效應是，權力統一一切，萬事皆決于“上”，“一個人”的思想加之不受制約的權力，一方面導致大量的重大決策誤入歧途；另一方面，造成了國家行政、執法、管理系統的官員愈來愈公開地憑借職權之便占有和索取非法利益并形成了權力崇拜和神秘，權力商品化，為了權錢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道德的敗壞、精神的墮落將會使改革所造成的阻力最終淹沒改革自身，對于這種現象的放任，無疑，對處于改革開放的中國來說，威脅是致命的。
從現代化國家的角度來看：嚴厲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公開、權力制衡、言論自由，是一個民族高度成熟的基本標志。
一、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告別人治，實現法治，以法治國，建立一個法治社會，這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五大報告指出：“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人類社會歷史證明，法治是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重要手段，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尺，是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和權威基礎。沒有社會的法治化就沒有社會的現代化。事實上，中國在歷經“文革”浩劫之后，也已發現“人治”的深重危機和“法治”的強健功能。因此，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加強立法工作。要嚴格執行憲法和法律，加強執法監督，堅決糾正以言代法，......”、“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環節，是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而這一切將又依賴于法治機制的運行。因為，法治是科學與民主合乎邏輯的發展和要求，是科學理性的表現和民主政治的保障。“法治不僅被用來保障和促進公民個人的民事和政治權利，而且要創造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條件，使個人的合法愿望和尊嚴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實現。”——《德里宣言》。沒有法制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權力就沒有制約。沒有民主，決策機構便很難聽到真知灼見，很難形成統一的共識。這是因為，真知灼見是眾多意見和建議經過研究、爭鳴、比較之后篩選出來的科學見解，并非“少數服從多數”的簡單相加。但離開法制講民主，就會把民主變成“空頭政治”或無規則的民主；離開民主講政治，就會把法治變成專制的法治。實行法治，意味著社會管理活動必須納入法制的軌道。這一點，中共十三大報告早就指出：“民主和專政的各個環節，都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其科學地定論：專政應納入法制的軌道，而不是把法治納入專政的軌道；專政所具有的暴力是公民的合法性意志表示，而不是專政賜予了法治的強制力。
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看：法治是經濟內在的需求，法治下的政治內容是經濟實力；人治則是政治的內在需求，人治下的政治內容是行政權力。如由于人治的無序更迭，發動的曠日持久的“文革”幾乎把中國推向了崩潰的邊緣，使中國本來先天不足的經濟大大倒退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實質上，市場經濟的建立，需要通過立法來完善和規范；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通過執法來調控和保障；市場經濟活動中出現的矛盾、糾紛，需要通過法律去界定和解決。總之，不論是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建設民主政治，都需要借助立法的形式樹立規則的——權威性；借助執法的力量保障規范的——制約力；借助監督的功能預警社會運作的是否——合法性；都需要把國家的管理和社會的運作納入法治，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也只有法治機制的運行跟上改革的步伐，才能保障政治、經濟系統的有序變革，才能實現《憲法》保障的人權——自由和《民法》保障的物權——平等；也只有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納入法治的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才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與合法性的完善結合。
僵化體制的副作用還表現在最高權力在自上而下的“寶塔”層次中歸屬于一個人。小平同志說：“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這個問題。”把一切權力集中到黨委，不僅妨礙了黨集中精力去考慮設計方針、路線、政策方面的大事，實際上不是加強了黨的絕對領導而是削弱了黨的領導。權力的頂峰是單純的命令發射源，其只發出權力信息而不接受信息反饋，其控制約束一切，而難以受其他一切的制約。這樣，在權力頂峰就形成了一個不受任何制約的“自由”盲區。小平同志1992年視察南方時說：“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中國要出問題，還是處在共產黨內部。”法律作為權力信息通道，既然沒有任何權力信息逆向權力頂端，因此，也就不存在可以約束權力獨斷的有利法律。在上述狀態下，《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難以成立，從而“法治”也就失去了依據。早在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過“一切又權力的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我們可以有一種政制，不強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強迫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許可的事。”因此，在中國這樣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行政權力無孔不入的“寶塔”體制下，加之，執法、監督系統的人財物都在生長在各級同級黨政的“懷抱里”，盡管我們從制度上建立了一套立法、司法和行政機關內部的監察、審計機構，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政治系統缺乏必要的權力制衡機制，實際權力仍過多的集中在黨政機關，由于受到黨政不分，以黨代改體制影響，政府自身監督的權力過多地被黨的組織代替。“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的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見《鄧小平文選》第289頁）”。因此，長官意志、以言代法、執法犯法的事例也就難以避免了。如當前執法系統存在的管轄上爭、立案上卡、調解上壓、裁決上偏、執行上難、濫罰亂罰、以罰代刑、地方保護主義、瀆職濫權、違法行政，有關行政訴訟法院身不由己等等，從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法不依和黨政干預的結果。故法國的孟德斯鳩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黑頭（法律）不如紅頭（上級文件），紅頭不如白頭（領導的條子），白頭不如口頭（領導當面批示）”的現象，就是政體僵化的鮮明寫照。
因此，我們認為：未來推行法治的最大障礙是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亂紀行為作斗爭或者直接地說，同集權政治作斗爭。對此，中國法制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張宗厚在1998年5月于珠海召開的“全國法學理論討論會”上提出：“現代法學，應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地、以憲政為前提、以權利義務為基本范疇、以權利為細胞或分析單元、以系統眼光和多維視野為分析方法的現代科學。”
二、人才是國際競爭的資本
現代國際競爭，從一定意義上講，是生產力的競爭，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但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是智力的競爭。人才、智力愈來愈成為社會生產力、經濟競爭力和國家綜合國力的關鍵因素。今天，誰擁有一支宏大、高質量的人才隊伍，誰就能在各種競爭中占據優勢，就有可能掌握未來。因此，高新技術革命的戰略對策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培養人才。
因此，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疾呼：應該提出“科技興國”的口號，“球籍”討論能加強民族的凝聚力。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振興經濟首先要振興科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振興經濟首先要振興科技，而振興科技健首先要振興教育，振興教育的最終目的將取決于人才效益的發揮，誰放棄了教育，就等于丟掉了未來。從教育效應的邏輯結構看，教育——人才——科技管理。在這個結構中，人才居核心地位。
可見,人才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最重要的資源,是新的生產力的開拓者,是精神文明的倡導者,是新社會誕生的推動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標志。人才能縮短在改革路上的摸索時間。依據一個國家的人才狀況，我們可以預測這個國家的未來。在嚴峻而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教育是最合算的投資”、“最有價值的資本是人”、“人的巨大希望在于能力”、“教育是發明創造的基地，是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動力”、“教育是經濟振興的強大后盾”。現代化國家認為：要保持在國際高科技上的競爭優勢，表現出來的是商品，而其強大的后盾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實驗室，是掌握最先進科學技術而應用于生產的各類人才，是培養和訓練人才的良好教育體系的制度。美國認為：“衡量知識密集型經濟競爭獲得成功的真正標準最終還在于人力資源的質量”、“在技術世界里，要想保持競爭力，只有解決教育和研究這兩大問題”、“教育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是與國際化和信息化相適應”。
（1993年5月）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馬俊如預言：“未來世紀各個產業的發展將主要依賴人的智力來推動。因此，可以肯定知識產業是新世紀最大的產業之一。毫無疑問，構成知識產業是新世紀最大的產業之一。毫無疑問，構成知識產業的人才將是世界激烈競爭的對象。”
但是，在人事管理和教育體制行政化的狀態下，出現了“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論資排輩、老人制、終身制、世襲制、裙帶制、唯親制，朝里有人管好做，外行領導內行等一連串人治現象。這是對科學赤裸裸的挑戰。對此，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黨和國家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在上述狀態下，尤其在“國有”單位的一些人和一些領導，他們關心的是升遷、擅長的是奉迎、用的是奴庸、嫉妒的是賢能；他們大權獨攬而又享用終身后世，無競爭之苦，無后顧之憂，當然不必三顧茅廬、招賢求才，倒是“智防”之心耿耿于懷。
僵化的人事體制嚴重壓制了自由公平競爭。在一些管理領域和少數權力者手中，社會機遇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長期以來，多少人在以錢得權，、以權得權、以權撈錢的大循環中拼命，他們拉關系，走后門、阿諛奉承、行賄受賄、徇私枉法、買官賣官、權錢交易、以公款為自己“開道鋪路”等等，總之，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伎倆都用到這種競爭上來了，這與封建極權又有什么兩樣呢？同時僵化的行政人事體制正是這種競爭的保護傘，這種“競爭”的實質是對“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徹底否定。
僵化的人事管理體制下，尤其在一些“國有”、“公有”制單位，在用人上，廣攬的是仆人而不是人才，仆人自然又喜歡有人做自己的奴才，從而人才也變成了奴才。知識分子開拓視野，戰勝物質、啟喚悲劇危機意識的使命在這樣的環境下被扼殺。僵化的行政權力對人才、教育的桎梏還表現在：權利、名譽、地位成了年齡的函數，管理、研究者老態龍鐘，非民主的權力形態、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人事管理缺乏流動性和內動力，教研分離，職稱高低成了對人的安撫，沒有科學的人才擇優渠道和評價尺度。教育的厄運還表現在全面行政干預、教育投資不足、挪卡教育經費，不足的經費伴隨著校內非教育性的亂支出，有限的投資加之亂建高樓館所，嚴重削弱了教育賴以運行的經濟能力。之外，還表現在知識分子待遇偏低以及在招生、分配、招工、就業、轉業安置、職級晉升、調遷等當中的關系競爭、權權交易、權錢交易等等。在上述狀態下，大大小小的“寶塔”衙門里，各個凡具有國家管理活動的階層里，都擠滿了官家的后裔，大凡官家的子弟都是天生的“優才”、“帥才”，不少真正的人才由于“先天不足”（即家庭無社會背景和經濟能力），大多數也只能成為瀕臨破產企業的難民。在千千萬萬的失業下崗工人中，皆黎民百姓也。這一切還在做過多的解釋嗎？這種狀況，一方面造成教育投資（人財物）內耗；另一方面導致機構臃腫、層層疊疊、因人設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公文成災、廢話連篇、官僚作風嚴重等等。
因此，我認為：“科技興國”、“教育立國”的口號喊得再響，只要僵化的行政人事管理體制不改，科技成果就難以轉化為生產力，教育、人才也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言論是社會改革的起點
依法開放輿論，天不會塌下來！
依法開放輿論，是社會改革的起點，是保證社會改革成功的最關鍵的前提，是為整個社會改革提供最有選擇價值的理論思維的最關鍵的政體改革的先進措施。新聞改革，作為政體改革的一部分，是一戶促互補的過程，客觀現實要求新聞改革必須率先突進即充分發揮改革理論的理性導向作用。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總理在視察《焦點訪談》是贈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
實質上，國家對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開放，是一項戰略投資工程，其良性社會效應是無法估量的。言論自由是現代化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是預報人類社會理性的警報器。沒有言論、出版、新聞自由，便沒有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便沒有全民族的危機意識，便沒有振興民族的最深層的原動力。人類理性的本質表現在科學，而科學最本質的功能在于預言，壓制意識形態系統，就是否定人類精神世界自身發展的客觀規率。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公開的理性警告即等于沒有社會科學。人類歷史早就鐵定地證明：壓抑從而喪失社會危機意識，其實就是壓抑、摧殘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剝奪公民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權，其實就是扼殺人類新生兒的“奶母”——（彌爾頓語）。輿論監督，是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利器之一。其對于發揮決策的反饋功能，對于表達和反映民意，對于權力授予者監督權力被授予者，對于增加政治透明度和廣大人民群眾獲得知情權、參政權、議政權，簡之，其對于民主政治的各個要件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僵化的行政體制把意識形態系統分級分塊分別至于各級行政專控之下，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識形態系統自身發展的規律，很不合理地用行政手段干擾文化、藝術、新聞、教育、科學等各界的實際業務活動，助長了極其有害的“權閥”作風。禁錮了思想家的思維，哲學家成了經學家；束縛了文學藝術家的手腳，藝術家成了生產定型產品的機器，現實主義成了體現某些人意志的代名詞。在個別同志看來，寫真實就是政治上和黨中央沒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反黨甚至被迫追究刑事責任；對西方某些社會科學的研討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敢說真話實話的文學家反而成了個別“政治家”的仇人，“雙百”的背后也常常令人心神不安、驚魂未定。多少年來，新聞報道成了“喜鵲”，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不絕于耳；假大空應有盡有樣樣俱全；否則，就是“烏鴉”，危言聳聽、做驚人之語，搞得人人自危、心煩意亂，整個社會蕭條乏力守舊。十年舉世無雙的“文革”就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有價值取向的意識形態難以成為改革的理性導向，中華民族感官，在一個強烈聲調的刺激下變得麻木了；追求真理、抨擊時弊的公正輿論消聲沉默了。因此，今天的僵化體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個社會的文化信息結構過分單一化。
言論自由不會危及政治穩定，相反，他會促進開明，保證真正的政治穩定。穩定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任何法治以外的非理性的高壓政策，恰恰不利于穩定。法治是對自由的保護和擴大，而絕不是對他的取消和限制，界定言論自由的唯一標準是法治，而非法律以外的限制。對此，國家體改委秘書長王仕元1993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市場經濟與機構改革研討會”上指出：“政府機構改革要逐漸由人治走向法治，以法律的穩定性來保障政治的穩定性”。事實上，現代法治的原則是“法無禁止即自由”。
獨裁大眾新聞傳播媒體，封鎖新聞言論自由，抵制理性文化輸入，對公開輿論和理性探討的控制，從而弱化了我國社會理論思維的力量，從根本上喪失了社會未來發展的全面預測能力，造成了積重難返的改革觀念障礙。社會改革的關鍵在體制，而體制改革的實質在于改造社會系統中文化信息的創生、流通和結構。
因此，我認為：必須解除行政權力對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禁錮，代之以法律調整。輿論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有獨立的職能意識形態領域。各種各類各層改革的思維、觀點、學術研究，只有通過“雙百”方式才能得到拓展，而“雙百”方針的真正兌現又必須依賴于依法自由的意識形態結構方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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