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廷霜 ]——(2008-3-17) / 已閱24413次
從民事訴訟法的修改
看民事檢察抗訴新抗點
——兼議民訴法修改后民行檢察工作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7年10月28日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實施在即（2008年4月1日起施行），這將民行檢察工作產生重大影響。盡快適應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準確把握民事檢察抗訴的新抗點，對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強民事審判監督、促進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民訴法修改后與民事檢察密切相關的若干內容
民事訴訟法作出的十九項修改，除一項涉及刪除原法第十九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外，其余十八項均直擊民事訴訟法首次出臺后，施行16年來飽受詬病的 “申訴難”、“執行難”問題。下面僅就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與民事檢察關系最為密切的主要針對“申訴難”而對審判監督程序部分作出的修改談談認識。
（一）完全保留的有2項（原法中的3項合并為2項）。即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二款：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或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二）對原法條文的表述進行改動，但精神未變的有1項。即原法中“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改為“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新的條文表述是采納了最高檢《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下稱《民行規則》）的表述“原判決裁定所認定的事實沒有證據或者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略作改動而成。
（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會議文件的規定而上升為法律條文的有7項。因最高法的司法解釋以往就是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的法律依據，現在上升為法律使我們的抗訴依據更加有力。
（1）“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四項）。這一項是根據最高法《全國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關于當前審判監督工作若干問題的紀要》（下稱《審監紀要》中規定“作為定案依據的主要證據未經當庭質證的”演變而來。
（2）“違反法律規定，管轄錯誤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七項）。這一項是根據《審監紀要》中規定“不屬法院受案范圍的”演變而來。
（3）“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審判人員沒有回避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八項）。這一項是由《審監紀要》中規定的“審判組織組成不合法”、“審理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應當回避而未回避的”兩項合并、演變而來。
（4）“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九項）這一項是根據《審監紀要》中規定“原審遺漏了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的”演變而來。
（5）“違反法律規定，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 （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十項）。這一項是最高法和最高檢多個司法解釋中都載有的“未經開庭審理而作出判決裁定的”規定演變而來。
（6）“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十一項）。這一項是最高法《民訴意見》、《審監紀要》和最高檢《民行規則》中都有的規定“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演變而來，新法條文中把“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刪除了。
（7）“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十一項）。這一項是根據最高法《關于規范人民法院再審立案的若干意見》第八條規定：“原裁判的主要事實依據被依法變更和撤銷的”規定演變而來。
（四）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的規定而上升為法律條文有3項。最高檢的司法解釋雖然是檢察機關法提出抗訴的依據，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有時并不將其作為審判依據，而出現了我們依其抗訴，但法院卻“不買賬”的尷尬局面。現在上升為法律，我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作為抗訴依據了。
（1）“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 （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三項）。這是根據最高檢《民行規則》第33條第三項“原判決裁定采信了偽證并作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的”規定演變而來。
（2）“對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這是根據最高檢《民行規則》第33條第四項：“原審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人民法院應予調查取證而未進行調查取證，影響原判決、裁定正確認定事實的”規定演變而來。
（3）“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十二項），這是根據最高檢《民行規則》第34條：“原判決遺漏訴訟請求或超出原告訴訟請求范圍判令被告承擔責任的”規定演變而來。
二、民訴法修改后民事檢察抗訴的新抗點
（一）檢察機關抗訴條件與當事人申請再審法院啟動再審程序的條件已完全統一。修正前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再審的五種情形和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抗訴的四種情形。法院決定再審的五種情形中，除第一項“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外，其他四項與抗訴條件完全相同。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正案改變了這種差別化做法，實行檢察機關抗訴理由與法院再審理由的完全統一，這就意味著“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將成為檢察機關抗訴新的抗點。
（二）“違反法律規定，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成為檢察院抗訴理由。之前，最高法和最高檢多個司法解釋都載有的“未經開庭審理而作出判決裁定的”為再審申訴和檢察院抗訴理由。未經開庭審理肯定是剝奪當事人的辯論權利的，此次修改使其將外延更大。就是說雖然開庭審理，但不允許當事人辯論的，也應依法再審。從這一點上講，新修改的民訴法擴大了檢察機關的抗訴范圍，成為檢察機關抗訴的新抗點。
（三）“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成為檢察機關辦理不服二審和再審裁判申訴案件的新抗點。新法條文中把“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的限制刪除了，我們認為，這樣更加合理。因為普通程序是與簡易程序相對應的，只存在于一審程序，這樣就限制了檢察機關對二審程序和再審程序中出現該情形提出抗訴，因此說，新法規定事實上擴大了檢察機關的監督范圍，為二審和再審出現該情形提出抗訴提供了法律依據，成為檢察機關辦理不服二審和再審裁判申訴案件的新抗點。
（四）申訴期限超過兩年的，有可能存在法定延長情形。修正后民訴法改變了對當事人申請再審期限一律為二年的“一刀切”式規定，增加了“二年后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以及發現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的規定。因此，在審查申訴人的申訴期限是否超過二年的同時，還要注意審查有無法定延長的情形。如有，則是檢察機關抗訴的理由之一。
三、需要引起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抗訴無須依當事人申訴的問題進一步得到確認。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抗訴條件是人民檢察院“發現”有規定的情形時應當提出抗訴，因此，人民檢察院啟動抗訴程序是依職權進行的，不以當事人的申訴為前提，這是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地位所決定的。但是，許多理論界和實務界人士卻認為當事人的申訴是檢察機關啟動抗訴程序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最高法的一些司法文件作出了許多限制性規定，如申訴人撤訴或按撤訴處理的，抗訴機關應撤回抗訴，不撤回的就裁定終結訴訟。
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將人民法院的再審立案條件進行了技術上的處理，即將原來的一總類分為兩種，一種是需要當事人申請的，即第一款規定的十三種情形，一種是不需要當事人申請而是依職權啟動的，即第二款規定的兩種情形(“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這說明，即便是嚴格奉行“不告不理原則”的人民法院，在決定再審立案時也不完全依當事人的申請為前提。修正案對檢察機關的抗訴繼續使用“發現” 一詞，更加確認了人民檢察院行使抗訴權啟動再審程序不以當事人的申訴為前提。修正后的民訴法對啟動再審程序須依當事人的申請還是依職權的劃分只針對法院，對檢察機關并無限制。因此，在以后的民行抗訴工作中確立這一觀念，免受一些不正確認識的干擾，無論是否有當事人申訴，一旦發現就依法抗訴。
（二）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再審期限有條件的延長，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的期限仍未作限制性規定。民訴法對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再審的期限作出了裁判生效后二年的規定，但修正前和修改后的民訴法對當事人向檢察機關申訴的期限都未作規定。從法理上講，法無明文禁止就可為，申訴作為公民的權利，只要沒有法律期限上的明確限定，公民申訴的期限就不受限制。但最高法的多個法律文件（如最高法的《審監紀要》）卻作出了公民超過兩年向檢察機關申訴，檢察機關抗訴的法院不受理的規定，這不僅是對公民權利的剝奪，也是用審判權對檢察權的干涉，是不合法的。在修正案中啟動再審的條件有一些是采用了最高法《審監紀要》的規定，但對檢察機關受理申訴兩年期限的規定并未采納，說明立法機關并不贊同限制當事人向檢察機關申訴有時間限制。因此，應由最高法對一些司法解釋及法律文件中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進行清理。但從再審程序上，審判權享有案件的最終決定權，位于訴訟程序的后位，在清理前，還得注意遵循最高法的這一規定。
（三）對發回再審后維持的判決再次提出抗訴的，再審法院的同級檢察機關如何報送案件將有變化。修正后民訴法將修正前的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款“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的判決、裁定，發現有前款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中的“應當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修改為“應當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這對于首次提請抗訴的案件的程序沒有多大影響，但對于再審維持案件再次提出抗訴的報送案件程序產生影響⑴。
例如，基層院對同級法院的判決提請上一級檢察院抗訴后，上一級檢察院的同級即中級法院發回再審，原審法院再審維持后基層檢察院欲再提請抗訴，按照原民訴法的規定，將案件報送至上一級檢察院，上一級檢察院再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請省級檢察院向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修正后的民訴法明確“應提請上級檢察院的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而提請抗訴權為作出生效判決的法院的同級檢察院即基層檢察院，那么基層檢察院就只能越過上一級檢察院，直接提請省級檢察院抗訴。這將打破現行檢察機關層級報送的辦案體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亟待上級檢察機關研究指示。
注釋：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法復（1995）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維持原裁判的民事、經濟、行政案件，人民檢察院再次提出抗訴應否受理問題的批復》中 “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提出抗訴的，無論是同級人民法院再審還是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凡作出維持原裁判的判決、裁定后，原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再次提出抗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的上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的意見，對再次抗訴的須提級抗。即若原審為基層法院的一審，首次抗訴權是基層檢察院的上級檢察院，再次抗訴權則是省級檢察院。
作者：山東省臨邑縣檢察院
徐廷霜（民行科長）
王 健（研究室）
0534-3011633 13573442936
